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到东汉发生了什么(西汉到东汉的历史事件)

在生活中，很多人可能想了解和弄清楚西汉到东汉：从抑制豪强到与豪强共天下的相关问题？那么关于西汉到东汉发生了什么的答案我来给大家详细解答下。

东汉王朝（公元25年—公元220年）由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他推翻了王莽所建立起的新王朝，重新恢复由刘氏统治的汉王朝，史家称此汉朝为东汉。

公元25年，刘秀在绿林军的协助下，以武力击败了王莽，夺得帝位。刘秀身为西汉皇族，故仍定国号为汉，但建都洛阳，年号建武，是为汉光武帝。 建武二年，光武帝下令全面改革王莽所实施的旧政策，整顿吏治，设尚书六人分掌国家大事，以近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限；废除“官奴”；清查土地，使人民生活逐步稳定下来。 到公元一世纪中叶，经过光武帝、明帝（58—76年在位）、章帝（76—89年在位）三代的治理，东汉王朝已经逐渐恢复了往日汉朝的强盛，这一时期被后人称之为“光武中兴”。

光武帝之所以能够复兴东汉王朝，是因为得到了出生地南阳豪强地主和河北豪强大族势力的援助。这和高祖刘邦与杀狗的庶民一起创建前汉是根本不同的。因此，一般认为东汉王朝是豪强大族联合政权。

西汉王朝，是从外戚中培养功臣。西汉的外戚多起自草根，走的是先外戚而后晋升为豪强功臣的路子（如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以及后来的王氏家族）。而东汉则恰恰相反，是从功臣中培养外戚。

东汉在功臣中培养外戚的传统，肇始于刘秀。刘秀本人就擅长于把缔结姻亲作为政治手段。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在创业初期，除了皇族血统，他还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政治资本呢？

刘秀之家是舂陵侯家的分支，是受最早兴反王莽之兵的新市、平林兵的压制即帝位的刘玄即更始帝就是春陵侯家之正家。据说刘秀举兵之初乘牛出阵，杀死新野尉得马。因此，我认为和其正家刘氏相比，刘秀的经济实力相当微弱。但是，刘秀青年时代记在胸中的阴丽华(后来的阴皇后)的娘家是新野县的豪族。阴氏在西汉初移居新野，宣帝时突然聚积成巨富，有田地多达700顷。刘秀之兄刘缜举兵，皇后之兄阴识率“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从之，进而刘秀的两个姐姐嫁予宛之李通和新野的邓晨。其中的邓氏是世代为高官的名门，是开辟邓氏陂的大豪族。邓氏和刘秀之家有亲交，王莽时代娶了刘秀之姐。在南阳形势未定之时，王莽的同伙新野宰(令)袭击邓氏，烧毁其墓冢时，邓氏宗族怒言邓晨加入刘氏起兵“家颇富足，奈何从妇人之家，受苦劳”。

这个邓氏和阴氏也有姻亲关系。光武帝之母的娘家樊氏是东南方的湖阳县人，是乡里的大姓。役奴婢开辟了樊氏陂，开垦300余顷田地。在田地上建的工作小屋都是很高的楼阁、漂亮的建筑物，田间富有池塘和灌溉用水，据说池鱼和牧畜之类都能够自给。光武举兵的混乱之际，樊宏“与宗亲家属，作营堑自守，老弱归之者千余家”。侵入南阳的赤眉军也未敢进入营堑。新野来歙之家也和舂陵刘氏有姻亲关系。从西汉武帝时代开始，来氏之家将军和官僚辈出。和舂陵刘氏有通婚关系的阴、邓、来氏都是新野的豪族、名家。湖阳的樊氏也是豪强大族。湖阳在桐柏山丘陵地带，在枣阳北方约30公里。刘秀的另外一个姐姐嫁给李通，李通也是宛地的富豪，和刘秀是老相识，誓要辅佐刘氏，并娶了其姐。

