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入华起因(五胡入华对民族交融有什么深远影响)

导语：五胡入华时，政权初创前，对于的舆论宣传方面有多重视？

随着中原汉人帝国的衰落与南迁,使得东汉以来原本寄居在汉帝国周边及内部的胡族开始有了可乘之机，相继入主中原。先后建立了十五个北方政权和南方政权成汉，史称十六国。

“十六国”是由北魏崔鸿著《十六国春秋》而得名。这些国家除前凉、西凉、冉魏为汉人所建，其他都是胡族建立的。北方十六国最终在不断的互相攻伐中统一于鲜卑拓跋所建的北魏。

汉末到魏晋时期北方胡人生存状况

两汉时期与北方胡族的关系在魏晋时期逐步地恶化。有汉一代，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原王朝和以游牧为主的北方各胡族互动频繁，时而和亲互贸，时而战争攻伐。这一过程伴随着整个汉代，前后数百年。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长时间的攻伐，不但给双方民众带来了深刻的灾难，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加深了双方的了解。

（一）北方胡人的内迁

东汉初期，随着匈奴的分裂以及部分匈奴的归降，使得原本相持不下的胡汉战争突然倾向了汉朝这边。汉朝便开始对匈奴以及其周边的其他塞外诸民族占据绝对优势。东汉朝堂开始不断地对周边的羌、氐族进行战争,大多被强行迁徙到渭水流域至巴蜀之间。

到了三国时期，羌、氐成为魏、蜀竞相笼络的对象，曹魏将其从武都迁移至关中。至此，羌，氐的势力便在关中一带迅速发展起来了。

从当时各族的人口在北方占很大的比例可以看出，从西汉到三国时期中原王朝对周边胡族的政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开始的打击排斥，到后来的笼络、吸收。这一变化是中原王朝和胡族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争、交流后妥协的结果。

而此时，包括羯族在内的北方匈奴系部落，与羌、氐情况大抵相当。归降东汉的数万口南匈奴人，最初散居于西河、美稷地区，后来逐步沿黄河南下到了山西境内，以汾河流域为主。自汉代以来北方胡人的内附，无论是自愿或者强迫，汉代一朝的统治者们都是为了加强对北方各族的管理以及分散他们的力量。

因此，汉末到魏晋之间对于北方诸胡的政策大体相同，都是征发当兵、服役或者开发边境荒芜之地。但是随着边境的不断稳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内附诸胡便进一步的向内地靠拢。此时，统治者们试图将其编户，而豪强政权也试图将周边诸胡纳为佃客与奴隶。

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各军事集团互相攻伐，极力抢夺人口资源，而内附的诸胡，由于有着很强的战斗力，因此变成了军事集团间极力笼络的对象，在魏蜀战争中，双方皆有胡族士兵，且人数不分上下。后来在争夺汉中之际，对此地区的羌、氐进行了迁徙。

《梁习传》所提到的不单指北方诸胡，也有很多士兵。留在并州地区的诸胡，虽说各有其王，但却受到地方官员的节制，如同内地编户。

曹魏军中的胡族士兵，可以说是三国时期魏蜀吴中最多的，因为曹魏所处的北方历来就是胡族的栖息地。曹魏军营中的胡族士兵的成分是十分复杂的。

乌丸的情况大抵与匈奴相同。曹操在大败乌丸后，将幽州、并州和阎柔所统领的数万余乌丸部众迁徙到内地。乌丸不但对曹魏负责兵役，且在必要时向其交纳租调。可见，内迁后诸胡的社会组织形态，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与匈奴、羌、氐、乌丸、羯等胡族的内迁不同，同样作为十六国后期乃至北魏主要统治者的鲜卑，却有着不同的发展情况。自汉末檀石槐后，鲜卑始终在塞

外保持着独立的势力。他们在西晋年间，各部诸如慕容、宇文、拓跋等都是独立的政权。与西晋的联系以骚扰北郡边境为主，后来渐进北郡，目的在于掠夺西晋人口和土地，区别于其他各族的内附。

无论自愿迁徙还是被迫内附，对于诸胡来说是伴随着血与泪的。这些迁徙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中原王朝的不断衰落，影响渐渐扩大起来。

（二）内迁诸胡生存状况考

从汉末到魏晋时期的北方民族内附过程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一规模在不断壮大。但是，内附后的胡族部落形态和众胡的生存状况，却逐步开始恶化，而这些变化对后来胡族相继起兵反晋及五胡入华后建立政权有重要的催化作用。

五胡内迁之后，统治者为了消弱其实力对其生产方式和部落形态做了较大的改变,分单于权力到不同的部落大人手里，而且在这些地区都设有汉人官吏东汉末年到魏晋初年的灾荒、豪强掠夺使得北方胡人的部落支离破碎，陷入极其悲惨的境遇之中。

大多数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在沦为奴隶的过程中，像“缚卖”、“执卖”、“执诸胡……两胡一枷”等这些强制侮辱性的措施，对胡族民众的内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胡族政权的部分统治政策和舆论政策。

