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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之本必先立本本丰则末茂的意思(文章之道必先立本本丰则为茂意思)

导语:姚鼐:文章之原,本乎天地(上)韦力撰

桐城三祖分别指的是方苞、刘大櫆和姚鼐。桐城派的成立,其实是到了姚鼐这里才最终形成,而他创立桐城派的主要动机之一,竟然是为了跟以戴震为首的古文经学派一较高下。

姚鼐参加科考也不容易,到第六次才考中进士,这已经是乾隆二十八年的事了。而后他在刑部任职,到了乾隆三十八年,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为了能够修出古今第一大丛书,朝廷动用了各方面力量来招揽人才,当时四库馆的主要负责人是刘统勋和朱筠,他们把姚鼐招了进来,而姚鼐并不是翰林出身。在整个四库馆的正式工作人员中,非翰林出身的纂修者仅八位,由此可看,姚鼐当时在朝中已经有了不小的文名。

姚鼐在四库馆内工作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这个阶段他跟戴震算是同事,早在之前的乾隆二十年,也就是姚鼐二十四岁的时候,他就给比自己大九岁的戴震写过一封信。那时姚鼐已经是举人身份,而戴震只是位秀才,但戴震已经有了《考工记图》《尔雅文字考》和《诗补传》等多部重要学术著作问世,为此姚鼐主动提出希望拜戴震为师,并且在信中直接称呼戴震为“夫子”。

姚鼐撰《惜抱先生尺牍》八卷,清宣统元年小万柳堂刻本,书牌

姚鼐撰《惜抱先生尺牍》八卷,清宣统元年小万柳堂刻本,卷首

戴震收到姚鼐的信后,显然不愿意收这位姚举人为徒,于是乎,他就回了一封信婉拒之,这就是著名的《与姚孝廉姬传书》。此信中有这样一个段落:“至欲以仆为师,则别有说。非徒自顾不足为师,亦非谓所学如足下,断然以不敏谢也。古之所谓友,固分师之半。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苟有过则相规,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谓,固大善。昨辱简,自谦太过,称夫子,非所敢当之,谨奉缴。承示文论延陵季子处,识数识,并《考工记图》呈上,乞教正也。”戴震在这里说得的确很婉转,他说自己不能做姚的老师,他只想跟对方做朋友,当然,文中他还说了许多的客气话。后世研究戴震时,常常会提到这封信,以此来说明作为汉学派的戴震坚决不收以程朱学派为圭臬的姚鼐。

相比较而言,周中明的说法比较客观,他在《姚鼐研究》一书中认为,戴震拒绝做姚鼐之师,并非是戴对姚有看法,周中明在书中引用了段玉裁所著的《东原年谱》上的一段话:“(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四十四岁。入都会试不第,居新安会馆。始,玉裁癸未请业于先生,既先生南归,玉裁以札问安,遂自称弟子。先生是年至京面辞之,复于札内辞之。又有一札云:‘上年承赐札,弟收藏俟缴,至离舍时,匆匆检寻不出。在吾兄实出于好学之盛心,弟亦非谦退不敢也。古人所谓友,原有相师之义,我辈但还古之友道可耳,今将来札奉缴。’观于姬传及玉裁之事,可以见先生之用心矣。直至己丑相谒,先生乃勉从之。”看来当年段玉裁也向戴提出做他的弟子,而戴震也同样拒绝了,而后是段三番五次地提出,戴才接受了这位弟子。

段玉裁可以说是戴震弟子中名气最大的一位,也是最尊师的一位,他成为戴震的弟子都这么不容易,更何况跟戴并不熟识的姚鼐了,于是周中明作出的结论为:“可见不愿以师自居,而坚持‘古之友道’、‘原有相师之义’,这乃是戴震为人的优秀品格,绝非因姚鼐尊崇程朱而拒绝其拜师之求。”

姚鼐在四库馆里也做了些考据方面的文章,并且还帮助戴震作研究找出过史料佐证。比如戴震最著名的考据结论“横披四表”,戴经过一番考证,更正了这千古之讹,而后戴震在考证的后面做了一段附记:“丁丑仲秋,钱太史晓征为余举一证曰:《后汉书》有‘横被四表,昭假上下’语。检之《冯异传》,永初六年安帝诏也。姚孝廉姬传又为余举班孟坚《西都赋》‘横被六合’。壬午孟冬,余族弟受堂举《汉书·王莽传》‘昔唐尧横被四表’,尤显确。”戴震说钱大昕曾经在史书中帮他找到了一条证据,而后姚鼐又从一篇古文中也找到了佐证他判断的依据。戴震将他人给自己提供的帮助分记于此,正是他人品的表现,以此来不没他们帮助之功,但从一个侧面也可以说当年姚鼐跟戴震的关系处得还很不错。

