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的隆盛开皇盛世的表现与隋初致富原因有关(隋唐隆盛时代文化背景)
导语：隋代的隆盛：开皇盛世的表现，与隋初致富原因的分析
隋代的隆盛：开皇盛世的表现，与隋初致富原因的分析开皇盛世的表现
隋国祚短促，自立国至于败亡，前后不过三十九年。在此期间，自文帝开皇时代，以至炀帝之大业初年，隋国运均在隆盛时期，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之发展，正如日中天。尤以史称所谓“开皇之治”，更为后世政治家所津津乐道。大抵在此期间，政治颇上轨道，人民生活安定，经济上之发展，远超魏晋南北朝任何一代。人民对国家的印象是：轻徭薄赋，府库充实。对于军力上之加强，不但稳定了西北以至东北方之形势，使胡儿不敢南下而牧马。在江南方面，梁、陈先后降服，呈现出大一统之气象。加以对西域，及东南海诸国之经营，东土文物随国威远播，一时列国皆来朝贡。然造成隋代隆盛富强之原因，殊非偶然所致，盖必有其各种因素之积聚与历史背景而成。
隋文帝
隋初致富原因的分析
第一，南北政令统一。隋初府库丰积原因，有一显而易见迹象者，与国家之统一关系至大。南北朝末期以来，分立于北方者有北齐，北周。南方较为强大者，首推陈国。换言之，此时全国分为三个中央政府，其军政、经济规模亦大致相同。及杨隋统一天下，中央政府组织并未扩大许多，地方政府员属则削减。而隋文则兼有原来解归其他两个中央政府之赋税，国家焉得不富？宾四师又以为中央政令之统一，与社会阶级之消融，亦为助长隋初致富原因。
隋文帝
第二，简化行政机构。若论我国之行政制度，自秦废封建行郡县，西汉以前，大抵未见甚大之变动。东汉末年，三分天下，地方行政之划分始有变动，继至混乱。时魏有司、豫、兖、青、凉、秦、冀、幽、并、雍、荆、扬十二州，统郡一百；蜀有益州，统郡二十二；吴有扬、荆、交、广四州，统郡四十七。魏郡多仍汉之旧，无大变化；蜀则新旧郡各半；吴旧郡十八，新置郡二十九。晋一天下，全国有司、冀、兖、豫、荆、徐、扬、青、幽、平、并、雍、凉、秦、梁、益、宁、交、广十九州，统郡百七十三，较之汉代，州增三分一倍，郡增三分二倍。永嘉以后，中原丧乱，晋室偏安江左。贵胄南渡者、谓之侨人，皆取旧地之名，侨立州郡，始其作用在于安置难民，后乃假为夸大，南北东西，相承同辙，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二三，百家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由是地愈狭而州益多，国家应付地方行政开支，已疲于奔命。北齐天保七年，虽曾下诏并省三州，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县之数，然殊不足以矫正南北朝以来地方行政之混乱与开支之巨大。
古代行政机构遗址
及隋文帝即位后，因杨尚希议州郡繁多，遂于开皇三年下诏尽罢诸郡，以州统县，一改三级制为二级制，北方地方行政经三百年之紊乱不合理，至此上轨道，使地方官吏，可减省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国家开支相对减少，此亦造成隋初隆盛之原因。
古代郡县制遗址
第三，裁减冗官冗吏。南北朝以来之地方政府组织，不仅机构繁多，组织庞大，抑且吏员猥多，行政效率甚低，国家支付冗官冗吏之开销数目庞大。隋统一天下以后，曾于开皇十五年，罢州县乡官，此后又继续简化郡县及其他不必要之吏员。此举之结果，不但使行政效率提高，同时替国家节省巨大开支，隋初府库之丰积，殆与此有甚大关系。汉代州刺史为监察官，非行政官，故吏员较少。魏晋时期，州刺史为统率郡国之行政官，非复监察之职务，其在政治地位上远超郡守之上，故其属吏组织之膨胀，殆为必然之趋势。此后，战乱频生，地方大吏尤其州刺史，多加将军或持节都督之号，开府置佐，有长史，司马及诸曹参军，比于将相，谓之军府。而原有承汉制以来设置之别驾，治中，诸曹从事诸职，是谓州吏。州吏之用，一仍汉制，由大吏自署，限用本州人，而军府则由中央除授，以外籍为原则，故长官虽仍一人，而佐吏则分为两个系统。
隋文帝泰陵
至于荆、雍、宁、广各州，因兼统蛮夷，刺史又兼带蛮夷校尉之职，并置蛮府，比于军府，则其佐吏复增至三个系统。南北朝末期，佐吏之体制大致相同，据统计，此时全国州郡约数三百，州府将吏约十二万以上，兵士一百万以上；有郡七百，郡吏约十万以上，兵士三十万以上；有县一千五六百，县吏约十五六万，兵士盖亦称是。此诸数字皆为根据现存史料作最保守之估计，则全国地方政府之将佐吏员合计在三十七八万以上，兵士必逾于一百五十万，再就通典食货七所记后周大象中，有户三百五十九万，口九百万九千六百四，参以陈亡时之户口数（户五十万，口二百万），则南北朝末期，托籍户数四百万有奇，口一千一百万有奇作计算，是十户需供一将吏四兵士，而对于中央政府之负担尚不在此限。则南北朝以来，人民之担负既重，政府之开支亦绌。隋统一天下以后，逐渐削减此等冗官冗吏之存在，不但人民可享轻徭薄赋之待遇，而政府则节省大量开支，国家焉得不富？
官印
第四，澄清吏治。隋文帝在澄清吏治方面，主要为铲除官员风气与裁抑不称职之官吏等，此与造成隋初府库丰积颇有密切关系。南北朝地方政府，不唯吏员猥多，且受贿风气颇盛，南朝地方官吏廉洁自守者，固不乏人，然受贿风气远较廉洁自守者为普遍，此举亦应溯源到魏晋以来，老庄思想影响下而产生之颓废人生观有莫大关系。加以其时政治社会不安定，而南朝君主亦往往不以地方大吏受贿为意，乃至于公开鼓励贪污，或参与其事者有之。而北朝吏治之贪污风气更有甚于南朝者，不仅贪污，且残暴成性，历魏晋以来，腐败成风。故一时之贪污风尚，亦为造成南北朝国库空虚，人民困穷重要原因之一。杨坚得国以后，励精图治，兼且天资刻薄，政局既已安，自不容贪污枉法之普遍存在，他对吏治之整肃，循此而下，不仅上裕国库，下舒民困，隋初之隆盛，此亦要因。
隋朝龙舟
第五，于南方推行均田制度。隋代之富饶，既非重敛于民，究其原因，亦与推行均田制于南方有关系，因均田制乃按人口授田。且隋以前之均田制仅行于北朝，南朝各代，仍继东晋以来推行之土地私有制度。隋统一全国后，土地面积骤增。隋鉴于当时之实况，灭陈以后，天下一统，均田遂扩及江南而普行于全国。且就人口而论，北朝人口本多于南方，史载北齐人口两千万余，北固有九百余万，而江南之陈共仅二百万而已。人口少，均田自易推行成功，此举既可增加赋税，又可稳定经济发展。且南朝士族，亦渐由衰弱至于消灭。无豪强地主之反抗，均田制度自易推行于江南，无形中对隋初经济发展收益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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