这种局面的产生，除了自然灾害因素之外“主要原因就是胡人部落民众丧失了保障他们的力量”，单纯的游牧民族一旦进入复杂的中原社会，就会产生诸多的摩擦。因此，胡族民众只能被迫反抗，走上寻求独立的道路。

东汉时期西北地区的羌人就发生了大规模起义，内迁的羌人和其他胡人，不断受到汉人官吏的欺压和豪族政权的奴役，在悲惨的境遇里怒而待发，最终演变成了北方诸胡的奋起反抗了。面对胡人的反抗，统治者们只能采取残酷的控制，这样不断恶性循环，胡汉双方矛盾世代积累，最终变得不可调和。

胡族政权建立过程中的共性—舆论宣传

（一）晋末诸胡变乱的开始

西晋惠帝初年，各族“变乱”相继爆发。从武帝时期开始,从西向东的广大边境地区，陆续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晋帝国统治的起义活动。

泰始九年，东北地区的鲜卑开始攻击广宁，抢杀五千余人；十年，凉州羌、氐加入起义，凉州城陷落,惊动西晋朝廷；太康二年鲜卑慕容部进攻辽东昌黎；惠帝元康四年，匈奴郝散反晋，攻上党，但是不久便被杀。

后郝散弟度联合冯翊、卢水胡攻击北地太守张损。事至于此，内迁北方诸胡的反抗并无扩大，但随着西晋皇族内部的矛盾日渐加深，事态愈发不可收拾。随后,李特率领巴氐占有了成都，晋惠帝建武元年并州匈奴刘渊在离石起事。

（二）胡族政权建立前后的舆论宣传

“舆论引导”概念的出现，大致经历了“制造舆论→舆论宣传→舆论引导→舆论控制”这样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有时是反复的，更多是随着事态局势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的。

因此，统治者们为了使自己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必须首先得“制造舆论”。所谓“制造舆论”即创造有利于自己或者自己集团的言论、谣言以及书面形式的文件。置于历史学领域，从三皇五帝到近代社会，统治者无不为统治服务而制造舆论。

五胡十六国时代开始的标志就是匈奴刘渊的自立，代表的也是胡族的全力反击，也意味着北方胡族对汉族统治的反抗以及争取种族独立的伊始。

刘渊起兵前夕，刘宣扮演了重要角色。居于山西地区的南匈奴人刘宣，将起兵的计传与刘渊，刘渊当时为成都王司马颖部下。刘宣力劝刘渊趁当时处在“八王之乱”泥潭中的成都王失败之际，速在山西起兵反晋。

刘宣认为西晋正处于“八王之乱”中，可以利用这一机遇，复刘猛之仇，恢复匈奴帝国昔日全盛之势。其中，提到“晋为无道，奴隶御我”、“天厌晋德”云云之语，明显看出是匈奴人对晋的强烈不满，也是当时匈奴在晋统治下恶劣生活环境的使然。

匈奴民众对于自己在内附后所处的境况肯定是十分了解的，不用刘宣言明，刘渊想必比刘宣更能感触权力丧失的痛楚，因为刘渊身为大单于权力是十分有限的，且处于成都王的权威之下。

刘宣为了使刘渊早日决断出兵举事，而说出此等话语，有两点意图：第一，激将刘渊望其早日出兵，此言正中刘渊下怀，且对他有触痛之效，这一点很明显；第二，刘宣此语，实质上与刘渊心照不宣，是一种舆论上的宣传。

北方内附胡人的悲惨的生存状况，包括匈奴人在内胡族民众都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他们心中的怒火，需要一个火苗来点燃。显然，刘宣这句“晋为无道，奴隶御我”起到了这样的效果。

按照此种思路，刘宣的话显然不只是说给刘渊听的，而是说给整个匈奴民众的。这句话对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匈奴人来说显然犹如醍醐灌顶，便使更多民众积极地投身到解放自身奴隶身份、争取种族独立的抗争中去了。集结数万民众，建立了“汉”政权。

显然，刘渊等人正是利用了舆论的这种制造模式。就结果而言“晋为无道，奴隶御我”的舆论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同时这一时期君主称号的变化，表面上是受当时的权力结构影响，即受“宗族分权”所制，虽在初期宗族为政权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随着王权的进一步集中，二者矛盾便出现了。

但将这一时期君主称号的变化置于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的大背景下时，我们就会发现，引起这些变化的潜在因素，即是社会舆论。

无论是带有汉文明特色的国号还是受舆论影响的天王称号，都是胡族统治者在社会舆论压力下所作出的应对策略，正是这些应对策略，也不同程度促进了胡人的汉化和部分汉人的胡化，加速了民族融合。

舆论在胡族政权的初创时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稳固政权与争取更多的百姓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封建皇权的不断加强、国家走向一统，统治者便越来越重视舆论的存在了，开始制服臣民、以国君意志统一全国、巩固皇位、战胜敌国。

从思想上奴化人民、奴化知识分子，迫其为皇权效忠，对于不配合的群众就会大开杀戒。十六国北魏的胡族政权也体现这些特征，但又有着明显的属于自己的时代特征。如前所讲，胡族开始统治有众多汉人的领域时，那就必须要制定另外一种不同于以前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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