朋友间交往的最好状态是彼此有所长进,这就是所说的益友。姚鼐在考据学上帮着戴震找依据,而戴震对他的劝告,也对他后来的文风醇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早年姚鼐也喜欢作词,但他听了戴震的劝告后,再没有写过这类的作品。而姚鼐并不讳言这件事,他在《惜抱轩诗集》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词学以浙中为盛,余少时尝效焉。一日,嘉定王凤喈语休宁戴东原曰:“吾昔畏姬传,今不畏之矣。”东原曰:“何耶?”凤喈曰:“彼好多能,见人一长,辄思并之。夫专力则精,杂学则粗,故不足畏也。”东原以见告。余悚其言,多所舍弃,词其一也。

这位王鸣盛挺有意思,他对姚鼐有看法,却不直接说,而是通过戴震转达。而戴也很有趣,他直接把自己跟王鸣盛的对话描述给姚鼐听,王鸣盛说,他当年视姚鼐为畏友,今天却不再怕了,戴问他为什么,王说,姚鼐特别好学,他只要看到别人有长处,他就想跟人家去学习,这么下去的话,他的学问会越来越驳杂,所以我不再怕他了。姚鼐听到了这段描述后,果断地放弃了对词的写作,专心致志地写他的文章,于是,他成了天下数一数二的文章大家。这段话虽然是戴震转述的王鸣盛的说法,也说不定这就是戴震自己的观念,因为他做考据学,研究历史问题,就是走的专精一路,也许他担心姚鼐没面子,所以就说是王鸣盛所言。

掩于竹林之中

在四库馆内待了两年,姚鼐就辞职回乡了。他离开四库馆的原因,后世大多解读为受到了古文经学派的排挤,因为那时的四库馆已经成为了汉学派的大本营,而姚鼐在里面人单势孤。关于这段事,史书中多有记载,我引用《皖志列传稿·姚鼐传》中的一段说法:“而纪昀以诡辩小慧博上眷,直文渊阁事,总纂书局,尤喜隐诋宋儒,以哗世盗名。鼐独以汉儒承秦灭学之后,始立专门,各抱一经,师弟传受,侪偶怨怒,嫉妒不相通晓。”显然此稿的作者是宋学派,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桐城派的人物,因为他完全无视纪晓岚对《四库全书》所作出的贡献,但从另一个侧面,也点出姚鼐离开四库馆的主要原因之一。

姚鼐晚年对戴震的骂语越来越多,从而也让人们印证了他在四库馆中是何等的受排挤,尤其姚鼐所写的《再复简斋书》中的一段话:

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岂必曲从之哉?程朱亦岂不欲后人为论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诋毁之,讪笑之,是诋讪父师也。且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学,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

这段话也同样被后世广泛引用,此话中姚鼐不但申明程朱理学是何等的重要,并且说程朱就如同父师,如果诋毁程朱,那就是诋毁父师,他认为诋毁程朱的人没有好下场,他在文中点出了四个人名,其中之一就是戴震,他说这四个人都无后,就是因为他们不尊重程朱。以没有后代来诅咒他人,这在那个时代堪称骂人的极致,即此也可知道姚鼐对戴震等古文经学派的人痛恨到了什么程度。

尽管姚鼐对汉学派的人如此痛恨,但他仍然关心《四库全书》的编纂结果。他在编写初期的前两年就已经离开了四库馆,而这部大书编了十年之久,此后姚鼐一直让人想办法帮他弄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后他终于得到了一部,于是他又展开了批判,姚鼐在《与胡雒君》的一封尺牍中说:“去秋始得《四库全书目》一部,阅之其持论大不公平。鼐在京时,尚未见纪晓岚猖獗若此之甚,今观此则略无忌惮矣,岂不为世道忧邪?鼐老矣,望海内诸贤尚能救其敝也。”他认为四库全书编得太不公平了,这都是纪晓岚肆无忌惮的结果,也就是《四库全书》中以收汉学家的著作为主。

既然姚鼐对纪晓岚、戴震等古文经学人物是如此的痛恨,那他是怎样回应的呢?姚鼐回到桐城后经过一番思索,他决定组织一个新的文学派别,以此来跟乾嘉学派抗衡,这个派别就是后世大受称道的桐城派。王达敏在《姚鼐与乾嘉学派》一书中也是这样认为:“正是在汉宋之争中,姚鼐萌生了开宗立派的意识,重新把为学重心从考据调整到早年溺爱的辞章。告退之后,姚鼐栖息于东南书院四十年,构建文统、创辟理论、埋首写作、培育传人,集中精力创建桐城派。而其每一项建派工作,都包含着对抗汉学派的深刻动机。”

姚鼐撰《惜抱轩今体诗选》十八卷,清同治五年金陵书局刻本,内页一

姚鼐撰《惜抱轩今体诗选》十八卷,清同治五年金陵书局刻本,内页二

但是周中明却认为,姚鼐离开四库馆,主要原因并不是受到了汉学派的排挤,他以姚鼐在离开时所写的一首诗《乙未春出都留别同馆诸君》为证:

