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荀鹤有名的十首诗(杜荀鹤著名的诗词)

导语：从壮志清名到谄谀权贵，杜荀鹤为何有如此嬗变？

从杜荀鹤的诗中可以看出，其遵循儒家诗教观，这使他写出反映民生疾苦、社会不公的作品。然而，杜荀鹤在朱全忠强大政权之下人格扭曲，完成了人格转变，且有可能是白马之祸的主谋之一。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杜荀鹤原来时时刻刻以教化为己任，作《时世行》反映现实弊端，且颇有壮志清名的杜荀鹤，为什么到最后会成为一个谄谀朱全忠，依附朱全忠政权的人?

杜荀鹤的人格变化现象，在这一时期，并不是个例，其关系到唐末士人人格嬗变的问题。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们依附这个危害唐室、且最后篡唐的军阀?又是哪些因素驱使他们改变自己的人格，屈从这个为正统的、忠心于唐室的士人所不齿的朱全忠?

人物生平

杜荀鹤（约846年—约904年），字彦之，自号九华山人。汉族，池州石埭（今安徽省石台县）人，唐末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出身寒微，中年始中进士，仍未授官，乃返乡闲居。曾以诗颂朱温，后朱温表鉴他，授翰林学士和知制诰。

处在唐末乱世的杜荀鹤一贯以教化为己任，以风雅自许。《时世行》共有十首，《山中寡妇》、《乱后逢村叟》即是其中之二首，这两首反映唐末乱世给民众带来苦难的作品，其他作品也是同此，反映了现实主义诗歌精神和强烈的诗教意识。

杜荀鹤及第那年，裴贽曾勉为“中兴诗宗”，顾云也指出他的作品中具有很多高雅优美清省激越的句子，能使贪婪的官吏廉洁、邪臣正、父慈子孝、兄良弟悌，人伦之纪备矣。

杜荀鹤还经常标榜他所持守的是“道”。此处所言的“道”，其实主要也指那种诗教观和风雅观。说明杜荀鹤对此是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努力在其创作中实践之，这是形成杜荀鹤教化意识和现实主义诗歌精神，驱使他去反映现实人生，同情民生疾苦的重要原因，这也是时世行系列作品产生的直接动力。这是杜荀鹤作为儒家知识分子可贵的、代表着社会的良心一面。

杜荀鹤的诸多作品都旨在反映民生苦难与社会不平。如他在《山中寡妇》中有云：“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他在这里强烈地讽刺了唐末乱世中朝廷赋税依旧严重，和讽刺地方官吏的层层盘剥。这是当时一个相当尖锐的社会问题，所以杜荀鹤在其诗歌中屡有反映。

又如《乱后逢村叟》云:“还似平宁征赋税，未尝州县略安存。”《题所居村舍》云:“家随兵尽屋空存，税额宁容减一分。”杜荀鹤既不满于朝廷的赋敛，也同情这些受害者，反映了他的人道主义精神。

他非常同情乱世中流离失所者和底层劳动人民之不幸，蚕妇、樵夫皆在其同情之列。广明之乱各种地方势力崛起，互相火拼地方势力内部也互相争夺权力，官军等同盗贼之现象，屡见不鲜。因此，他试图在他的诗中揭露官军滥杀无辜，等同盗贼的抢夺行径。此外，杜荀鹤对自身的流离也颇多感伤之语。

从杜荀鹤的作品来看，他忠实地反映唐末动荡的社会和各种不平现象，同情受苦的民众，饱含着人道主义的热情。从诗歌体裁来看，他一变新乐府运动以来以乐府、古诗反映现实的传统，而改用七律方式。

从作品艺术性来看，这些诗的主要特点是“直切”、“不忌当头，直言穷愁之迹。”正因为如此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所以，可称得上唐末乱世的“实录”。

原来人格巨变原是本身如此?

其实，杜荀鹤的社会批判意识还是不强烈的，力度也是不够的。尽管他也标榜他是“道”的持守者，以风雅、教化自任，但是“道”不过是一个比较空洞的名词，而他所理解的风雅、教化观无非是反映一些现实弊端。

跟皮陆等人比较起来，他们以道统的传人自任，具备相当高的理论素养，而且能从这个理论体系出发，来全面地考察现实，所以如果将他们全部的诗文合起来一起看，可以看到他们的社会批判意识是相当强烈的，也是很有深度和力度的。比之杜荀鹤空洞的诗教观，更加具有澄清本源、指陈真相的作用。

而且皮陆所倡言的“上剥远非、下补近失”是放到一个历史的视域中去观照现实。杜荀鹤对现实的反映不是不真切，语言也不是不犀利，但是仅仅以反映现实的现象层面为满足，且往往出于一时的感触。所以两相对比，杜荀鹤的社会批判意识显然还是不够的。

