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名著导读：《骆驼祥子》——人性蜕化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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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祥子》——人性蜕化的悲剧

《骆驼祥子》以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初期的北平为背景，描述了一个人力车夫的悲剧命运。通过祥子奋斗、挣扎，最终走向堕落的悲剧，抨击了黑暗社会对弱小者的无情吞噬，揭示了祥子悲剧形成的社会根源。同时，批判和否定了祥子个人奋斗的道路，那不是劳动者摆脱穷困的求生之路。

小说的主人公祥子是一个因农村破产到北平来谋生的年轻人。18岁的祥子没有什么手艺，自信年轻健壮，能吃苦耐劳，选择了拉车的职业。他的生活理想很单纯也很朴实：凭自己的艰苦奋斗，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坚信“有了车就有了一切”。为此，他坚持苦操奇行，省吃俭用，起早贪黑，拼命卖力，古都北平的大街小巷，洒满了他用粗粮变成的汗珠子。苦干了三年，祥子终于攒够了钱，买了一辆属于自己的新车，却不幸被军阀大兵掠去，几乎丧了命。因逃路时顺手牵回三峰骆驼，得了个“骆驼祥子”的外号。第一次打击，祥子并不灰心，回到人和车厂像饿疯的野兽一般与同行争生意，但落入车厂主女儿虎妞的性诱惑圈套，无形中为自己命运添了条绳索。为摆脱虎妞，去给曹先生拉包月，竟遭到孙侦探敲诈，所有要卖车的积蓄被抢光。面对这种明目张胆的掠夺，弱小的祥子只好认了。这时，虎妞又找上门来，以假装怀孕，逼迫祥子完婚，以致糊里糊涂地做了“如意郎君”。祥子不愿当小车厂主害人，虎妞不得已拿体己钱重买了一辆车，但祥子已振作不起来，他感到“这世界并不因自己要强而公道一些”。虎妞难产而死，祥子不得不卖车葬妻，再次陷入困境。车夫二强子的女儿暗娼小福子是真心爱着祥子，但祥子无法负担她全家生活，决定先搬走，等混好了再来接她。待祥子得到曹先生帮助要去接她时，小福子因不堪凌辱而在“白房子”自尽了。经过“三起三落”的打击，祥子的人生理想彻底破灭，终于堕落成一个吃、喝、嫖、赌、懒、狡猾的“走兽”，成了甚至出卖人命的“个人主义末路鬼”。

祥子的悲剧，首先是社会的悲剧。在那个豺狼当道，鬼蜮横行的社会里，像祥子这样地位低贱的车夫，切莫说财产，就是生命也常处于毫无保障的境地，正像孙侦探所说的：“放了你像放个屁，杀了你像抹个臭虫！”军阀大兵的掠夺，孙侦探的敲诈，车厂主的压榨，杨宅的凌辱，夏太太的勾引，陈二奶奶的愚弄等，旧社会各种黑暗势力像布置好了的天罗地网，病态社会底层的穷人，就是那个吃人制度吞噬的对象。二强子和老马原本都有自己的车，然而命运与祥子又有什么两样！曹先生的人道主义同情救不了祥子。劳动者个人的好品质于命运无补，个人的苦奔也只是徒劳的盲目挣扎，原因就在于这些都不能触动那个社会的“整个经济体系”。

其次祥子的悲剧，还在于城市贫民不正视现实，而造成个人奋斗理想的破灭。作者最初赋予祥子是集健、力、美于一身的令人赞赏的劳动者形象：他外貌体魄及拉车的姿势步态，都呈现玉树临风的让人喜爱的外在美。随着情节发展，逐层展现祥子的内在美：诚挚、善良、憨厚、好强、执着。雪夜遇到饿昏的老马祖孙能慷慨相助，拉车摔了人会羞愧得无地自容，代人看家宁肯自己委屈也不肯偷拿别人东西。他这样善良、正直、清白、自尊，“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作个好鬼似的”。他几次丢车受到打击也决不气馁，挣扎、奋斗是多么顽强、坚韧，但一遇到无情的现实，便显得无能为力。他没有看清那是一个充满欺诈、压迫、剥削、掠夺的罪恶社会。他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小生产者的狭隘意识，除了拼命攒钱买车之外，不关心别的一切。结果盲目苦斗，死命挣扎，祥子还没有来得及醒悟，便随着他的前辈二强子、老马一起被那个社会吞噬掉了。祥子的毁灭，不在肉体而在精神。其悲剧意义是双重的：即生活的悲剧和精神的悲剧。这就是对那个不合理的制度、畸形的文明社会的控诉，也是对一个个人主义奋斗者沉沦于逆境悲惨的哀叹。