同承天诏发遗编,对案常餐少府钱。

海内文章皆辐凑,坐中人物似珠联。

三春红药熏衣上,两度槐黄落砚前。

归向渔樵谈盛事,平生奉教得群贤。

姚的这首诗写得没有一点怨气,他把馆内的同僚称之为“珠联”和“群贤”,故而周中明认为姚鼐在四库馆里跟同事们处得关系还不错。对于这一点,《惜抱轩尺牍》卷一收有《与人书》之二,在这封信中姚鼐说:“鼐自归来……想与晓岚、鱼门诸先生谈宴极欢,时必念及愚鄙,然瞻近之期始终无日。”看来姚鼐在离开四库馆后还在惦念着纪晓岚,更何况在纪晓岚的文集里也收录了一篇他写给姚鼐的信,此信的题目是《题姚姬传书左墨溪事后》,该信中的一个段落为:“余感墨溪能为人所不能为,而姬传之文又足阐发其隐微,读之,使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因题数语于后,以著墨溪非矫激,姬传非标榜焉。”纪晓岚在这里夸赞姚鼐的文章写得不错。经过这番引用,周中明的结论是:“与四库馆同僚的学术分歧,似不足以使姚鼐非辞官不可,充其量这只是姚鼐离开四库馆的原因,而未必是他永远离开官场‘引退’的主要原因。”

那既然不是如此,周中明认为是怎样的呢?他在该书中也引用了历史上多个不同的猜测,而后一一予以了辨析,最终周中明先生的结论是说:“是由于他厌恶封建官场的腐朽险恶和坚持自己的个性独立自由而‘不堪世用’。其实质,虽不能说是跟当权的封建统治者完全决裂,那至少也是跟他们拉开了距离;他拒绝跟他们沆瀣一气,同流合污。”这样的结论读来太过高大上了。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在那种大范围下,是否能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没落,那也只能让后人去做各种各样的猜测与解读了。

关于姚鼐的文章,后世大多将其总结为“以诗为文”。这种说法首见于吴孟复所做的《桐城派述论》:“以诗为文,在于神韵。姚之论文,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以神居首,重在韵味。”关于怎样的以诗为文,周中明在书中举出的例子是姚鼐所作的《答翁学士书》中的一个片段:

鼐闻今天下之善射者,其法曰:“平肩臂,正脰,腰以上直,腰以下反勾磬折,支左诎右。其释矢也,身如槁木。苟非是,不可以射。”师弟子相授受,皆若此而已。及至索伦、蒙古人之射,倾首、欹肩、偻背,发则口目皆动,见者莫不笑之,然而索伦、蒙古之射远,贯深而命中,世之射者常不逮也。然则射,非有定法,亦明矣。

姚鼐不同意翁方纲有着所谓的为文之法,他认为做文章结果最重要,其实方式并不用那么讲求。但是姚鼐的这番反驳却是用形象的射箭来比喻,他的这段话写得的确有趣。姚说他听说天下能把箭射得很准的人,必须要严格的尊奉一套特殊的程序,比如要端平肩,要收腰,以及一系列完整的运作,故而很多人认为要能射好箭,必须依足这些程序。可是接着又说,他看到了蒙古人射箭,却完全不尊奉这套技法,以行家的眼光来看,这些蒙古人的射箭一点都没有美感,然而没想到的是,这些人勾着背,耸着肩,嘴中还念念有辞,结果射出去的箭同样很准。而姚鼐正是用这种形象的对比法,来反驳对方,从而也就可以看出,他写文章的高超技巧在哪里。

姚鼐写的文章,名气最大的一篇,当数《登泰山记》,我引用此文中的一段如

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绕泰安城下,郦道元所谓环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巅。古时登山,循东谷入,道有天门。东谷者,古谓之天门溪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者,世皆谓之天门云。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对于这篇文章,王先谦在《续古文辞类纂》中将其总结为“典要凝括”,同时其又称 “具此神力,方许作大文。世多有登岳,辄作,读此当为搁笔”。王先谦在这里几乎把这篇《登泰山记》视之为五岳游记的最佳作品了。

《云根山馆诗集》三卷,清嘉庆间稿本,姚鼐题

对于文章的态度,姚鼐在《复汪进士辉祖书》中说道:

鼐性鲁知暗,不识人情向背之变、时务进退之宜,与物乖忤,坐守穷约,独仰慕古人之谊,而窃好其文辞。夫古人之文,岂第文焉而已,明道义、维风俗以诏世者,君子之志;而辞足以尽其志者,君子之文也。达其辞则道以明,昧于文则志以晦。鼐之求此数年矣。瞻于目,诵于口,而书于手,较其离合而量剂其轻重多寡,朝为而夕复,捐嗜舍欲,虽蒙流俗讪笑而不耻者,以为古人之志远矣,苟吾得之,若坐阶席而接其音貌,安得不乐而愿日与为徒也。

姚谦称自己不谙世事,不懂人情,所以只能固守贫穷,然而他却羡慕古人之间的交往,尤其喜好古文辞。姚认为古人文章写得好,并不单纯是因为写作技巧,更为重要者,是这些文章能够表达出道义、观念及社会风尚,作者首先是君子,才能写出君子的文风。姚鼐说他几十年来就追求这样的境界,虽然他的这种作法不被人理解,但他并不介意,他通过读古人的文章,感觉到了自己与那些人有了心灵上的沟通,他觉得这种读书状态很令自己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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