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中制的名词解释(明初实行开中法的特点)

导语：明开中制的运行方式是什么？纳银于仓形式的出现，对盐商有何影响

第一，明洪武时期由输粮于边到纳粮于仓的转变与盐商角色转化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明代开中制的肇始时间是洪武三年，这是肯定的。明代最早行开中之地，人们依据《明史·食货志》《明太祖实录》所记山西行省奏言，多认为是山西大同镇。这与《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六月辛巳”条所记山西行省奏言时间上有差。

其实，这是由于《钦定续文献通考》对此问题所记时间不清所致，不仅《明太祖实录》记载山西行省奏言是开中之始，在以后的一些文献中记载此事也肯定这一说法，依此旧说，明代最早行开中之地在山西大同镇。即使陕西、河南、察罕脑儿早于山西，前此召商输粮中盐也仅有开中之实，而无其名，且是小范围的。而开中大同镇始有开中之名实，且渐趋成为解决边粮军储问题的主要形式。

自此“煮海之利，历代皆官领之”的官营体制开始被动摇，盐业商人开始以正式身份参与盐务，从而使官府由盐的经营者变为盐务的管理者，这为清初形成的官督商销体制确立奠定了基础。具体来讲，明以前，盐由官府以课税的形式直接向灶户征收。然后，再由政府“食盐配销”的方式向民户销售。即使盐商可以从官府购得少量的盐，但其价格很贵，商人获利较少。

明开中法的实行，使商人可以直接持引到场支盐，这样盐商在贩盐的程序中，减少了从官府购盐的种种弊端。并且，盐的销售者盐商和生产者灶户可以有机会接触，这为后世盐商的分化提供了条件。由此，日本著名学者藤井宏肯定地说“明代是中国盐政史上未曾有过的重大转换时期”。

虽然，明洪武时期的开中制仅是“召商输粮而与之盐”，即商人以转运税粮为主，朝廷根据商人运粮到各仓的脚价费用，确定支给商人的引数，米数与引数比价根据仓地不同而有所不同，如大同仓，米引比是1比1，而太原仓则变为1.3比1。虽然如此，但是，在封建传统官营制度下，商人以运脚的身份参与盐业，毕竟为其打开了经营官盐、成为官商之门。

而且，就商人而言，所费运资与售盐所得之间也会形成一定差价，盐商以此而得利。大同招商中盐之法，确实对弥补边费军资不足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各省边地仓储都采用大同的方式，这样，就出现了盐法和边计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局面。

如洪武三年九月，中书省言：“陕西、河南军储，请募商人输粮而与之盐。”并规定输粮数与引数对比值，如：输往河南府米1石5斗可兑换一引淮盐；输往开封府、陈桥仓米2石5斗可兑换一引淮盐；输往西安府米1石3斗可兑换一引淮盐。盐商兑换盐引一般不限一地，如果盐区积盐过多，盐商就可兑换此盐区盐引。

如河东积盐多，朝廷就招募商人到此中纳。且对米盐之比有所规定，如输往西安、凤翔二地米2石，可兑换河东盐1引。以此类推，输往河南、平阳、怀庆三地米2石5斗，蒲、解、陕三地米3石可兑换河东盐一引。开中之初，这些规定均无定例，而是根据具体运费颁给盐商盐引。直到洪武四年“定中盐例”，“户部定淮、浙、山东中盐之例，皆以一引为率”至此，开中制才有一些成规。

作如下总结：一是洪武初期“输粮于边”属于开中的基本形式。此时的主体是以运输为主，且盐价主要补偿商人脚费；二是商人所运粮食为官府税粮，具有役使的性质，商人并不能持久的积极输粮。在开中制度下，盐商实现对盐的销售要经过如下步骤：一是朝廷根据边地所报需粮米数，张榜召商，公布需要输纳的粮仓及所需粮额。并“编置勘合及底簿，发各布政司及都司、卫所。”

二是盐商把粮食交到指定粮仓，仓官发给盐商仓钞，再由管粮官填写“纳粮及应支盐数”，盐商持钞到运司换取盐引。三是根据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即可运销。

其实，商人在领到盐引到场支盐并向固定的行销区销盐之时，“输粮于边”的商人身份便发生了改变，成为专以销盐为主的官盐商，此后，随着开中制涉及范围的扩大，这样的盐商在不同地区纷纷出现，改变了商人业盐人数少、且分散的情况，纵横于明清两代盐业中的盐商群体至此形成，盐商专卖特权也由此建立。

随着洪武二十八年，“户部请定纳米中盐则例”开始，盐商通过运输粮换取盐引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他们取得盐引的方式变得更为灵活。由此，盐商输粮于边开始变为纳粮于边。以往学者们对明代盐商变迁轨迹的划定集中于以一下三方面：一是开中制造就盐商阶层；一是折色制促使盐商分化；一是纲盐制使盐商专卖地位得以确立。其中，所争论的无外乎变迁的时间及形式。

