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人口激增的原因(乾隆年间人口数量)
在生活中，很多人可能想了解和弄清楚乾隆盛世潜伏的社会危机——人口爆发式增长的相关问题？那么关于乾隆时期人口激增的原因的答案我来给大家详细解答下。
以小农经济为本的封建时代，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和人口增长这三个问题，是事关王朝兴盛与否的关键因素。乾隆皇帝在位的六十年间，中国的人口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在耕地面积基本固定的情况下，让3亿人都有饭吃，这在中国历史也算是一个奇迹。那么，乾隆时期的人口状况到底如何呢？
一
中国历代王朝都留下了有关人口统计的记录，但直到乾隆以前的数字都非常之低。历代人口的最高峰是在西汉平帝时的5900万人，东汉恒帝时5600万人，唐开元中的5300万人，明嘉靖时期的6300万人。从记录上看，从西汉末至明代晚期人口一直停留在6000万人左右。尽管这个数字屡遭非议，认为和实际人口大有出入，但最终的定论是一致的，即直到明末，中国的人口数字不是很大。
明末清初，由于连年战乱，清初时期人口锐减。据《清实录》记载：顺治八年（1652）全国只有1400万人，顺治十八年（1662）增加到1900万人，此后人口增长一直很缓慢。康熙五十一年（1712）九月，康熙帝颁布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时，全国登记的人口亦只有2460万。
当然，这个人口统计数字是不准确的，康熙末年全国人口2460万确切指的是“人丁”数，人丁是指16岁至60岁的男子，他们是赋税的承担者，也就是说还有很多年幼、年老以及妇女都未计算在内。
而且，这个人丁数的统计和实际人丁也有出入，康熙帝曾说：“朕览各省督抚奏编人丁数目，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朕凡巡幸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纳钱粮。”
如果按照这个算法，至康熙五十一年时，全国的总人口应当在人丁数的四五倍，也就是大致在一亿人左右。由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谕旨颁布，所以自康熙五十二年至雍正十二年的22年间，人口增长较快，为1200万。
雍正朝实行“摊丁入亩”的改革措施，彻底取消了人丁税，因此人丁的统计也就失去意义。乾隆即位后，认为需要准确掌握全国的实际人口数字和存贮的粮食数字，以便于确定国库收支，赈济灾荒。因此于乾隆五年（1740），命各省查报户口实数与谷物。
乾隆六年（1741）冬，各省数字上报朝廷，人口总数达1.4341亿，大大突破了历史上有书面记录的数字，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正规的人口普查。
这一次的人口普查虽然打破历史记录，但因为统计人口才刚刚开始，有的地方官吏并不重视这一工作，或虚报、或隐匿，甚至根本不报。乾隆八年，乾隆帝再次鼓励各地官吏认真统计人口，这一次报上来的数据高达1.6445亿，比两年前多出了2100万，实际上当时的人口增长数量有限，多出来的全是隐漏的数字。
二
从乾隆朝开始，我国有了正规的人口统计，也有了比较详细、准确的人口统计数字。从乾隆六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1.4341亿，至乾隆六十年（1795）有人口2.9696亿，54年净增人口1.5355亿，平均每年增加284万人，增长率为千分之12.9.
嘉道以后，人口继续增加，但增长的势头放缓，从乾隆六十年至道光二十年的45年中，人口从2.97亿增至4.13亿，净增1.16亿，年均增长258万人。绝对数字也不少，因人口基数已高，故增长率为千分之7.2.
