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佃仆制对明代底层的佃农的打压有多大影响(明朝佃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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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末至宋代，徽州周边移民流入的同时，山区型地域开发也急速发展。在平息唐末五代的社会混乱、形成稳定的地域秩序过程中，在有力同族的引领下，以集团形式从事农耕的佃仆制普遍化。除原本隶属于有力同族的农民，后来流入的移民为了已被占有的田地、山林等农业资源，作为佃农隶属于原住的同族。此外，没落农民也趋向佃农化，有的奴仆也被给予耕地和住居，向佃农变化。

明初以降，长江三角洲等地域，佃农性质的租佃形式逐渐消失。但在徽州，包括地主"主仆之分"和服役义务的佃仆制依然被牢固地维持着。最大规模的事例，是休宁县率东的程维宗（至顺三年至永乐十一年 （1332年-1413年）在元明交替时期从事商业活动致富，积聚休宁、歙两县四千余亩田产，将其分为5个庄，设370余家佃农。

同时他还备置祠堂和族产，修建寺庙、设置市场、开发水利等，在饥荒时向佃民（大多应为佃农）出借谷物。之后朝廷下命，无产人户出成丁二名移居南京永服徭役，维宗向官司提出"郡内大户田地，皆其人佃种。今若去之，必致荒芜"，得以撤回成命。这些无产人户中的大部分，极有可能是佃农。

这种佃仆制的广泛存在，与徽州的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形态均有深刻联系。在徽州，除了新安江沿岸的比较广阔的平原地带，在分散于山间地区的河谷平地和小盆地经营农业，耕地大多呈零星分布，收获量也少，还易遭受干旱和洪水灾害。

为了克服这种不利条件，在田地中"壮夫健牛，田不过数亩，粪壅缛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进行彻底的土地利用和劳动力极其集约的耕作，为了在山地中发展林业、栽培五谷，农民早晨便进山，为防止虎狼侵袭，边唱歌边从事集体耕作。相对于耕地而言人口过剩的徽州，一方面"中家而下，皆无田可业"，存在着大量无产农民，另一方面，集约型农业经营又必须投入大量劳动力。

尤其对于拥有分散于山区的田地和广大山林的有势力宗族、地主来说，相比租细给个别农民，设庄地招募佃农，确保拥有稳定的劳动力更具有合理性。明代前期，农业以外的生活手段和向其他地域的迁徙的机会比较有限，对于无地农民来说，从主家获得耕地和房屋、坟墓，但同时作为补偿，以佃农身份遵守"主仆之分"，担负服役义务，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总之，在明代前期的徽州，以向有限的农业资源投入大量劳动力形式，确保资源与人口的均衡，在需要耕地、生活基础的佃农与需要固定劳动力的有势力宗族、地主之间，大致维持了稳定的相互关系，二者之间的纠纷也较少。

著名的万历《歙志》风土论中，记载了弘治年间（1488年—1505年）前后的社会状况："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生，婚嫁依时，闾阎安堵。妇纺绩，男子桑篷，臧获服劳，比邻敦睦。"虽然这是公式化表现，但也反映了16世纪初期之前，实现了生产资源与人口的平衡，包括主仆关系在内的乡村社会关系和传统秩序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16世纪以后的商业化，通过两种途径使佃农经济地位的上升成为可能。一是山林产品的商业化。佃农通常都是独立型经营农业，常常租细主家的山林，栽养杉、松等。徽州的杉木品质好，沿新安江南下运至杭州，经绩溪县通往南京方面，随着经济的活跃，江南地区木材需求量增加，经水路可以较容易地运输。

山林成材需要二三十年时间，长成木材后，佃农可以出卖作为"力坌"获得的林木，集中到手一笔现金。例如隆庆五年（1571年），某县佃农汪乞付等购买并采伐主家拥有山地的杉木时，误伐了相邻其他主家的山林，故立还文约，进行赔偿。可见，佃农购买主家的山林，采伐之后出售。

再加上茶、漆、制墨所用松、制纸所用楮、麻、竹等山林产品的商品化发达，在山林中栽培杂谷和采集柴薪也可以有现金收入。特别是祁门县的松木，含有许多松脂，杂质含量少，是优质烧窑业用燃料，因此，大量地输出至相邻的浮梁县景德镇。

天启五年（1625年），祁门县佃农康具旺等，买入山林后进行采伐时，误伐了主家拥有山地的树木"据造窑柴发卖"，立文约并予以赔偿。崇祯六年（1633年），佃农汪分龙的儿子擅自采伐主家山地的松木，制造窑柴，最后谢罪并予以赔偿。这些事例均表明祁门等地的佃农，积极地推动着窑业用柴薪的商品化。

从徽州商人正式开始全国范围活动的15世纪末开始，至少佃农已参与到商业活动中，这正是带动佃农经济地位上升的第二要因。

16世纪以降，大量海外白银自东南沿岸地区流入中国，徽州商人也参与了海外白银的输入，还深入参与了与白银进行交换的生丝、绢、绵织物、陶磁器等的生产、流通，在全国性商品流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徽州人控制着明末可以称作"龙脉"的白银流通，佃农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商业活动，从而也获得了提升其经济地位的机会。

佃农通过商品生产、商业活动所得收入，有时投入购买土地。在当时的徽州文书中，留存有佃农订立的几份土地买卖契约固，可见，佃农拥有土地并不罕见。此外，到明末时，佃户、佃农拥有耕作土地的田面权（田皮）的情况已非常普遍，这也是提高佃农经济独立性的要因之一。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土地的佃农具有自己的户籍，有时还担任里甲制下的甲首职务。佃农所立文书中，还有反映佃农亲自执笔的事例，可见部分佃农已多少具备识字能力。这种识字能力在商业活动中是必要的，同时也提供了提升社会地位的各种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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