在此基础上，仅就开中而言，开中制下盐商的变化应经历两个过程，一为洪武初期以输粮为主，后于明洪武二十九年以纳粮为主。前者促使盐商群体形成，后者则是盐商分化乃至特权地位形成的前提。由输粮换引到纳粮换引，形式上虽未有多大变化，但作为盐引的交换物，盐商向边仓交纳的已不再是税粮，而是盐商通过“市易”或其他方式取得的粮食。

此时，盐商利润的获得，再不是脚费与盐价的差价，而是粮价与盐价的差价，盐商从引盐销售的单向取利开始变为收粮与售盐双向取利。另外，开中商人为了减少运费开支，于是自出财力“招民垦种，筑台堡自相保聚，边方菽栗无甚贵之时。”其实，洪武二十五年(1392)山西解州运盐站的设立，明廷已经实行纳米中盐法了。

因为，纳米中盐的方式是官运盐货到需纳粮之地，盐商纳粮于此，便可得盐货直接到指定地区销售，此法减少了盐商辗转疲劳；另一方面“纳米中盐法”之后，“于时商人招民塞上垦田，筑台堡以相保聚。”这使“商屯日开，边粟充积，石直银二钱，商利甚厚。”从而改变了“明初开中之制，凡引准银八分，商贾少利厚，边粟不可胜食”的局面。

总之，无论是“商屯”还是“转输纳米”都使盐商的活动发生了改变，为以后盐商的分化埋下了伏笔。

第二，明永乐至成化时期纳银于仓形式的出现及对盐商的影响

自洪武二十八年准许盐商纳米中盐之后，明廷为了充分发挥中盐的益处，根据需求，中盐的种类也在发生改变。除了纳粮银中盐，“自后纳谷、纳马、纳草，皆可中盐。”如纳豆，在甘肃等地，由于道路的艰险，很少有商人到此报中，于是，明政府允许寓居于此的官员以及有余粮之家，可以交纳米或豆中盐。

如纳马，在明正统三年，由于宁夏边地缺马，总兵官史昭建议延庆、平凉等地养马多的官吏及民人可以纳马中盐。上马一匹与盐百引，次马八十引。既而定边诸卫递增二十引。其后河州中纳者，并规定，交纳上等马可以兑换25盐引，中等马可以兑换20盐引如纳钞，由于盐商支盐多集中两淮“因淮盐直贵，商多趋之”而“福建、山东、广东运司积盐多”。此为纳钞中盐的开始，纳钞中盐为解决积盐问题成效很大。

但至仁宗时期，因为钞法已经行不通了，明政府商议收敛的方法。最后，采纳当时任户部尚书夏原吉的建议，命令凡是握有钞的民户要纳钞中盐。并且制定“各盐司中盐则例”。具体规定是，沧州一引需钞300贯，河东、山东需钞150贯，福建、广东需钞100贯。这种规定直到宣德元年才停止。

在这里应该指出的一点是，明初开中制实行后，无论是米、豆、马、钞都是对贩盐商人征收的盐课。其中，开中制从“令商人输粟诣边换引”以解决边粮不足问题开始，人们便把所输纳之米称为“本”，而豆、马、钞以及银都称为“色”。

当朝廷不需要粮食而需要豆、马、钞时，便用这些东西折粮换取盐引，称为折色。本色的变化完全取决于明政府对于各种兑换物的实际需要，是明政府借此谋取利益的方式，明代盐法在本折的不断变化中，呈现出不稳定的情况。从永乐开始，明廷中盐种类渐渐多了起来，这为盐商的经营活动提供了方便，也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提供了可能。

永乐至正统时期，中盐仍然以粮米为主，“明初实行召商纳米(粮)中盐的实态，除米之外，还应包括麦、粟、豆等兼纳的‘粮’的部分，在兼纳中盐的基础上，又实行折收绵布、白银解边的制度，这即是明代早期的盐课折纳制在开中法中的表现。”天顺、成化时期，由于北部九边一线比较稳定，不需要囤积重兵于此，相应所需粮草也随之减少，粮草价格大跌。如粮草比对盐引数不变，必然使盐商受到损失，使商贾很少到此中盐。

为了维护明代盐法及盐商利益，于是出现了边方纳银的制度。是在边仓粮饷充足下，边仓通过粮饷折收银两以换仓钞的实例。就纳银于边之事，缘起成化元年“巡抚宣府左佥都御史叶盛奏淮，浙、长芦、河东盐引未价过重，中纳者少，边储不给，请量减之。户部因议，两淮盐每引减五升，两浙减三升，长芦河东俱减二升，其愿折纳银者，淮盐每引银五钱，余各视所减米为等。”

由此，朝廷准予盐商纳银于边。此后，各地相继奏请纳银中盐，此处变化，应该主要指边方纳银形式的出现。由边方纳粮到边方纳银的转变，既是明代中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是明代政治趋于平稳的表现。只有商品经济发展了，国家财政收入提高了，政府才可能有可拨之银用于边地。

而对于盐商的影响，则由输纳粮食乃至经营粮食开始成为专门从事盐业经营的商人，促进了盐商专营特权的进一步发展。另外，也促进了盐商从事盐业经营的积极性。可以说，此法是政府扶持、保护盐商的行为。当然，此时纳粮开中依然存在。其实，边方纳银开中是后来运司纳银开中出现的准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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