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欧洲最早进入现代社会(早期欧洲人)
在生活中，很多人可能想了解和弄清楚早期的欧洲的很多学者为什么相信低等动物是自然而然“发生”的的相关问题？那么关于为什么欧洲最早进入现代社会的答案我来给大家详细解答下。
生物是怎样"发生"的
自古以来，人们就普遍相信低等动物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据说，尸体生蛆，泥土生跳蚤和虱子。这种说法被称为自然发生说。到中世纪，自然发生说和宗教结合在一起，更加广为流传。
比利时的范·赫尔蒙脱（1577～1644年）甚至认为老鼠也是自然发生的。他说：“把汗污的衬衫和麦粒放在瓶子里，衬衫发出的潮气作用于小麦，便生出老鼠来。”他还报告说，真用这种方法孵出了老鼠。但是，进入17世纪后，科学的看法渐渐占了上风，反对自然发生说的意见也出现了。
证明血液循环的威廉·哈维（1578～1657年）提出了“一切都是卵生”的口号。而荷兰的简·施旺麦丹（1637～1680年）则更明确地主张任何低等动物都是自母卵产生，并举出了很多实例。
但是，通过实验的方法给自然发生说以决定性的一击的是意大利的弗朗切斯科·雷第
（1621～1697年）。他于1668年报告了如下实验结果：在四个大广口瓶里，分别放进了腐烂的油和鱼，然后盖上盖。而另外四个广口瓶里，放了同样的东西，敞着瓶口。苍蝇飞进了敞口瓶，腐烂的肉很快就生满了蛆，但盖着盖的瓶子里却连一个蛆也没有。
普通人也许以此结果为满足，就此停止实验。但是，雷第并非如此，为了慎重起见，他又重复了一次实验。也许是因为盖有盖的瓶子进不去外来的空气，所以才不会生蛆吧，因此再实验时瓶口不盖盖，而是用纱布蒙住瓶口。苍蝇在瓶子的周围飞来飞去，想钻进去，有的在外侧的纱布上产了卵。结果腐的肉还是一个蛆也没有。
这个结果表明，只要苍蝇不产上卵，就不会生蛆。但是，同一个雷第，却相信某种树叶上的虫包是自然发生的。1700年，意大利医学家安东尼·瓦利斯尼埃里宣布，虫包中的幼虫也是从母卵中产生的。其他的研究者们也宣布，蚊子、跳蚤、虱子等，只能从亲缘产的卵中产生。
自然发生说就这样大体上被否定了。但在这一个时代，使用显微镜发现了微生物。微生物由何而来？围绕这个问题，自然发生说又死灰复燃了，争论还将进行一次。
生物躯体的形成
施旺麦丹否定了自然发生说，强调卵的重要性。但是，他的步子迈的太大了，主张组成生物躯体的各种器官，不是新生成的，而是在卵里就已经形成了，后来只不过是它的扩展和发展。这种学说被称为预说或扩展说。法国哲学家马勒伯朗士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想法，他主张“植子说”（1674年），子以预成的形式寓于父体，孙也以同种形式寓于子体等等。
由于得到著名生理学家阿尔布莱希特·冯·哈勒（1708～1777年）的支持，预成说以至植子说曾得势一时。几乎所有优秀的生物学家都采取预成说的立场。但在未来形成婴儿的基础是存在于卵子中还是存在于精子中这一点上，分成了两派。马尔比基、施旺麦丹、雷奥穆尔、冯·哈勒、斯巴兰让尼、居维叶等人采取由卵而来的立场，而列文霍克、博尔哈菲、莱布尼茨、伊拉斯漠·达尔文等人则支持由精子而来的学说。与预成说相反，有人认为，各种器官不是以在卵子或精子中就已形成的形式存在，而是由尚未分化的基体渐渐形成的。这种学说被称为渐成说。在亚里士多德那个时候就已形成了这种看法，后来，由证明了血液循环的威廉·哈维重新提了出来。但是，他的想法过于一般，证实观察的论据也不充分。
站在不引人注意的渐成说的立场上，给予预成说以有力一击的，是德国的卡斯巴尔·弗里德里希·沃尔弗（1733～1794年）。他在1757年出版的《发生论》一书中，根据自己的观察，大力主张渐成说。他认为，不管是花还是叶，都不能在刚生芽时就区别开了，不是花是花叶是叶那样分别形成了，而是随着芽的成长逐渐重新形成的。他还对鸡雏的发生作了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各种器官不是在卵中就形成的，而是随着发生而形成的。
沃尔弗大胆地把自己的著作《发生论》送给了预成说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冯·哈勒。当然不会被接受，结果他被谴责为无神论者，德国没有一家大学聘请他，最后只好到俄国去，在那里度过了晚年。到19世纪，对发生论的研究取得了日新月异的进步，预成说终于彻底破产了。
生物是否进化
很多人认为，生物进化的想法，是因为查理·达尔文 （1809～1882年）写了《物种起源》
一书引起的。实际上并非如此。罗伯特·胡克（1635～1703年）、詹·雷伊（1627～1705年）和哥德（1749～1832年）等相当多的人都论述过物种变化的想法。但是，分类学者林耐（1707～1778年）和生理学家冯·哈勒这样一些正统的生物学思想家却一再主张，一个物种不会变成另一个物种，以当初被创造时的形式存在，这种说法成了人们的常识。生物进化的想法，是由于布丰 （1707～1788年）、伊拉斯谟·达尔文（1731～1802年，查理·达尔文的祖父）而取得了进一步发展。但第一个系统阐述这种想法的，是法国的拉马克（1744～1829年）。他在研究无脊椎动物的分类、化石和地层的过程中，发现生物为适应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产生新种，由小而简单的生物进化为大而复杂的生物。而且，为了解释进化的结构，假设了用者进化不用者退化的法则和获得形质的遗传。比如说，长颈鹿的脖子长是因为要吃树梢的嫩叶而不断地伸长脖子，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脖子就渐渐变长了。
但是，那时在生物学界拥有很高权威的乔治·居维叶 （1769～1832年）坚信物种的固定性和不变性。但是，化石研究表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物种灭亡了，而出现了很多新的物种。为了解释这个事实，他认为，过去地球发生过无数次大变动，每当发生大变动时，以前存在的生物灭亡，创造出新的生物来。这种说法被称为天变地异说或激变说。拉马克的年青朋友约弗洛瓦·圣提雷尔（1772～1844年）大力支持他的学说。圣提雷和居维尔叶终于于 1830年在巴黎科学讨论会上正面展开了论战。
圣提雷尔主张，物种不是不变的，在动物躯体的结构中，可以看到设计的统一性。作为例证之一，他当众宣读了两个年青博物学家合著的论文，这篇论文指出了脊椎动物和墨斗鱼的躯体是类似和对衬的。
居维叶站起来，指出两者的器官的结构和位置完全不同。反驳说，认为动物结构的统一设计这种想法只不过是一种纯粹的空想。这场争论持续了好几个月，以致群众和各种刊物都参加进来，轰动一时。但是，仅就这场争论而言，通晓科学事实的居维叶获得了胜利。圣提雷尔在这场争论中失败了，与此同时，进化论本身也被人们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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