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离骚》与《离骚》之比较的区别(《反离骚》与《离骚》之比较)
导语：《反离骚》与《离骚》之比较
《离骚》这册书，是战国时楚国人屈原做的，他因为当时的王胡涂，听信奸人的谗言，不亲信他，他于是恨而作《离骚》，自己也就投江自杀了。至于“离骚”两字的解释：离，罹也；骚，忧也。离骚者，因得忧患而发牢骚也，从屈原做了这册发牢骚的《离骚》以后，中国文学界为之一变，许多失意的人都仿他的体裁呐喊，这叫做“骚体”。而模仿《诗经》的文学，就因此湮没，仿《诗经》的句子是须修饰的，须要文雅的，句子的长短也不能十分差异；而“骚体”则能自由伸缩，句子粗些也无妨。所以，从“骚体”盛行之后，“诗经体”可说是亡了。
《离骚》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抒情诗，也是屈原的代表作。它可以分为四大段。第一大段作者自叙生平和思想；第二大段记叙作者姊姊责备他和他听了责备之后的陈辞。这两大段是作品的前半篇，都侧重写实。以下转入后半篇，借助“男女”意象创作幻境，表现了作者理想不能实现而彷徨苦闷的心情。第三大段写他上下求索和对理想的追求。第四大段通过灵氛和巫咸的占卜之词，写他对楚国已绝望，假托远行周游，另寻处所。在诗的结尾处，诗人表示即便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也决不屈服。后半篇侧重虚写，用幻想形式来表现作者极其复杂和沉痛的心情。
《反离骚》为凭吊屈原而作，这篇作品，既对屈原的不幸深表同情，又对屈原勇于斗争、坚贞不屈、身处湘流的行为发出责难，表达了不同于屈原的人生态度，思想上、艺术上都不被人们看重。名虽为反，实际上却是在哀吊屈原。他希望屈原能留住有用之身，而不是投江自殉。但又用老庄思想指责屈原“弃由、聃之所珍兮，彭咸之所遗”，反映了作者明哲保身的思想，而未能正确地评价屈原。那扬雄为什么作《反离骚》呢？这个在学术界争论不休，一般有两种不同的意思，宋代朱熹认为《反离骚》就是反屈原，：“雄固为屈原之罪人，而此文乃《离骚》之馋贼矣，”清代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表现了类似的看法：“班固以屈原为露才扬己，意本扬雄《反离骚》。”明代胡应麟在《诗薮·杂编》卷一中提出“爱原”说：“扬子云《反离骚》，益深悼三闾之沦没，非爱原极切，不至有斯文”又云：“扬子云《反离骚》，似反原而实爱原。”明末，李贽在《焚书·读史》中又发展了胡应麟的观点：“《离骚》，反其辞，以甚忧也，正为屈原子翻愁结耳。”
把屈原和扬雄的言行比较一下，我们会发现两人观察事物的立足点不同，屈原看重行为目的，认为自己对楚王很忠诚。在《离骚》中，他说：“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在《九章·惜诵》中说：“所作忠面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愿君其莫我忠兮，勿忘身之贱贫”。他反复陈述自己行为目的很善，似乎只要楚王能理解这一点，什么问题就解决了。别人不能理解时，他常以目的纯正来安慰自己。在屈原看来，行为目的是否善很重要。
和屈原不同，扬雄很重视行为的方法，认为把同一种方法在不同条件下，其结果是不同的。君子能“毅然敢行”是好事，因此说“贞”。《毅》又云：“上九，豨毅其牙，发以张弧。”《测》日：“豨毅其牙，吏所猎也。”司马光注：“小人极毅以取祸，如豕毅其牙，适足自招射猎而已。”似乎君子应守正，应该“毅”；而“小人极毅”只招祸。如果认为君子任何时候都要“毅”，而小人不能这样，显然不对。我们只能认为，有的情况下可以“毅”，有的情况下就不能“毅”。由此可见，扬雄很重视行为的方法：同一种方法应随条件而变化。《太玄》大部分内容讨论做事的方法。
当然，扬雄也认为目的不正确必得祸。《太玄·徯》云：“初一，冥贼徯天，凶。《测》日：冥贼之徯，时无吉也。”司马光注：“小人包藏祸贼之心，必受其殃。”《翕》也有类似的思想：“初一，狂冲于冥，翕其志，虽欲梢摇，天不之兹。《测》日：狂冲于冥，天未与也。”司马光注：“小人有不善之心，狂荡冲击于冥昧之中，翕敛其志，未形于外”，“虽欲纵释其志，天未之与，不得滋长也”。“小人有不善之心”，“天未之与”，目的不正确，就没好结果。
