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衡之于轻重也(犹引绳墨以持曲直是什么意思)
导语：“犹衡于轻重，绳墨于曲直”，明代君臣礼仪与礼制话语权的争夺
前言在儒家思想中，礼制服务于帝王，是统治者重要的政治手段。
历史上，礼制话语权并不是一直掌控在帝王手中。
随着历史的发展，礼制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在一些因素的影响下，礼制话语权经常会有变动。
那么，明代的礼制话语权是怎样变化的呢？
一、明朝前期“礼制话语权”的出现一般来说，皇帝是拥有最高礼制话语权的人。在实际的情形中，却往往会出现些许偏差，部分皇帝缺少足够的礼学知识，缺乏制礼的能力。
杰出的儒学大臣凭借着丰富的礼学知识，在礼仪的讨论中获得主动权。如此一来，皇帝的礼制权便会下移。
朱元璋草莽出身，是一个平民皇帝，对礼仪的研究自然比不上儒学大臣。在建国之初，只能将礼制话语权授予一批儒学大臣，让他们来制定礼仪制度。
洪武三年，著作《大名集礼》就是明初儒士们广集思想所编制的，儒士们倾向于上古礼义，特别是周代礼制。这样的礼制大体上适应了皇权政治的需要，但过去的礼制放在明代，难免有一些不适合的地方。
朱元璋在深入学习了礼学知识之后，也发现了礼制的不足。他用天子的政治魄力，大胆突破周朝礼仪的束缚，重新建立一套天子的最高礼制权威。
《明太祖文集》记载：“致斋三日而供三犊，所费太奢。周官之法不行于后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朱元璋第一次用皇帝的权威否定了周制的神圣性，在后来的诸多事物中，朱元璋和大臣之间在礼仪的讨论中出现了分歧，但是由于君臣间政治权势的悬殊，还远远达不到礼仪冲突的程度。
朱元璋并没有粗暴的独断礼制，而是先从理论上否定了崇尚古礼的标准，重新夺回了礼制话语权。
比如孙贵妃薨逝，大臣们讨论丧服制度，儒臣们都认为应该以《周礼》、《仪礼》为标准，“父在，为母服期年，若庶母则无服。”
这突出表现了崇尚周制的集体统一性。朱元璋认为不能完全按照古礼来执行，《周礼》、《议礼》只能作为参考，不能是绝对的标准。
他以古人母丧之论作为佐证，“凡四十二人，愿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这说明为母亲服丧三年才是“天理人情之所安”。
朱元璋亲制序文，重新制定礼制标准。序文中一方面批评了儒臣墨守周礼的做法，“迂儒俗士，果不识时务”，另一方面则强调了“礼出于天子”的思想，重新树立了天子的礼制权威。
后来，朱元璋从时务、人情和礼制的现实可行性出发，再次在主要祭祀上突破周制束缚，进行了结构调整。将天地、社稷的祭祀由周朝的分祀改为合祀；太庙弃用周朝的“都官之制”，改用唐宋的“同堂异室”之制。
朱元璋的这些改变不再以周礼为标准，基本上没有再受到儒臣的反对。可见，朱元璋已经完全主导了礼制话语权。
在君权独尊的政治前提下，洪武朝的礼制话语权还是在于皇帝，只是由于皇帝的礼学知识不足才假于大臣，但儒臣制定的礼制既不符合当下的需要，也不符合皇权的利益。
因此，朱元璋在礼学知识逐渐充实之后夺回了礼制话语权。这也说明，皇权优先于礼制，礼制只是辅佐皇权的工具。
二、君臣在礼制方面产生冲突洪武朝之后，明朝政治的重心由开创转变成守成，在礼制方面谨守祖宗成法，不需要太多创新，儒臣扮演的则是礼制与祖制的执行者和捍卫者的角色。
《明伦大典》记载：“朕篡承鸿绪，祖述成宪，凡宗庙朝廷之礼，壹惟组训是遵。”
成化之前，国家礼制大体上按照已有的礼制运行，也能根据皇权的需要作出调整和变通。如建文帝继位，追尊其父懿文太子为兴宗，入太庙享祀。成祖夺取皇位之后，又恢复了懿文太子的谥号，迁出太庙，改置于陵园。
这些礼制措施都没有祖制可以依循，也不太符合儒家礼制规则。但这些行为却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说明当时的礼制运行还是以皇权为先，服务于皇权。
成化时情况出现扭转，儒臣开始将礼制的规则置于皇权之上，首次出现了集体争礼的现象。
成化四年，英宗嫡后慈懿皇太后去世，按照当时的礼制应该合葬裕陵，袱入太庙，但是宪宗想要让自己的生母周太后合葬袱庙，把皇太后安葬在其他地方。这种行为不符合礼制，遭到了群臣的反对。
