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七言诗的渊源从《四愁》到《燕歌行》的诗句(四言诗和七言诗的区别)
导语：论七言诗的渊源：从《四愁》到《燕歌行》，吸收楚声后的诗格独立
前言诗歌的发展，看起来非常复杂，但如果能以史学为提挈，便能梳理出一条非常明确的线索。中国文学以《诗经》的四言诗为滥觞，然四言诗体制狭隘且句式结构过于单一，不适合作非常细腻、深切的表达。钟嵘《诗品》便称：“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而四言到五言的过度与完善，便是由汉乐府来完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并非只是完成了四言到五言诗的过度，同时也出现了迥异于四言诗、五言诗的新兴体裁-------七言诗。旧说七言诗是出自汉武帝时的《柏梁联句》，但这个说法在《日知录》中被顾炎武所推翻。此时，我们将目光移至南方文学后，便能发现这些汉代的七言古诗与《楚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本文便以东汉张衡之《四愁》与魏武帝之《燕歌行》为例，谈谈七言诗脱化楚辞到诗格独立的嬗变过程。
“汉初好楚声”与脱化楚声后的《四愁》诗在早年学界中，很多人是认为七言诗出自《诗经》，晋人挚虞《文章别流论》称：“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也”（延续这种说法的还有唐人刘存），北宋王得仁、明谢榛则持相反意见，尤其是谢榛在总结了王得仁的论述上提出了新的看法，其《四溟诗话》云：“《尘史》曰：王得仁谓七言始于《垓下歌》，《柏梁》篇祖之。刘存以〔交交黄鸟 止于桑〕为七言之始，合两句为一，误矣。《大雅》曰：〔维昔之富不如时。〕《 公布》曰：〔学有缉熙于光明。〔此为七言之始。亦非也。盖始于《击坏歌》：〕 帝力于我何有哉？〔《雅》《颂》之后，有《南山歌子产歌》《采葛妇歌》《易水 歌》，皆有七言，而未成篇，及《大招》百句，《小招》七十句，七言已盛于楚， 但以参差语间之，而观者弗详焉。”
我们注意到，不管是‘交交黄鸟止于桑’（《黄鸟》）还是“维昔之富不如时”（《召旻》），都是单句，我们可以认为其是“长短句”形式，却不能以此为七言诗的“祖本”，近人杨佐义以“我们不在中间句断、而以七言视之，这与正确理想句子的意思及诗歌内容，不也是毫无妨碍吗？”为理由为挚、刘站台---------如果真要以此为本，岂不是七言诗的源头要追溯到最早一个说七字句的人了么？太过牵强了。逮至《垓下歌》、亦或是《大风歌》等以七言句式为主干的诗篇出现，这才能有以此探本寻源的道理。
项羽有楚歌云“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垓下歌》）全为七言句；又《楚辞》中之《国殇》、《山鬼》诸篇也以七言句为主干，这种“七言句式”与传统“五言”是有极其大的区别的。五言音缓而调慢；而《楚辞》中夹“兮”字的七言却调促而语长。其实从这里看，我们已经知道七言诗必然是受到了楚辞的影响而来，尤其是汉初时候音乐关系的转移更能为证。
汉初多好楚声，《史记·留侯世家》有记载戚夫人作楚歌事，其云“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而在《汉书·礼乐志》更是直接说明了刘邦是喜欢楚乐的，而作为汉代音乐的开端，唐山夫人所作的《房中祠乐》也为投其所好而以楚声为之：“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汉书·礼乐志》）。
从楚辞到七言，中间尚经历了对“些”、“兮”、“只”等助词的脱化。汉高祖有《大风歌》，虽然不能成为七言肇始，但很明显已经有了七言诗的雏形，而在东汉张衡的《四愁》诗中，显示了非常明显的嬗变轨迹：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纷纷，侧身北望泪沾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四愁》）如此诗，只在起句夹带一“兮”字，后则全脱化而出，在句中不再夹带语气助词了。
七言诗体格的纯粹独立：魏文帝与《燕歌行》刘勰《文心雕龙·章句》有云：“诗人以‘兮’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否好，岂不无益文义邪？”，因此，《四愁》诗虽然脱去了“兮”字，但仍加入了另外的虚词：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纷纷），侧身北望泪沾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四愁》）如括号处，依然有很多虚词夹在句内，与其他诗句相比，并没有完全释放七言句内容张力大的优势。
在诗中加入语气助词亦或是无意义的助词，其实与词体中加入“和声”的作用类似，便是以符声律，避免出现有调无字的情况，所谓:&34;便是如此。但词的“补白”，是从“衬字”到“实字”的过程，我们触类旁通的思考，文体的进步就是这种通过对内容张力的扩充、对词辞的精炼来完成的。因此，直到如魏武帝《燕歌行》等七言诗的出现，才标志着七言诗体在文体上的独立。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燕歌行》曹丕
曹丕的《燕歌行》已经看不出《楚辞》的痕迹了，因为在诗中已经完成了“虚字”到“实字”的发展。我们与《四愁》对比，便能发现这种发展后的技术进步。沈德潜《古诗源》评《四愁》诗是云‘风骚之变格’,是因为文辞质朴而产生了“心烦纡郁、低徊情深”的美学特质。但《燕歌行》则不同，清初王夫之评曹丕诗是“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从明月皎皎入第七解，一径酣适，殆天授，非人力。”，吴淇则评云：““风调极其苍凉，百十二字，首尾一笔不断，中间却具千曲百折，真杰构也。”--------之所以出现这两种不同的评价，无非就是后者在诗中丰富了五感上，章法上的表达性罢了。
结言总而言之，诗体从四言到五七言的变化过程，是文人们不断的对前者补足表达能力的创新过程。我们所认定的文体独立，是他们是否能使这种文体的优势达到一个相对理想的状态。这就是张衡的《四愁》诗虽然体制近七言诗，但仍属“风骚之变格”，而如曹丕的《燕歌行》则被视为七言古诗的原因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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