扬雄把行为目的和方法清楚地分开，在目的正确的条件下，探索恰当的方法，拓展了个体自由发展的空间。在《反离骚》中，他用这种观点来评价屈原。当然，《太玄》是他晚年之作，但其中的思想不是一蹴而就的，青年时期就有这种思想的萌芽。
扬雄对屈原并不满意，认为他方法不够恰当。首先，屈原绝对不从俗，不够正确。《离骚》云：“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威之谴则。”《离骚》作于前朝，此时屈原还未充分认识到不肯从俗的缺陷，到了后期就不同了。绝对不从俗给屈原带来了一系列不幸，把他推向孤困之地，是他最终走上“湛身”之路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他没有认识到绝对不从俗是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却沿着这条路继续发展。从屈原的言行中可以看出，由于绝对的不从俗，使得屈原一步步走向“湛身”。
鉴于此，扬雄在《反离骚》中十分遗憾地说：“抨雄鸠以作媒兮，何百离而曾不壹耦！”为什么屈原总是找不到恰当的同盟者？其原因是对别人要求过高，失去盟友。这不是偶然情况。他要求每个人都像他自己那样品德高尚，不顾个人得失。求简狄不成，又求二姚。他又认为“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似乎只有理强而媒巧，“求女”才能成功。这些都是很高的要求，当时难以实现，故支持者甚少。他的要求一般很难达到，因此扬雄在《反离骚》中惋惜地说:“驰江潭之泛滥兮，将折衷虖重华。舒中情之烦或兮，恐重华之不累与。”舜也感到这样的条件可望而不可即，故不赞许。
其次，屈原没有采用“以退为进”的策略。“以退为进”就是在目标不变的前提下不适当退缩，以求更快地进取。扬雄强调“以退为进”不能改变既定目标。故《法言·问道》云：“川虽曲而遭诸海则由诸。”《法言·五百》又云：“诎身，将以信道也。”“以退为进”有两个优点。首先可以积蓄力量。自己的力量弱小就要适当退却。“以退为进”可以得到众多支持者，屈原知进不知退，，扬雄在《反离骚》中很遗憾地说：“知众嫭知嫉妒兮，何必扬累之蛾眉？”不“扬蛾眉”，就有适当退却之意。如果屈原能进退自如，就可能保全自身。“以退为进”可以寻找恰当的进取机会。退却以待对立势力变衰，可能会找到进取的有利机会。扬雄探索众多方法，为个体的自由发展提供更大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探索仍有局限性，因此扬雄多次强调人在“命”面前无能为力。
从行为的方法来看，朱熹认为《反离骚》就是反屈原，有一定的道理。令屈原疑惑的是自己“忠何罪以遇罚”，在《反离骚》中，扬雄作出了答案：屈原做事方法不恰当。此后，扬雄不断探索，力图解决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在专制统治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个体如何自由发展。如果说《反离骚》是这种探索的开始，那么《太玄》是其基本完成。
从行为目的来看，扬雄热情赞扬屈原。扬雄很敬佩屈原的爱国热情，因为他自己也依恋汉室。扬雄推崇具有顽强意志的人。屈原为理想不断奋斗，扬雄当然敬仰。
屈原的《离骚》所表现的社会内容，所抒发的思想情感，直接源于现实生活，而艺术表现上则是自由驰骋，完全摆脱了现实生活的固有逻辑，而进入想象的境界，奇幻神异。《离骚》前半篇回顾往事，追忆身世、理想和遭际，基本是实写。但像“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这样的诗句，以比兴的手法铺叙夸饰自己的美好品质，已具有奇异想象特色；后半篇写对未来道路的探索，则更是把他火一样浓烈的激情，忠贞深沉的爱国之情，通过奔腾飘逸，上天入地的想象淋漓尽致地喷发出来。强烈的抒情与奇幻的想象结合，更深沉地展示了他的心路历程。
