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羌乱不断的原因(东汉羌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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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之一族，由来颇古，《诗经.商颂》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可见古羌与殷商已有接触，周、秦、西汉，华夏与羌互有攻伐，延至东汉，羌胡渐成大患。

东汉羌胡，兵力弱于匈奴，人众不及鲜卑，而为祸之烈反胜于二者，一由其居于塞内，地近三辅（即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三地，在西汉为京畿重地，东汉亦可谓之内陆），二由其战乱连绵，历久多耗。

羌胡地近三辅示意

先叙前者。汉涉羌人入塞，始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一年。当时先零羌寇临洮，为陇西太守马援降服，于是顺势內涉，安置羌人于天水、陇西、扶风三郡。安置降羌于塞内，本欲化胡为汉，立意极好，然而民族融合非一日之功，边吏乘战胜之威，刻意辱虐，则立激生变（如安帝永初元年，骑都尉王弘逼迫羌人征西域引发的叛乱），变乱一起，则三辅震动。由此观之，则东汉羌乱实开五胡乱华的先声。

再谈后者。西北羌乱绵延之久，几乎与东汉一朝相始终，东汉初即有羌人寇塞（见前文），至献帝时，马腾、韩遂尚利用羌乱割据西凉。其历时越久，则人民受难越重，国家消耗越剧，仅后汉末业段颎平羌三年所费就为四十四亿钱之巨，百年变乱所耗之资，实难想象。由此可见，东汉的衰亡，羌乱实为一大症结。

羌乱初起，实不难平复。据王符《潜夫论.边议》所言，羌人始叛“计谋未善，党羽未成，人众未合，兵器未备。”其言当为确论，以东汉安帝永初羌乱（叛因见前文）为佐证，初时羌归附即久，无复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楯。装备如此简陋的羌人，何以能成此迁延覆国之祸，我以为责不在彼而在我，东汉主政者和边庭将吏其过有三，下文详谈。

王符和他的《潜夫论》

一、主政者及边庭将吏的怯懦、迁延。还以帝永初羌乱为例，羌人器械之简以如上文，而郡县畏惧孺弱不能制，遂致使羌众大集，“寇钞三辅，断陇道。......百姓死亡，不可胜数。”此则百年羌患的缩影。

颇为熟悉羌事的皇甫规论及临羌将吏有言“夫羌戎溃叛......皆由边将失于绥御。......胜则虚张首级，败则隐匿不言。军士劳怨，困于滑吏。进不得快战以要功，退不得温饱以全命。......是以安不能久，败则经年”。此文看似指摘边庭将吏，然而如此怯弱如鸡犬的官吏由谁所任？无怪身历边难的王符（陇右人士）在《潜夫论.边议》中愤而大呼“今公卿苟以己不被伤，故竞割国家之地以与敌，杀主上之民以绥寇。今诸言边不可救者，诚宜以其身若子弟补边太守、令、长、丞、尉，然后是非之情乃定。”其语气之激烈，实为汉庭之拖沓纵敌所逼迫而成。

二、弃边之议。 所谓弃边本为怯懦避敌的一途，然而以其祸民资敌特巨，所以单独列为一款。

弃边之议，东汉初年即有，当时朝臣以金城、破羌以西，途远多寇，议欲弃之，后为马援所阻。安帝永初四年，庞参议以羌难故，宜徙边郡不能自存者，初为虞诩所阻；延至永初五年，羌胡转盛，而两千石令长，无战守意，争上徙郡县的奏议，以避敌寇。于是令边郡内迁，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几乎把凉州抛弃掉了。

论及弃边为祸之惨，王符所言最为切实，其在《潜夫论.实边》中言道“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过家一人死耳。诸亡失财货、夺土远移、不习风俗、不便水土，类多灭门，少能还者。......太守、令、长，畏恶军事，至遣吏兵，发民禾稼，发彻屋室，......破其生业。强劫驱掠，与其入内。捐弃羸弱，使死其处。当此时，万民怒痛、泣血叫号，诚愁鬼神而感天心。”弃地惨况，真另人不忍直视。而自毁长城，实为纵敌。

三、内贼、内耗。党争内耗，几乎无朝不有，每遇外辱，多有贪功好利的内贼，东汉羌乱之时亦不能免。如皇甫规抚羌有功，而因不予中常侍徐璜财货，坐系廷尉，几启羌乱。至于边将赂取资财，玩寇自重者，更不知凡几。

综上所述，东汉君臣即激变于前，又怯敌于后，则羌乱绵延之祸实由自取，诚如孟子所言“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以上浅见，望方家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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