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很多人可能想了解和弄清楚明君与直臣——浅谈唐太宗的施政态度与魏征的形象的相关问题？那么关于唐太宗对魏征的真实态度可以正衣冠的答案我来给大家详细解答下。

唐太宗与魏征纳谏是明君与进谏直臣的典范，其事迹流传千载，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对二者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汗牛充栋，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有三种。其中第一种说法认为二者都希望在青史上留下美名，因此互谅互让，融洽合作；第二种说法认为左右二者关系的重要因素是山东问题，第三种说法则认为二者是相互利用相互标榜的关系。

我的看法不同于以上诸说，我认为魏征谏臣形象的出现固然和其本人的性格、才能有着密切联系，但更多的是太宗刻意打造的结果。贞观初年，太宗雄心勃勃，极欲开辟一番大事业，希望自己的各项政治主张能够迅速实施，臣子进谏与君主纳谏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世民）

魏征因才干与特殊的政治背景而被太宗选中，并被太宗打造成进谏的一个榜样，推动了他政治主张的实施。而到了贞观后期，太宗日渐倦怠，不再有当初初治天下时的雄心壮志，对臣子的进谏也多厌恶。但对太宗而言，这种厌恶是不能光明正大地表现出来的。恰好在这一时期，魏征去世，这就使唐太宗有了一个向臣下表明自己心迹的机会。通过对魏征形象的否定，他的所思所想得以隐晦地表达。

一、 魏征进谏基础

《新唐书·魏征传》载：

魏征，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弃赀产不营，有大志，通贯书术。隋乱，诡为道士武阳郡丞元宝藏举兵应李密，以征典书檄。密得宝藏书，辄称善，既闻征所为，促召之。征进十策说密，不能用。王世充攻洛口，征见长史郑颋曰："魏公虽骤胜，而骁将锐士死伤略尽；又府无见财，战胜不赏。此二者不可以战。若浚池峭垒，旷日持久，贼粮尽且去，我追击之，取胜之道也。"颋曰："老儒常语耳！"征不谢去。

魏征少孤有大志，又通贯书术。曾为李密起草书檄，深受李密好评。魏征具有的政治才干在这时就已经表现出来。

（李世民与魏征）

在战时，他也能够出谋划策，然而当听到别人称自己的谋略为“老生常谈”时，“不谢去”，这是值得注意的，从此处的记载就可以看出魏征的直率与果断。这种直率与果决在之后的史料记载中表现的更为明显。

《新唐书·魏征传》载：

“征见秦王功高，阴劝太子早为计。太子败，王责谓曰："尔阋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蚤从征言，不死今日之祸。"王器其直，无恨意。”

这段史料可谓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魏征无所顾忌的性格特点。当着太宗的面，冒着人头落地的风险，魏征仍然无所屈挠，直言不讳。由此看来，一名合格的谏臣所需要的政治才干与进言勇气，魏征早已具备。然而，魏征进谏的基础并不仅仅只是这些。在笔者看来，更关键的原因在于太宗的政治需求。

据《旧唐书·魏征传》，魏征先事李密，再事窦建德，又事李建成，在太宗之前已事三主，而且这三位均是太宗帝业路上的敌手，最后都不得善终，尤其是李建成，与太宗的矛盾无法调和，在玄武门之变时被射杀。

那么，先后臣服于他们的魏征又为何能够保全性命甚至成为一代名臣呢？普遍的看法是太宗本身就有容人之量或太宗是利用魏征来打造自己明君英主的形象。可在笔者看来，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此时的太宗自有他希望臣下进谏以开创治世的政治需求，而魏征先后共事三主与太子余党的政治背景就满足了太宗的需要。试想，如果连有这样政治背景的魏征的进谏太宗都能接受，其他臣子进谏时又还有何顾忌呢？

（李世民）

太宗曾逐一驳斥了臣子辩白的面对旧主时不能进谏的原因，最后鼓励臣子进谏。当得到“愿尽死”的回答时，“上笑”。类似的史料记载还有一些，在此不再赘述。我引此条史料是意在说明贞观初期太宗确实有鼓励臣子进谏的政治需求。

由上可知，魏征进谏的基础并不仅仅在于他个人的才能与性格，更关键的是太宗在同一时期的施政态度与政治需求。只有二者结合在一起，魏征才能获得其历史地位，不然，恐怕在最开始答太宗所问时就已身首异处。

二、太宗贞观前中期的施政需求与魏征

那么有哪些迹象表明魏征是作为满足太宗政治需求的工具而刻意打造起来的一种政治榜样呢？

据《旧唐书·魏征传》，魏征前后共陈谏二百余事，不可谓不多不密。事实上，我们在阅读《通鉴》太宗朝事时也常常会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即其他臣子上疏言事的次数总和甚至没有魏征一人为多。

这种现象的产生固然是史家有意为之，但也说明魏征的进谏次数确实多到了一定程度。据笔者的粗略统计，贞观元年到贞观十六年，魏征共进谏23次，除去进谏以外的奏对等其他君臣交流则达到了31次。

在贞观前中期，太宗对魏征几乎是有谏必纳，可能仅仅只有几次的抵牾。下引几条史料作为佐证。《资治通鉴》贞观五年条载：

“丁巳，林邑献五色鹦鹉，丁卯，新罗献美女二人；魏征以为不宜受。上喜曰：“林邑鹦鹉犹能自言苦寒，思归其国，况二女远别亲戚乎！”并鹦鹉，各付使者而归之。”

