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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陕西巡抚(清朝末年陕西巡抚是什么)

在生活中,很多人可能想了解和弄清楚清咸丰年间“陕西巡抚被刺案”始末的相关问题?那么关于清代陕西巡抚的答案我来给大家详细解答下。

清代陕西巡抚(清朝末年陕西巡抚是什么)

清咸丰十年(1860年),云南原布政使邓尔恒离滇赴陕上任陕西巡抚,夜宿曲靖知府衙门,被人所杀。此案震惊朝野,庙堂内外纷纷传说是云南巡抚徐之铭指使。然传说终归传说,清廷命徐之铭彻查,但其奏复的结案报告,被咸丰帝直斥“种种情节支离”不合情理,碍难相信。

此时的云贵总督张亮基知事情棘手,称病请假,故而咸丰下令刘源灏为云贵总督,前往办理此案。刘源灏却不敢前往云南,屡次督促无效,如此拖延数月,索性也称病不出。新人不来,老人按耐不住,张亮基等不到刘源灏,径自离开云南。朝廷无法,一面任命潘铎为署理云贵总督,一面强行要求张亮基回云南,与潘铎会同审查邓尔恒案,并相机处理徐之铭。徐之铭闻讯,指示云南回民放出风声力阻查办大员来滇。

咸丰帝

邓尔恒的父亲是留名近代史的重要人物——邓廷桢,他与时任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并一同布置东南沿海对英军的防务。邓尔恒中进士晚于潘铎一年,长期在云南为官,从知府、盐法道一路成为云南布政使,本拟调任贵州巡抚,后改派陕西,但车马未出省境,居然在下榻曲靖知府衙门时为人所杀。

关于邓尔恒的死,有两种说法,都指向当时的云南巡抚徐之铭。徐之铭,贵州黄平人,道光十六年进士,其时云南乱象丛生,徐之铭与回民起义军多有交往,并不完全按照朝廷的指示办事,且据坊间流传,此人十分好色,除自家的姬妾和女仆外,还四处渔色丑闻不断,邓尔恒曾当面斥责,并在离任时称将要参奏徐。故邓尔恒案的一种说法即是徐之铭害怕邓尔恒的参奏,派他的党羽、副将何有保遣凶刺杀。

另一种说法是何有保在徐之铭的庇护下无法无天,经常抢劫来往人员的财物,乃至于出省和途径的政府官员也难幸免,邓尔恒出省赴任,行李先行,半途为何所劫,将要参奏,故被何有保派人杀害。

细心发掘,我们就会发现此案太多蛛丝马迹:

一、何有保原是徐之铭的家奴,因帮徐之铭聚敛钱财有功,一保再保,就保到副将的高位。

二、何有保当上副将,便拉帮结伙,明里是官,暗里是贼。大凡有离滇官员出境,他都亲自带人或派人抢劫。抢来的金银财宝,大多献给徐之铭,再由徐之铭往上关照,建立保护网。被劫官员因知何有保是徐巡抚的心腹,徐巡抚心黑又手狠,也只好忍气吞声。

三、徐之铭在奏折中称“邓尔恒由滇赴陕,经我派兵护送,行抵曲靖时,住府衙偏院。署知州唐简等,素知府署不甚严密,欲派兵巡查。不料邓尔恒说行李不多,不须防卫,仅留两仆在内伺候。是夜,邓尔恒闻院内有贼,亲自堵门喊捕。贼李宝恨邓尔恒,闻其在内,遂与其伙党一拥而入,将邓尔恒杀害。该府闻警,传齐兵役拿获各犯,即经就地正法。”漏洞颇多。

曲靖知府唐简既欲派兵巡查,何以中止?窃盗拒捕伤人,常有之事,只是邓尔恒封疆大吏,何以轻身堵门?即使案犯李宝系因怀恨,所以杀害邓尔恒,但是昏黑之中,何以知堵门喊捉贼之人就是邓尔恒?既然知道李宝之杀了邓巡抚,因为挟仇起见,在场各犯既已就获,该府等自应迅速解省,听候审办,何以遽将各犯正法,以致无可质对?邓尔恒既留两仆在内,则被害情形,均应目击,何以并未取供词?

一个新任巡抚,说死就死了,而且死得不明不白,这不能不激怒了一些言官。他们纷纷上折,要求皇帝查办凶手。此时咸丰皇帝业已驾崩,新登基的同治帝又下谕旨(应是东西两宫皇太后):“邓尔恒被杀之案,日久未预查办,无以彰国法,著张亮基迅速驰赴云南,彻底追查邓尔恒之案。”为了确保查案没有阻力,两宫太后又撤了徐之铭的巡抚一职。

赶巧,此时何有保因凶手戴玉堂私藏邓尔恒财物,便将戴玉堂痛打了一顿。戴玉堂气愤不过,又纠集一伙人,杀了何有保,被缉拿归案。结果,史荣和戴玉堂都得到了治裁,元凶徐之铭却逍遥法外,因为那办案的人也害怕徐之铭,在滇时间长了,党羽众多,闹不好竖着进云南,再横着出去。

最终,只好上报皇帝,说徐之铭并不知情。如是,一场巡抚杀巡抚的大案,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结了。

邓尔恒被刺一案,实际上这只是咸同之际云南乱象之一端。从咸丰六年(1856)开始的杜文秀起义,占据了以大理为中心的滇西南大部分地区,云南其它地方的回民也多与之保持联系。徐之铭对于回众也基本上持听之任之的态度。

徐之铭、岑毓英(代云南布政使)在邓尔恒案中背负着很重的嫌疑,在清廷的指令中曾秘密关照张亮基、潘铎相机行事,如两人确有不轨,可即行正法。马荣之变(按:同治二年元宵节,云贵总督潘铎于五华书院被刺身亡)后,负责查案和向朝廷汇报的两位大员劳崇光及骆秉章如此评价:“徐之铭一言一动,皆听回教诸人指挥。近则不独回民挟制,即岑毓英亦遇事把持,滇省大小政务,皆由岑毓英、马如龙主持”;“省回马复初及岑毓英、杨振鹏等,亦俱心怀叵测”。

徐之铭、岑毓英等在滇十年,行迹已近土官,朝廷所派流官,或死于非命,或如潘铎案前后的刘源灏、张凯嵩等人畏惧而逡巡不敢入省。如此而观之,咸同之际,云南一省几乎如在王化之外,同时贵州因教案,四川因石达开游击,具无力支援滇省,贯彻中央命令。直至同治末年,大理被清军攻占,云南全省才告平复,开始进入比较和平的时期,而这已距邓尔恒案有十余年之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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