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很多人可能想了解和弄清楚历史思考：刘黑马家族盛衰起落背后的历史意义和影响的相关问题？那么关于刘黑马传的答案我来给大家详细解答下。

中统三年（1262），山东世侯李璮发动了叛乱。忽必烈得知李璮反叛的消息，刘黑马被授为成都路经略使后，对于四川地方采取了怎样的治理措施呢？

李璮之叛对刘黑马家族发展产生的影响

据《刘黑马墓志》记载，刘黑马“自入蜀，摩抚凋残，恩涵泽濡，阖境苏息”，可见，在军事征伐的同时，刘伯林和刘黑马都非常注重其所管领之地人民的休养生息问题。故骆天骧在为刘黑马撰写墓志铭时，也直呼：“斯不亦勇者之仁乎？”甚至更引述“关河响动，怀赴如归”一语来形容。

此处被骆天骧引用来赞颂刘黑马的治理功绩，虽不乏碑铭阿谀之感，但也确实反映出在当时四方凋敝的征伐乱世，其还能够让人民休养生息的宽厚。关于刘黑马对于地方的宽厚治理，在《四川总志》中亦有一处记载可以佐证。刘黑马镇守成都的数年间，因其“号令严明”，故而市井、商铺都能照常运作，当地的居民也能够得到安宁，后来当地老百姓感于刘黑马的仁德，“建祠于驷马桥左，祀之”。

修葺城池

在至元四年（1267）之前，刘元礼曾上奏朝廷，想要修复眉州城，得到了忽必烈的许可。“嘉定离成都三百六十里，其间原有眉州城，可修复，屯兵于此后，随即“命诸军讨璮”，由诸王合必赤总督诸军，又派史天泽专征。

当年七月，李璮所依据的济南城被攻破，史天泽以“宜即诛之，以安人心”为由，将李璮处死军前。纵观蒙古构建新王朝的过程，在进攻汉地初期受限于兵力、环境等诸多原因，故而山东、河北等地最早降附的那批汉人世侯，皆允许其据守其地，尽揽地方权力，手握重兵，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朝廷的隐忧。

恰是李璮之叛为元廷制度的转变、中央集权的加强提供了一个出口。平定了李璮叛乱之后，忽必烈便开始了迁世侯世守、行军民分治的过程，凡奥鲁官内有各万户弟、男及私人，皆罢之。”并且还规定“居大藩者，子弟不得亲政”。

至元元年（1264）及二年间罢世侯世守，迁转各地世侯，世侯遂转变为中央集权官僚制下的官僚。另外，忽必烈开始逐渐疏远汉人臣僚，甚至包括当初金莲川幕府的汉人儒臣，比如赵璧、姚枢、商挺等。至元二年（1265）规定地方路府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

梳理刘黑马家族的发展脉络，在李璮之变以前，刘黑马家族就已经脱离了原本的山西据地而转攻陕蜀。表面上看，似乎李璮之叛和迁转法的实施对刘黑马家族影响不大，但其实不然。在至元七年（1270）的时候，刘黑马家族万户刘元振便因“勋旧之家事权太重，宜稍裁抑”这种理由而被降为了副万户。与此同时，原本担任京兆路诸军奥鲁官的刘天与则改任沔州知州，也既从军职转为了民职。

次年，一直与兄长刘元振“共掌四川军民之政”的刘元礼被召入朝，史载刘元礼入朝后“乞解官养母”，但究竟是他本人真的想解甲归田赡养母亲，还是迫于时势只得卸除职位则很难说。至此，刘黑马家族中官职较高的都受到了牵连和压制。

刘黑马家族发展脉络

纵观刘黑马家族的军事政治地位和仕宦情况，就目前现有的史料和墓志等记载，笔者尝试将其家族发展脉络大体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211—1221），奠基期，奠定家族在元朝的事业基础。

家族在元朝奠定事业基础的第一人乃是刘黑马祖父刘伯林。奠基期大体是从刘伯林投降蒙古开始直到刘伯林去世。在这一阶段中，刘伯林跟随成吉思汗攻打金朝，立下赫赫战功，为家族日后的发展夯实了基础。在当时，刘伯林被南宋人列为蒙古“十七头项”之一，姚燧也称刘伯林“镇抚中夏”，通过诸如此类的记载可以看出，这一阶段是刘黑马家族在元代政治军事地位开始形成和确立的时期。

第二阶段（1222—1261），繁盛期，家族功业日渐深厚，军事政治地位日渐提高。这一阶段大体应是从刘黑马袭祖职直到刘黑马去世。袭祖职之后的刘黑马不仅“征河东南北路、山东、陕西，道汉川，拔兴元，经捣襄邓”，又跟随木华黎攻打凤翔，跟随孛鲁攻打西夏、真定，跟随按真那延攻破东平、大名。

1229年，太宗窝阔台即位后立三万户，以刘黑马为首，其次才是史天泽、萧重喜。之后窝阔台增立七万户时，仍然以刘黑马为首。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刘氏家族子弟多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或在官场站住脚跟。1253年，刘元振随父入蜀，在刘黑马移镇商州之时，代行都总管万户府事务。