人口激增须与粮食产量增加同步。乾隆末年，全国人口已达3亿，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由此可以推论，当时的经济实力也必大大超过以往的任何朝代。
人口激增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会带来问题和不安定的因素，人口压力日益增长，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乾隆帝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压力，常常感慨：“民愈庶、富愈难”，“国家承平百有余年，人生不见兵革。每岁户口繁衍，千古罕俦。民间谷物，有增而无减，实由于此。朕焦劳宵旰，每怀尧舜犹病之忧。”
乾隆晚年，写过一首诗，并附有注释，总结了人口、粮食、物价、田地的相互关系，分析了人口激增所造成的社会问题，设想了各种对策。但他面对无情的客观经济规律而一筹莫展，对人民生计表现了深深的忧虑。诗云：
民数谷数国之本，每岁各省令具奏。
因命司农计损益，观之持盈惧益懋。
谷数较於初践阼，增才十分一倍就。
民数增乃二十倍，固幸太平滋生富。
以二十倍食一倍，谷价踊贵理非谬。
谷贵因之诸物贵，何怪近利居奇售。
返淳拟欲禁奢费，游手谋食恐难副。
设曰驱之尽务农，那得许田供耕耨。
水旱赈济数逾万，无过补苴其罅漏。
三免正供两免漕，未见闾阎生计茂。
长此安穷不敢言，蒿目怵心吁天佑。
绥丰或尚可支持，惕息中丰又难遘。
在这首诗中，乾隆帝表达出了民生国计之艰难，在太平盛世的表面下其实潜伏着严重的社会矛盾，并把它与人口的急剧增长相联系。乾隆这个分析应该是很有道理的。
三
此外，人口激增而分布不均又是乾隆帝面临的另一难题。以乾隆六十年统计的数据来看，3亿人口有97%都分布在内地18个省，各省人口多少排列顺序为：江苏、安徽、直隶、山东、浙江、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广东、甘肃、福建、山西、四川、陕西、广西、贵州、云南。
如果以经济区域而言，华北平原四省，即直、鲁、豫、晋和长江下游四省，即苏、浙、皖、赣人口最多最密集。乾隆十四年（1749），直、鲁、豫、晋四省人口6006万，苏、浙、皖、赣四省人口6285万，占全国占人口的68%。43年后，即乾隆五十六年，这个数字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占到了61%。
再看湘、鄂、川三省，乾隆十四年共189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10%，至乾隆五十六年（1749），三省共469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15%。其年增长率为19.7%，远远高出其他八省。这样的高的增长率并非是人口自然繁衍，而是大批外省流民来此垦植。
至于边疆地区的省份，统计数字不全，数字也偏低。乾隆六十年，盛京仅有84万人，吉林、黑龙江各报16万人，实际数目可能更多。因为东北是封禁之地，许多出关种地的农民未曾全部上报。新疆北部准噶尔原有60万人，经战乱饥荒，人口锐减，虽然此后有土尔扈特东归，但人口总量依然很少。
西藏地区，乾隆初年有喇嘛31.6万人，民人64万，共计约100万人。这是乾隆初年的数字，至乾隆末年估计有120万人。至于内外蒙古和青海则无统计数字。大致推算，在18个内地省份之外，人口总数不会超过800万，只占全国总人口的3%左右。清廷之所以不对边疆地区进行人口统计，是怕引起他们的不安。实际上，乾隆朝统计人口，很多少数民族人口并未包括在内。
继乾隆朝人口膨胀之后，发生了人口区域性流动的浪潮，长江、黄河、珠江下游及华北等居民密集，地少人多，出现大量相对过剩的人口，他们无地可耕，生计艰难。当出现开垦贫瘠地区的可能时，便形成了吸引人们迁徙的强大动力。大批流民，离乡背井，出外谋生，定居异地。
清廷对移民的政策时常会有变化，随着时间、地区的不同而改变，初期对东北、内蒙封禁较严，禁止汉民移垦，以后逐渐放宽；对川湘云贵无封禁之令，但汉苗杂处，稍加限制；对海外移民，控制较严，但实际上限制不了；对新疆北部则鼓励移民开垦。
到了乾隆末年，中原人口压力越来越大，清廷不得不开放封禁，鼓励移民。在这种情况下，从乾隆朝开始，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已呈趋势，呈现出中心地区向山区边疆以及东南亚各国辐射的局面，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清王朝灭亡。
人口剧增给清王朝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尤其是乾隆时代。乾隆帝在位的六十年，文治武功显著，虽然他的执政的晚期颇受后人质疑，但总体而言，他实行的许多经济政策大多是积极有效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保持着盛世的景象。当然，人口问题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始终是要爆发的，这是封建体制下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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