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很多人可能想了解和弄清楚用《论语》判案居然受到万民敬仰？“梁上君子”说的是谁？的相关问题？那么关于梁上君子文言文启示的答案我来给大家详细解答下。

《政事门》（1）

我们从本期开始读《世说新语》的政事门。

政事指政治事务，即居官任职者处理自己分内的工作。我国传统的观点是官吏应勤政、仁政，这也是是否能够得到升迁和口碑的依据。

但在魏晋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很有一些不同于传统的认识。由于当时的政治动荡和混乱，人治远超法治，于是也就出现了一批现在看来不是很现实或者不是很有法制精神的事情。

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个无比推崇忠孝仁爱的官吏是如何办案的。

陈寔任太丘县县长的时候，曾经办过两件案子：

第一件：

有个小官吏谎称母亲生病请假，事情被发现后，陈仲弓就逮捕了他，并命令狱吏处死。主簿请求交给诉讼机关查究其他犯罪事实，陈仲弓说：“欺骗长官就是不忠，诅咒母亲生病就是不孝；不忠不孝，没有比这个罪状更大的了。查究其他罪状，难道还有比这件事更严重的吗！”

第二件：

陈仲弓任太丘县县长时，有强盗劫财害命，主管官吏逮捕了强盗。陈仲弓前去处理，还没到出事地点，半路上听说有家老百姓生下孩子不肯养育，便掉头去处理这件事。主簿说：“杀人事大，应该先查办。”仲弓说：“强盗劫财杀人，怎么比得上骨肉相残这件事重大？”

陈寔，字仲弓，因曾任太丘长，故时人也称其陈太丘，是东汉时期官员、名士。陈寔出身寒微，但他和两个儿子陈纪、陈谌被合称为“三君”。而他本人则以清高有德行，闻名于世。

陈寔为官清正廉明，黎民安居乐业，邻县百姓多向其辖境迁徙。他办案灵活，喜好依照仁爱的儒家思想进行断案。

从上面两个案子可以看出，他没有依从法度，而是从犯案人对忠孝仁爱的违背程度来判断案子的重要性和承担责任的大小。如果放到现在，肯定要犯渎职罪了。但在当时，但凡遇到争执和诉讼，大家大多愿意到陈寔这里求其判正。当时的人宁可接受刑法的惩罚，也不想被陈寔认为有错。由此可见当时的人对其做法多数还是赞同的，陈寔也因此获得了很高的声望。

但让他名声大噪的，却是另一件事。

陈寔在任职郡功曹时，掌管考查记录功劳之事。太守高伦的上级让提拔他的友人为官，高伦不敢得罪上级，就准备下文征召。

此时陈寔扣下了文书，对太守说：“我知道这个人名声不太好，不应让他出仕，但是又不能得罪上级。如果以你的名义下文征召他的话，你的声誉将受到玷污。不如由我来举荐，然后你再下文，这样既不得罪上级，又能保全你的名誉。”

太守采纳了陈寔的建议，而陈寔却由此招来了许多非议。后来高伦升为尚书后才对众人说：“当时提拔上级友人为官之事，人人都怪陈寔举人不当，打心眼儿里埋怨他，可追根究底这都是因为我畏惧权贵才造成的局面。陈寔替我揽下如此过错，却从不说明辩白，天下间有几个人能做到这样？他这才是古之君子风范啊。”

不仅为官的声望很高，陈寔为人宽仁慈爱，德行也为时人所称道。“梁上君子”的典故即出于他。

当时荒年，百姓饥饿。有盗贼晚上进入他的屋子，躲藏在房梁上。陈寔在暗中看到了他，于是起身整理衣服，叫他的儿孙起来，神情严肃地教育他们说：“人不能不自己勤勉，不善良的人本性未必是坏的，只是沾染了坏习惯，就到了这地步。”儿孙说：“这样的人是谁？”陈寔指着梁上的盗贼说：“就是那梁上君子。”盗贼大吃一惊，自己跳下地，磕头认罪。陈寔慢慢地告诫他说：“看你的相貌，不像是坏人，应该反省自己多做善事。”陈寔知道他很穷，于是让人给了他二匹绢。从此整个县中再也没有小偷了。

在经历两次党锢之祸后，陈寔隐居在家，多次推掉征辟。

在八十四岁那年陈寔去世。致悼会葬者三万余人，车数千乘，司空荀爽、太仆令韩融等披麻戴孝执子孙礼者以千计。中郎蔡邕撰碑铭，大将军何进遣使致悼词。天嘉五年，陈寔的十九世孙陈文帝（南北朝时南朝的陈国的第二位皇帝），追封陈寔康乐侯，后加封颍川郡公，后世尊为颍川陈氏之始祖。

陈寔办案虽然人治为主，但在引导社会风气方面很有示范效应，正如孔子所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用强权手段、法制禁令来管理百姓，使用刑法来约束他们，老百姓只会为了免于受惩罚而不犯罪，但不会对犯罪有羞耻心；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统一百姓的言行，老百姓不但会以犯罪为耻，而且会从主动约束自己。”

为人要宽容别人，要给别人改正从新的机会，这也是一种善举。正如《左传》所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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