之后，弟弟刘元礼也被授金虎符，担任京兆路奥鲁万户。刘元振的儿子刘纬亦攻钓鱼山和合州数战有功，任潼川路副招讨，后迁副都元帅。而刘元超的儿子刘天与亦“诏旨佩金符”，为“京兆路诸军奥鲁官”。就目前史料来看，这一阶段是刘黑马家族仕宦人数最多，且地位最高的时期，可以说，这是刘黑马家族在政治军事方面的鼎盛时期。

第三阶段（1262—1271），平稳期，家族子弟继续为元朝经略陕蜀，家族发展较为稳定。这一阶段从刘元振袭职开始直到刘元礼解官回乡赡养母亲。1261年刘黑马因病而卒，刘元振袭职为万户。在1263至1267的几年间，刘元振、刘元礼、刘元济三兄弟在川蜀地区“共掌军民之政，荣耀冠一时”。

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李璮的叛乱使得忽必烈开始下决心解决汉人世侯权力太大的问题。至元七年（1270）刘元振被降为副万户，原本镇守眉州的刘元礼也被召入朝后解甲归家养母。受外界环境和其自身偏居一隅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这一时期刘黑马家族的政治军事势力已在稳定中呈现下滑趋势。

第四阶段（1272—1329），衰颓期，家族老一辈能征善战的军事将才渐次离世，后辈中却没有特别突出的人才，以至于整个家族几乎不再见诸史册。这一时期大体应从刘元礼起授怀远大将军开始直到刘天杰去世。1272年，刘元礼复职，起授为怀远大将军、延安路总管，但不久之后刘元礼便过世了。

1274年，刘元振兼潼川路副招讨使，次年亦离世。随着刘黑马家族第四代人的相继离世，整个家族渐渐走入了黯淡的低谷。家族的第五代人里，刘纬继承了祖职，后来官至陕西行省参知政事，是目前所知刘氏家族后代中官职最高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天成刘氏家族的军事政治地位略有所恢复，但也没能改变家族逐渐没落的趋势。

1289年，刘天与被授为昭信校尉，后在1303年升武德将军、梁山州知州、广安府知府兼诸军奥鲁劝农事。1312年，刘天与在更修巴山驿路的时候，因病而亡于渠江县馆。到了1329年，家族中隐居不仕的刘天杰也去世了。

刘黑马家族历史意义

刘黑马家族是金元鼎革之际活跃于军事、政治领域的一个特殊且重要的家族。原本为金朝防城千户的刘伯林，在降蒙后的攻金战场上功勋赫赫，此后家族成员跟随蒙古统治者沙场征伐、建功立业，参与了攻金、西夏、南宋的诸多场战役。

除了军事功业之外，刘黑马家族在天成和川陕地区还进行了颇有成效的地方治理。可以说，自刘伯林投效元太祖成吉思汗始，到刘天与病逝于仁宗朝，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家族数代人为元朝的扩张和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刘黑马家族原本是契丹后裔，到了金朝时期成为广义上的“汉人”族群，又因征伐和仕宦而与蒙古族有了较为密切的往来后被蒙古文化所浸染，故而在家族后代中也产生了较为明显的“蒙古化”现象。

我们通过对西北地区三个家族的“蒙古化”情况进行对比，可以看出每个家族的发展都呈现出自身的独特性：京兆贺氏发展成为了“上得于君，下得于民”，连通汉蒙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与生活的桥梁式家族；巩昌汪氏原本就是西北地区的显赫之家，在进入元朝后亦因其家族“保境恤民，忠君亲上，才兼文武，志矢忠贞”

这几点蒙古统治者极为看重的优势而发展成为了镇戍西北、制约各方的望族；天成刘氏则经历了很明显的起落，其家族后代也尝试通过改用蒙古名等行为来获得入仕便利，但依然无法阻挡家族由盛到衰的命运。

就目前史料来看，在“蒙古化”方面，京兆贺氏和巩昌汪氏两个家族都较之刘黑马家族更深。我们通过对刘黑马家族发展情况的探析和对家族发展脉络的梳理不难发现，“天成刘氏”家族在元代的主要支撑是刘伯林、刘黑马、刘元振几代人不断积累的军事功勋。因军功起家的家族，想要以军功推动家族持续性发展是很难的，往往转而以文职参与辅佐政治，这一点在同为京兆地区世侯家族的京兆贺氏和巩昌汪氏两个家族身上体现得都很明显。

但刘黑马家族则有过分依赖军功之嫌，家族成员未在政治和文化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刘黑马家族作为军功世家，在家族发展层面上具有很明显的单一性，在军事方面具有较强实力而政治方面较为薄弱，至于文化方面则显得尤为贫瘠。家族的发展往往多是一种由盛渐衰的过程，刘黑马家族也不例外。

但观察刘黑马家族的盛衰起落以及其与统治集团之间的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蒙元时期军事政治变革之辅证、民族交流融合之呈现，对研究元朝的军事征伐和民族融合都具有深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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