为求河北山头的真定王刘杨支持，刘秀娶其外甥女郭圣通为正妻，而比郭圣通早一年娶进门的阴丽华（属南阳山头），则被弃置一边。后天下大定，南阳山头全面上位，而河北山头走弱，他便废郭圣通而立阴丽华为后。如果我们把这一切简单地当做个人感情纠葛来看，那就太不拿帝王家事当回事儿了。需知道这一换位，便决定了具有合法身份的太子爷是河北山头外甥还是南阳山头外甥的血统问题；进而决定了“云台二十八将”中，是南阳人多还是河北人多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决定了南阳和河北两大山头长远的政治兴衰问题。

为鼓励将士，刘秀还以与功臣家族缔结姻亲作为酬功之法。如“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贾复，在真定与五校军作战时受重伤，生死未卜。刘秀便许诺道：“闻其妇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大有“兄弟好好干，你做不成皇帝，你外孙有机会做皇帝”之意。所以光武以下诸帝之后，也多出自开国勋臣之家。如明帝的马皇后为伏波将军马援之女，章帝的窦皇后为司空窦融（32功臣之一）的曾孙女，和帝的邓皇后为邓禹的孙女，等等。

由于勋臣同时又兼为皇亲，也即是说他们不但在帝国的股东登记簿上挂号，就是未来皇帝的血统里也不乏他们注入的股份，因此他们理所当然拥有分帝国公司统治红利的权力。

但勋臣们大多不懂政治，闹不明白维护社会和谐对自身长远利益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于是这种理论上合理的分红权，在兑现的过程中就每每演变成了无法无天。

如京都洛阳城中，由于皇亲国戚、功臣显贵常常纵容子弟奴仆横行街市，无恶不作，首都市长连换数人皆无起色。最后光武帝换上了“强项令”董宣。董宣一上任便拿皇帝姐姐湖阳长公主的家奴开刀，算是在太岁头上动了土。而光武帝也心领神会，当湖阳长公主向他哭诉求助时，他便在宫廷审判中惺惺作态，配合董宣演了一出双簧。最终是董宣无罪，湖阳长公主的家奴杀了也白杀。尽管在任何一个政治上了轨道的王朝，这种以徇私为出发点的宫廷审判压根儿就不该出现，但既有了此案为例，皇亲国戚们也不得不略加收敛，洛阳恶劣的社会治安局面遂有所好转。

然而狐狸的狡黠终究只能解决表皮问题，一旦触及豪强利益的核心层，它妥协隐忍的一面便显现出来。

公元39年，由于各地豪强纷纷在田亩户籍等事关国家税收大计的数据上弄虚作假，严重影响了国家收入，光武帝乃下诏全国核对田亩户籍。陈留官员比较马大哈，居然在呈交御览的卷宗里夹带了一条东汉版的“护官符”：“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

光武帝深感奇怪，虽严讯当事官员却不得要领。在旁见习的皇子刘庄（汉明帝，阴丽华所生，“云台二十八将”的评定者）却旁观者清，一语破的：“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

此“护官符”之意，乃是指出颍川豪强政治影响已经衰弱（当时颍川山头排前两位的大佬冯异、祭遵已死），而弘农豪强则在朝中没有像样的政治背景，因此公事公办，查上一查倒也无妨；但京城洛阳周边皆为近臣产业，南阳豪强更是与本朝“共天下”的核心干臣，要查出问题来那是万万吃罪不起的，所以清查时便不可较真，得过且过罢了。

眼见在清查工作中搞出如此欺君罔上的弊案，项目主管领导竟陵侯刘隆当然要负责。欺君论罪当死，但因刘隆是“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且又属南阳山头，故惩处的雷声大雨点小，被免死贬为庶民。（“明年，隆坐征下狱，其畴辈十余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物免为庶人。”）

接下来，从《后汉书》作者范晔的笔法看，他就是成心要打光武帝的脸了：“明年，复封为扶乐乡侯。”刘隆从死缓绕了偌大一个圈子回来，却只不过是行政待遇降了一级。

对豪强势力的膨胀，东汉王朝始终是纵容的。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汉武帝花了大力气办成的盐铁官营，到东汉和帝时，又被主政的窦太后重新授予私人经营。曾让西汉的主政者忧心忡忡的豪强问题，在东汉的执政者们看来压根儿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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