大学士彭时认为，一方面承认本朝“有二太后方自今始”，没有祖制可以依循，那么“陵庙之制亦当自今日”；另一方面，认为制定礼制要“考诸古、协诸义以行之”，按照这个标准，慈懿皇太后合葬府庙乃“古今不易之理”，周太后日后亦可“同在陵墓，不相妨碍”。
为了让皇帝批准，众臣跪在文华门前，从9点一直到17点，宪宗无奈只得答应了群臣的请求。
这是明代君臣之间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礼仪冲突。可以看做是明朝百官争礼的开始，由周太后的跋扈独断引起，皇室袱葬制度发生改变。
皇帝首次失去了礼制的决定权，儒臣仍然把古礼作为标准，但是在礼制最终由谁决定的问题上，因为政治生态的变化而呈现出了不同的态势。
从君臣力量消长来看，宪宗是中材之主，个人权威远不如太祖，皇权有所削弱。随着科举的兴盛，儒臣群体的队伍不断壮大，力量得到增强。
其次，儒家制度深入人心，在这次的事件当中，儒臣固然是争礼的主力，但以魏国公为首勋臣和武官也加入了争礼的行列。没有人站在皇帝和周太后那一边。
成化之后，以谏诤为忠的政治风气逐渐形成。文武群臣不仅踊跃争礼，还集体采用跪伏阙门这种激进的方式，对皇帝施加压力，使得皇帝不得不接受群臣的主张。
虽然儒臣也对皇帝的礼制需求做出了让步，但也都在礼制规则所能允许的范围内，礼制话语权再次出现由君到臣的转变。
三、君臣的礼仪交锋，帝王夺回礼制话语权世宗继位之初，杨廷和就以阁老的身份，掌控了礼制话语权。对继位礼仪、奉迎生母礼仪和世宗祖母丧礼做出了强势的安排。
后来杨廷和致仕，世宗为了重新夺回话语权，扶持新兴议礼力量，推行大礼的进程，实行了一系列的行政手段。
一是分化儒臣群体，扶持新兴议礼力量。杨廷和在朝期间，虽然也有官员对大礼持不同意见，但人数寥寥，意见受到压制，不同意见的官员受到打压。嘉靖三年，礼部尚书王俊遵召集文武大臣议论事务，前后多次向世宗汇报大臣分属阵营的情况。
《明伦大典》记载:“惟进士张恩、注视震韬、几十种熊浃议同，属世宗阵营。其他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属杨廷和阵营。”
显然，形势对世宗不利。世宗虽然拥有天子的特权，但是礼学素养有限，如果要推进议礼进程，需要依靠新兴议礼官员阐明礼仪，与群臣争夺礼制话语权。
二是通过行政手段打压，杨廷和阵营的官员进行斥责和贬官。嘉靖三年二月议礼时，世宗对结果不满意，“更参众议论之，给事中张忠等三十有二人，御史郑本公等三十有一人各抗章力论，以为当从众议”。世宗大怒，斥责他们这是“朋言乱政”，罚了俸禄，将忤逆旨意的人罢官的罢官，下狱的下狱。
如此一来，持礼的官员遭受重大打击，元气大伤，再也无力抱团与世宗抗衡。
三是通过编定大礼全书，彻底夺回礼制话语权。世宗的强硬态度使得朝廷上大臣们的态度首次发生了逆转。
嘉靖三年，再次集议时，但对的官员已经寥寥无几。“大礼之议，仰赖圣明独断，大伦已明。”大礼议的过程就是世宗重新夺回礼制话语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皇权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通过对杨廷和集团进行打压、斥责驱逐，反对意见逐渐削弱，世宗也扶持了新兴的议礼官员，分化儒臣群体，编纂大礼全书，在儒家礼制的框架下进行有利于世宗的变通，最终夺回了礼制话语权。
总结在运用礼制维护统治这个话题上，明代的君主存在共识，礼制是国家发展的政治基础，但君臣的礼制立场不尽相同。
对于儒臣来说，礼制乃万世纲常，道德人心所在。对于皇帝来说，礼制总体上有利于皇权统治，是重要的政治手段。
历代君臣礼制话语权的争夺实质上是皇权优先还是礼制优先的博弈。
事实证明，礼制不能超越现实的政治权利格局，成为最高的政治准则。皇权优先于礼制的原则一直被潜在遵循。
参考文献：
《明太宗实录》
《明伦大典》
《皇明肃皇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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