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诞生地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鄂嫩河-克鲁伦河）

游牧、农耕和采集渔猎是在人类进入工业社会的三大生活方式，而在东亚，游牧部族主要集中在蒙古高原。但蒙古高原并非是一处水草肥美的牧场，根据气候、山川以及部族的分布，蒙古高原分为三大板块：西部的大湖盆地、北部的鄂尔浑河-色楞格河流域和东部的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特别是后者，曾是中国历史上建立过统一政权的五个少数民族的四个：鲜卑、契丹、女真和蒙古族的龙兴之地。

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是中国历史上建立过政权的五个少数民族的四个：鲜卑、契丹、女真和蒙古族的龙兴之地。

那么既是龙兴之地，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为何却在蒙古高原内部板块的竞争中败于鄂尔浑河-色楞格河流域，没能成为蒙古草原的地缘中心呢？要解答这个疑问，我们需要先了解克鲁伦河和鄂嫩河的概况。鄂嫩河又名“斡难河”，发源于小肯特山东麓，北流经石勒喀河，汇入黑龙江。全长808公里，但在蒙古国境内仅有298公里，剩余全在俄罗斯境内。不过鄂嫩河的位置较为偏北，且下游西伯利亚针叶林广布，渔猎成分浓厚，所以参与地缘角力的主要是鄂嫩河上游的草原地区，1206年成吉思汗便即位于此。

克鲁伦河河道宽60-70米但不深且九曲回肠，宛若一条蓝色的哈达缠绕在平坦辽阔的东部草原上。

至于克鲁伦河，是蒙古高原东部河流中，位置最靠南且纬度最低的，其源头在肯特山（即狼居胥山）东麓，一路向东注入呼伦湖，是黑龙江的南源。克鲁伦河全长1264公里，流域面积7153平方公里，河道宽60-70米但不深且九曲回肠，宛若一条蓝色的哈达缠绕在平坦辽阔的东部草原上，其下游便是景观最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所以这里一直是众多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

克鲁伦河是成吉思汗所出的蒙古乞颜部以及塔塔儿部、弘吉剌部的原始驻牧地在这里，有“蒙古人母亲河”之称。

不只是成吉思汗所出的蒙古乞颜部以及塔塔儿部、弘吉剌部的原始驻牧地在这里，以至克鲁伦河有“蒙古人母亲河”之称，其实更早见诸史籍的东胡也是在这里发迹。不过东胡属于部落联盟，包括了当时族属相同而名号不一的大小部落，自商代初年到西汉，大约存在了1300年，与东北汉族、濊貊（迁朝鲜半岛）、肃慎（通古斯诸族祖先）并称为古代东北四大民族。公元前206年，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退居乌桓山（大兴安岭南端）的一支称为乌桓，退居鲜卑山（大兴安岭北段）的一支称鲜卑。

之后匈奴帝国便接管了鄂嫩河-克鲁伦河这片东部草原，成为匈奴左贤王的辖地。前面我们解读蒙古高原西部的大湖盆地时曾讲过，在匈奴帝国的内部统治体系中，右贤王管辖匈奴右翼诸王领地，核心区域在河西走廊及蒙古大湖盆地，包括唐努乌梁海；单于王庭自领鄂尔浑河-色楞格河流域，以及后来南下占领的阴山-河套一带；而统辖匈奴左翼诸王之首便是左贤王，领地核心区便是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

在匈奴的政治体系中，左贤王的地位仅次于大单于，位居右贤王之上，往往由匈奴帝国汗位的继承者担任。

而且在匈奴的政治体系中，左贤王的地位仅次于大单于，位居右贤王之上（李陵降匈后被封为右贤王，管理匈奴右翼领地），其担任左贤王的人选也往往是匈奴帝国汗位的继承者，也就是未来的大单于，由此可见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对整个游牧帝国的重要性。当然，其重要性不仅是这里有大片可供游牧的优质牧场，还在于这里连接大兴安岭西侧的草原走廊，即呼伦贝尔大草原和锡林郭勒草原，这是游牧民族南下劫掠汉地的最佳通道。

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连接的大兴安岭西侧的草原走廊，是游牧民族南下劫掠汉地的最佳通道。