具此来看，比起杜荀鹤的教化观、风雅观来，他的功名意识其实更加强烈。尽管杜荀鹤经常宣扬诗教观，但是即使这种诗教观，在他的心目中，也与功名利禄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读友人诗》中更是直接表露了他的这种庸俗的功名观。可见，所谓大雅云云，最后都是为了仕途。或者说，至少两者是关系密切的。也就是这个原因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到最后会成为一个谄谀朱全忠，依附朱全忠政权的人。

跟唐末其他很多士人一样，杜荀鹤为了求得一第，而尽了人生大半光阴。大概在咸通五年，杜荀鹤19岁的时候，离家入京觅仕，但是直到大顺二年方登进士第，时年已46岁。前后历时27年。乾符末，由于黄巢之乱，杜荀鹤自长安归隐九华，直至于大顺元年初秋，杜荀鹤才离开池州山居入京赴举。所以这一次山居，历时很长，达十多年之久。

但是，这是杜荀鹤处于乱世不得已的选择，他的本意还是要求功名，这种愿望一生未变。杜荀鹤在《寄李溥》一诗中基本上道出了他的意愿:“共莫更初志，俱期立后名。

在27年苦求一第的生涯中，杜荀鹤写了很多下第自伤诗，一部应举之史，就是心灵备受摧残之史。在没有得到功名的时候，他即使春天也感到如秋天。如《春日闲居即事》中的“未得青云志，春同秋日情。”

杜荀鹤有过一定的隐居经历。青少年时期跟顾云、段文圭、李昭象在九华山隐居过，并号为“九华山人”，又曾在庐山隐居十年。乾符末杜荀鹤因黄巢之乱归隐九华山长林山达十年多之久。

无论前期或者是后期的隐居，功名科第始终是杜荀鹤的主要精神取向，并不是真要隐居。即使山居又怎么样呢，尽管他也品味着隐逸生活的闲雅，但是，更多是自哀自怜之句，最后的落脚点也是自己未登科。

他明白自己的出发点不是为了隐居，而是终拟致明君。科第给他的诱惑力是巨大的，对杜荀鹤来说，隐居与功名之间的冲突，并不十分强烈。他以功名为孜孜以求的目标，这占据了他的人生理想的显著位置。

到了大顺二年杜荀鹤已取得功名，则开始积极入仕，始从事于田幕府，终效力于朱全忠政权。所以，终杜荀鹤一生，求功名意识是相当强烈的，而且几乎从未放弃过。在27年科第生涯中，正是这种求功名意识驱动着他一次又一次地去奋斗。也是这种功名意识，驱使他接近当时权势如日中天的朱全忠，并且终于在他的推荐之下，求得一第。而最后成为依附朱全忠政权的士人，完成了其人格的嬗变。

他为何要依附篡唐的军阀朱温？

在唐末乱世中，像杜荀鹤这样人格蜕变的士人，是有着代表性的。杜荀鹤却对朱全忠政权是认可的。如果说天复二年之前，朱温打着勤王的旗号，容易蒙骗一些士人，那么，现在朝政已经为朱温所全面控制，他的狼子野心已经表现得很明白，为世人所习知。所以，杜荀鹤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杜荀鹤对朱全忠的谄媚也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由此可见，杜荀鹤之依附朱全忠，完成其人格嬗变，乃是既定的事实。而之所以如此，是由两方面原因决定的。就主观方面而言，杜荀鹤本来就具有强烈的求功名意识入仕后积极从政，在田君见幕府和朱全忠政权都是扮演着比较积极角色。

就客观方面而言，朱全忠既于他有恩惠，令其中第，同时朱全忠势力当时强劲崛起，成为强大政权，朱全忠又是一个强权和霸道的人，对杜荀鹤这种文人确实有一种震慑力，强权无疑会使人格受到了扭曲。所以在这两方面因素作用下，杜荀鹤完成了人格嬗变。

杜荀鹤还有可能是白马之祸的主谋之一。杜荀鹤之卒在天祐元年，而白马之祸发生在天祐二年五月，这两者有可能有一种必然的联系。按照《旧五代史》的记载，是认为杜荀鹤将谋尽杀缙绅。

而当时朝列中欲谋杀缙绅的人是大有人在的，柳璨、李振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也是白马之祸的主要主谋。柳璨欲谋杀缙绅的史料记载，跟杜荀鹤这条材料十分接近，如果此条记载属实的话，杜荀鹤有可能是白马之祸的主谋之一，尽管他在此之前即死去，但是他要谋尽杀缙绅的想法跟李振、柳璨是十分接近的。

白马之祸的主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往往是科第不得意者。他的想法很可能与李振、柳璨是十分接近的。白马之祸的谋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往往是科第不得意者。

结语

总之，我们没有必要为了美化杜荀鹤而将之塑造成一个不党附朱全忠、人格完全独立的人，也不应该因其党附、阿谀朱全忠而全面否定他的人格。他的思想体现了一定的人生哲理和时代性，他的现实主义诗歌精神和文学成就也对后世产生了一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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