《骆驼祥子》是老舍“作职业写家的第一炮”，是其艺术道路的里程碑。

首先，老舍以善于描绘北京社会风情的艺术优势，将北京独有的文化氛围展现在读者面前，奉献出一幅幅生动逼真的世态画和风俗画。作者的笔紧随着祥子们洒下的汗滴，游遍了北京东南西北、春夏秋冬。既写出了这个都城美丽而污浊、活泼而衰老、安闲而杂乱、可爱而可叹的诸多侧面；又写出了它在“经济的压迫”下“渐渐失去原有的排场”的趋势。在作者的笔下，即使是烈日暴雨、黄沙灰土，也常有北京的独特印记。与车夫生活关系密切的场所，如车口儿、车厂子、大杂院、小茶馆、吃食摊、杂耍场，乃至下等妓院“白房子”，其浓郁的地方特色都得到了有力的艺术表现。小说更着力表现那些积淀着历史文化传统、渗透着特定伦理道德观念，反映着世态的北京风俗人情。如铺主兜车、刘四做寿、虎妞成亲、巫婆弄鬼，以及“还保存着旧有的仪式与气派”的“红白事情”，全被渲染得有声有色，蕴有丰富的社会内容。

其次，小说在语言的锤炼和运用方面成就很高。周作人曾在所作《骆驼祥子》日文本序言中指出：“至老舍出，更加重北京话的分子，故其著作可与《红楼》、《儿女》相比，其情形正同，非是偶然也。”把老舍语言与曹雪芹的《红楼梦》、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相提并论，可见意义非同一般。而老舍的文学语言是纯正的“嘎崩儿脆”的北京大白话中提炼出来的。以这种俗白浅明的京腔京调语言来写，是“追求讲究、精致的美”。据统计，《骆驼祥子》十几万字，使用的不同单字仅2400多字，其中621字的使用次数占全部单字使用次数的百分之九十；没有生僻的字眼，没有深奥的词汇，具有一般文化程度的读者就可以看懂；读起来琅琅上口，音韵和谐。老舍硬是用朴素的口语“烧”出了北京话的“真正香味”。而且能生动地传达出各种人物和叙述人的个性、情绪、气质、人物语言，如祥子的木讷拙舌，虎妞的野腔利口，刘四的放涎恶语，都是高度个性化的。写景叙事，也总是掺和着特定的感情，词、句、节奏，恰到好处。写景，如“在烈日暴雨下”；叙事，如刘四父女反目，语言的运用，达到炉火纯青境地。

第三，小说的情节结构相当讲究，在总体上，小说设置了纵横两套投影系统。从纵向看，它以祥子进入北京之后的三起三落的人生经历做线索，先写祥子在与外部社会的交往中，经济上连续遭到的打击，而后，将祥子的个人悲剧引向家庭的情感生活方面，逐渐映现出他在心灵上由被动受污到自甘堕落的轨迹，构成一部祥子全身心的“奋斗——幻灭史”；从横向看，以祥子为轴心，向四周层层扩张，连带出北平贫民阶层乃至世俗社会的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和精神现象，组成一种彼此互补、天衣无缝的艺术张力，强化着主人公祥子身心双重悲剧的厚重感和社会意义。就是在具体的情节单元的处理上，也是既不枝不蔓又张弛有度。祥子到三个宅门拉包月，其间发生的大事小情，都关系祥子的生存和前途，作者用墨的轻重、宽窄却大不相等，均以服从预定的主旨为要。在刘四的寿筵上，刘四和虎妞的吵闹愈演愈烈，恰在这时，前来拜寿的众亲友，却见怪不怪，处之泰然地在旁边照打他们的牌，一动一静，一闹一稳，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恰如其分地反衬出刘四父女的这场火并，与“下九流”社会的“游戏法则”是何等的合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