但在蒙古高原内部的地缘竞争中，鄂尔浑河-色楞格河流域还是被当作比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更高一级的板块来经营，这里除了前者位于蒙古高原的地理中心，方便兼顾东西之外，还在于克鲁伦河流域原本就是众多游牧部落的驻牧地，而且这些大大小小的部落，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草场。即便这些部落被更强的游牧民族击败后，按照草原惯例，无外乎就是被拆散并入嫡系部落，或者成建制的加入新崛起的草原帝国，成为其刀剑。

乌桓选择臣服匈奴，听从匈奴大单于的军事调遣，作为回馈，乌桓被允许从乌桓山上迁徙到西拉木伦河流域游牧。

不过这样做的好处是能迅速地壮大己方实力，坏处便是忠诚度不高，一旦帝国实力下滑，控制力变弱，这些保留着自己部族文化的归降者便会很容易反噬帝国。对匈奴而言，东胡部落联盟中的乌桓便是如此。当东胡被冒顿单于击溃后，乌桓选择臣服匈奴，听从大单于的军事调遣，作为回馈，乌桓被允许从乌桓山上迁徙到西拉木伦河流域游牧。之后汉匈大战，匈奴被卫青、霍去病歼灭了大量有生力量，实力大减，本为匈奴左贤王部前哨的乌桓转而依附汉朝，成为对付匈奴的帮手。

公元49年汉朝为免使乌桓遭到匈奴报复，将其内迁至关内的辽东、渔阳及朔方等边缘十郡，后来分化为若干部落。

不过乌桓的命运也自此发生巨大变化，汉朝为了免使乌桓遭到匈奴报复，便于公元49年将其内迁至关内的辽东、渔阳及朔方等边缘十郡，后来分化为若干部落，各自为政，一直没形成统一的部落联盟。到建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最后一任大单于蹋顿在白狼山之战中被张辽斩杀。乌桓自此散落，分别被汉、鲜卑、铁勒等族同化，三国时期曹操的骑兵部队还吸纳不少乌桓降兵。

东胡另一支的鲜卑，自从匈奴西迁后，从大兴安岭走出，接收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的东胡故地，成为草原王者。

至于东胡另一支的鲜卑，自从退入大鲜卑山之后，也接受了从游牧转渔猎的生活方式，在整个汉匈大战的百余年一直躲在密林中扮演着路人甲的角色。直到匈奴在汉朝的连续打击下走向分裂，一部分西迁远遁，一部分南下归附，才从大兴安岭走出来，接收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的东胡故地，一举成为继匈奴之后又一个在北方草原崛起的游牧民族。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东起辽东、西至青藏高原的辽阔大地上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西秦、西燕、南凉、南燕、吐谷浑、代国、北魏、东魏、西魏、北周12个地方政权。

克鲁伦河流域与大兴安岭西侧的草原走廊并不存在什么地理上的阻隔，极易受到农耕政权的反击。

所以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靠近渔猎民族的领地，一方面为那些失意的游牧部落提供了庇护所，另外一方面也为草原游牧帝国将政治中心放置在这里埋下了隐患，而且克鲁伦河流域与大兴安岭西侧的草原走廊并不存在什么地理上的阻隔，不像鄂尔浑河-色楞格河流域与阴山以南的农耕政权隔着蒙古戈壁作为屏障，所以也极易受到农耕政权的反击。

从战略安全上考虑，克鲁伦河流域显然不如鄂尔浑河-色楞格河流域板块安全。

1387年明朝就在此流域打响了终结元朝的捕鱼儿海之战（即贝尔湖），蒙元十万兵力被蓝玉围歼，并俘获北元后妃及次子地保奴、公主等达官贵人近3千人。所以从战略安全上考虑，克鲁伦河流域显然不如鄂尔浑河-色楞格河流域板块安全。

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所拥有的广袤草原，也决定了此地依然是蒙古高原内部地缘中不可忽视的一极。

但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所拥有的广袤草原，也决定了此地依然是蒙古高原内部地缘中不可忽视的一极。那么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的中心又在什么地方呢？这个下期再叙。

上期回顾：鄂尔浑河-色楞格河不只是蒙古国的母亲河，更是蒙古高原的地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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