《离骚》是屈原自叙生平的抒情诗，高贵的出身，崇高的理想，峻洁纯美，独立不屈的人格，及其异常浓烈的情感，构成主人公超凡脱俗的完美形象。
《诗经》所开创的比兴手法，为屈原所继承并作出很大拓展。《离骚》在《诗经》的基础上拓展寄情于物，托物抒情的表现手法，形成了文学中著名的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的传统，影响深远。
《反离骚》外在承袭骚体，模仿《离骚》的诗句，内蕴却重在“反”。以文本为基点出发，我们在《反离骚》中时时会发现《离骚》的影子。第一，《反离骚》在文体选择上承袭骚体。《离骚》开创性地运用了骚体，屈原放弃使用当时广泛流行的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反而大量使用带有楚地方言特色的“兮”字句；再加上长短句相间的句式，使诗人郁邑侘傺的心态，天马行空的想象跃然纸上，诗歌的情感爆发于诗人的个性精神得以确立。同时屈原在继承楚国民间诗歌、祭祀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打破传统诗歌的路数，自成一家，加之文人“不遇”心态的强烈共鸣，备受后人推崇。因而模拟之作层出不穷，例如扬雄的《反离骚》、《广骚》、《畔牢愁》。遗憾的是，《广骚》、《畔牢愁》如今均已失传，但《反离骚》留存至今，我们可以通过此篇来对研究扬雄的拟骚作品，《反离骚》对《离骚》的模拟痕迹显而易见，《反离骚》全文50句，共用了49个“兮”字，唯有“资娵娃之珍髢，鬻九戎而索赖”一句没有使用“兮”字，这极有可能是扬雄有意而为之《周易·系词上》云：“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扬子可能以此来配合大衍之数。”
扬雄在《反离骚》中大量借用《离骚》中的词汇、诗句。如“衿芰茄之绿衣兮，被芙蓉之朱裳”来自于“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离骚》多以六言为主，且多用对偶。在变化中蕴涵节奏，使得全诗错落有致，灵动生姿。《反离骚》同样以六言诗为主，间以七言，对偶手法运用也相当娴熟。
《反离骚》开篇方式也受到《离骚》极大影响。《离骚》开篇自叙身世：“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不仅身为颛顼后裔，出身高贵，而且出生时辰也相当吉利。这些是先天的因素；加上父亲赐给他的“嘉名”和他自己对自己仪表的重视，后天条件更是不同凡俗。这不失为对自己的一种标榜。为屈原的形象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大概是诗人想表现自己的不同凡响和一种使命感。既然诗人家世显赫、境遇非凡，因此就含有一种强烈的振兴家国的主要愿望。这种传统极大影响了后世文人，在他们的诗集、著作的序跋中往往标榜身世、展现奇遇，以抬高身价、自命不凡。同样，扬雄也在《反离骚》中自叙家世，开篇“有周氏之蝉嫣兮，或鼻祖于汾隅；灵宗初谍伯侨兮，流于末之扬侯。意思是扬雄的祖先和有周氏相亲连，始祖最初居住在汾水边上；宗谱记载 的最早的祖宗是威灵的伯侨，流传下来便到了扬侯。扬雄家族虽然世世以农桑为业，但他有着与屈原相似的显赫身世，虽然到扬雄一脉家族已流于末端，但这种骄傲和自豪的家族意识是值得我们品味的。
《反离骚》继承了《离骚》的隐喻、象征手法。在《反离骚》中扬雄首先以“累”字隐喻屈原如“纷累以其淟涊兮，暗累以其缤纷。”“图累承彼洪族兮，又览累之昌辞。”全文共出现了11次“累”字，“累”字作为屈原的代称，隐含了作者对屈子“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冤死湘渊的同情，道尽了楚国对屈原的负累。
总之，我们不要被《反离骚》这个标题迷惑了，《反离骚》其实是扬雄对去屈原的批判性赞扬，《离骚》和《反离骚》在很多的地方都有相似处，可以说《反离骚》很好的继承了《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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