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赫绘画六法之首(在画中谢赫的六法是什么意思)

导语：谢赫所说的书画“六法”有什么意义？

谢赫所说的书画“六法”有什么意义？

作者：周积寅

中国画品评风气，在魏晋已开其端，到南北朝而大盛。东晋颐恺之《论画》，当推为画品最早文献。南齐著名肖像画家、理论家谢赫《古画品录》是我国第一部有科学性、系统性的画品专著。他在这部著作里提出了有名的“六法”论：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足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并以此为准则，将三国到萧梁的二十七位重要画家的艺术，按“优劣”分为六品，一一作了评价。这里，“六法”的“法”，决不能单纯作为绘画技法、方法来解，而是指一种内在的尺度、准绳。

谢赫对“六法”的每一法，虽未作说明，但在评画中随时可以领略“六法”的精神。如关于气韵的含义，他在对许多画家的评论中就提到“壮气”、“生气”、“气力”、“神韵气力”，“情韵”、“体韵”、“韵雅”等等。，总不外乎论述人物思想、性格、才能、气质的总和表现在外部的东西，即一个人的精神面貌。现对六法涵义略释如下：

气韵生动——把对象的精神面貌生动地表现出来，使作品具有艺术感染力。骨法用笔——指物象的结构和表现这种结构的线条、笔法。应物象形——准确地描绘对象的形状。随类赋彩——按照不同的对象表现它们的色彩。经营位置——构思构图。虽列为第五法，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认为它是“画之总要”。传移模写——临摹前人的优秀作品，向遗产学习。“六法”中，“气韵生动”为第一法，乃是最重要的一法，它正是概括了“骨法用笔”以下五者的表现特质，成为我国传统绘画的美学准则。

谢赫提出评论绘画的准则为什么规定为“六法”，而不是“五法”或“七法”、“八法”?这与我国自先秦以来常用“六”这个数说明各种事物的组成有关。如《左传》昭公元年记载了医和的话，“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对于味、声、色之美，最早是以六气来解释的。“六气”、“六诗”、“六律”也是儒家常讲的基本概念。汉贾谊《新书·六术》，提出了“六理”、“六法”、“六行”概念。各种事物均由“六理”而生，“内本六法，外体六行”。儒家所说的“六艺”也是如此。贾谊第一次提出了“六法”概念，并论述了它与“六艺”的关系。魏晋时代玄学盛行，很少讲数，东晋而后至齐梁，玄学渐衰，汉代“象数之学”又重新受到注意。谢赫“六法”，显然是受到古代重“六”的影响。

谢赫“六法”是在总结前人及当时绘画创作经验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东晋顾恺之《论画》、《摹拓妙法》、《画云台山记》及刘宋宗炳《画山水序》中就有“传神”、“以形写神”、“骨法”、“用笔”、“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以形写形”、“画象”、“布色”、“以色貌色”、“置阵布势”、“今张绢素以之映则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模写要法”等用语，谢赫则将这些还是零碎、散乱、模糊的思想进一步系统化、明确化、完善化，提升和确立为批评的准则。

“六法”是人物画品评的准则，也是创作准则。由于这些准则具有现实主义精神，重视对象的精神实质，提出了传统绘画的表现特点，包含了一切题材的绘画在创作技巧上不可缺少的各个方面，具有高度的理论概括性和一切题材绘画都可以适用的普遍意义。因此，随着山水、花鸟画的发展，以后就不单是人物画的品评创作准则，同时也作为整个中国画的品评创作准则。虽然后来五代荆浩《笔法记》为山水画创作提出了“六要”，宋刘道醇《圣朝名画评》提出了六要、六长，清邹一桂《小山画谱》提出了画花卉的“八法”，汪之元《天下有山堂画艺》提出了画竹的“六法”，但都是“六法”的发展与补充，其精神与“六法”基本一致，而影响最大的仍是“六法”，它几乎成了中国画的代名词，直至今天仍有借鉴价值。值得指出的是，近人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将谢赫《画品》(即《古画品录》)收入“全齐文，卷二十五，并作了新的断句，后来得到了钱锤书先生的赞同，并以新式标点断句如下：

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钱氏指出历代对“六法”都读了破句，未能得六法真义，并且为证明严可均断句的正确性提出了新的见解(见《管锥编》第四册)。这一问题引起美术界、美学界的注意和重新研究的兴趣。其实，“读了破句”的恰恰是严氏自己。文中连用的六个“是也”是针对回答“六法者何”这一总发问而用的。若照严氏断句，必然是违背语言逻辑的；“六法”中，除了“传移模写”一法中的“传移”与“模写”是大致相等的概念外，气韵与生动、骨法与用笔、应物与象形、经营与位置、随类与赋彩，都是不相等的，决不能用后一个概念去说明前一个概念。如“气韵”需要生动地表现出来，但不能说“气韵”就是“生动”，章法“位置”必须经过苦心“经营”来完成，但也不能说“位置”就是“经营”。因此说，严氏的断句是难以成立的。李泽厚、刘纲纪先生主编《中国美学史》卷二下《“六法”及其标点问题》对此说得非常精辟，可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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