（魏征）

类似的进谏还有很多，重要的还有像贞观六年的谏阻泰山封禅。某些时刻，遣怒诸数大臣的太宗对魏征之谏却是默然，最后还要“赐绢五百匹”表示告慰。

这些史料确实地说明了贞观前中期太宗乐于接受魏征纳谏而且对魏征有着有别于其他诸大臣的情感态度。

当然，这些史料并不足以表明魏征就是太宗为了加快自己施政理念实施而选择的一种工具。在笔者看来，真正能说明问题的史料是以下几条。

《资治通鉴》贞观二年条载：

“尝谒告上冢，还，言于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严装已毕，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实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辍耳。”上尝得佳鹞，自臂之，望见征来，匿怀中；征奏事固久不已，鹞竟死怀中。”

在这条史料记载中，唐太宗的表现都相当有趣。无论是回答时说的“初实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辍耳”还是表现出的“征奏事固久不已，鹞竟死怀中”都让我们感受到这是太宗刻意为之。这实在就是太宗的一种政治作秀。

我们要清楚，太宗并不担心臣子看出他的刻意，或者说，太宗就是要让臣子看出他的刻意。尤其是在纳谏上，作为帝皇的他为了鼓励纳谏竟然对魏征说出“畏卿嗔”这样近于姑娘家的话语，臣下还有何理由不去进谏呢？

但实际上，对于魏征进谏，太宗并不是次次都满意的。魏征在世时曾谏阻太宗征讨薛延陀，太宗“寻悔之而不欲言”，说明太宗对魏征的进言并不是次次都满意的。但为何他很少表达出自己对魏征的不满呢？史料中的最后一句非常关键，“恐塞良谋故也”，这就说明了太宗生怕自己对魏征谏言的不纳会影响他其他臣子，使得他们丧失进谏的积极性。

我们能够看出太宗对魏征有着特殊的情感态度，我认为这种情感态度正是太宗有意流露出的，目的就是鼓励臣下进谏。有时因“恐塞良谋”，对于自己并不满意的进谏，他也会采纳。贞观前中期，魏征第一次成为太宗满足其政治需求的工具。魏征死后，马上就会迎来第二次，只不过第二次是以完全相反的面目出现。

（李世民）

三、太宗贞观后期的施政需求与魏征

贞观后期，太宗日渐倦怠，不再有当初的雄心，施政态度也大不如前。贞观十一年，魏征就指出：“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

贞观十三年，魏征又上疏指出：“陛下志业，比贞观之初，渐不克终者凡十条。”这两条意见都被太宗承认接纳了，但是太宗政治心理的转变是无法挽回的。魏征去世前几年，贞观政治已大不如前，魏征去世后，太宗的这种施政态度转变得更为激烈。

魏征死后太宗怀念他的种种举动以及著名的“三镜说”。然而耐人寻味的是，魏征死后不久，同在贞观十七年，太宗就将自己亲手书写的墓碑推倒，相当于对魏征的完全否定。

《资治通鉴》贞观十七年条载：

“上以君集好夸诞，不用。及正伦以罪黜，君集谋反诛，上始疑征阿党。又有言征自录前后谏辞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悦，乃罢叔玉尚主，而踣所撰碑。”

此处显示太宗推倒墓碑的原因是他认为魏征阿党并自录谏词以示起居郎褚遂良，但我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太宗政治心理的转变。他的消极怠政已经有所显露，但这种对政治的怠惰与对臣子进谏的不满他是不可能对臣下明说的。而此时魏征的去世以及“自录谏词”之事的被告发就给了太宗一个极好的机会，他借着这个机会完全对魏征进行了完全的否定。

作为帝王，他不可能不知道这种否定所带来的恶劣后果，连魏征这样公认的直臣死后都只能落得个如此凄凉的下场，何况其他谏臣呢？笔者认为，他推倒墓碑这一行为就是有意识地做给其他谏臣看的，希望他们能领会这种政治隐意，不要再像早先那样频繁进谏。这一举措是相当成功的。

（李世民与魏征）

贞观十八年，太宗欲闻己过时，长孙无忌、刘洎、马周三位大臣均以陛下无失来回应他，仅有的一点“批评”也是不痛不痒的。然后此时的政治真的能用“陛下无失”来简单概括吗？只需简单翻阅史籍就知道是不能的。

这一时期，他不仅频繁巡幸骊山温汤（这在前期似乎是很少的），还进行了贞观十八年的远征高句丽，贞观二十年的封禅泰山等一系列不合适的政治活动。贞观二十二年，他又想再征高句丽。房玄龄只有在疾笃，命不久矣时才敢上疏进谏。

《资治通鉴》太宗二十二年条载：

“玄龄谓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无事，唯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死有余责。”

这说明当时面对太宗东征这一行为，群臣多不满而未有敢谏者，就连房玄龄也只有在命不久矣时才敢犯颜上谏，足以看出贞观晚期的政治生态恶劣到了何种程度。但是在我看来，这时太宗与群臣是有着某种政治默契的，是心照不宣的。

带来这种默契的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踣所撰碑”，魏征就在太宗政治心理的转变中再次成为一种被利用的政治工具，哪怕在其死后也是如此。只不过这第二次是以与第一次完全对立的姿态出现的。

尽管在贞观十九年太宗因征高丽的失败而感到悔恨，“命驰驿祀征以少牢，复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诣行在，劳赐之”，重新给魏征树立了墓碑，但这种悔恨只是暂时的，不然他也不会在之后重起对高句丽用兵之心。这一时期，太宗政治心理的转变已成定局，魏征死后，除了几条不疼不痒的臣下奏对之外，几乎再也看不到一条确有所指的谏言了。

四、总论

唐太宗早年虚心纳谏，言必称求谏，当时进谏的大臣除魏征外见于《资治通鉴》的还有王珪、温彦博、张玄素等多人。而魏征在这一过程中被唐太宗树立成典型，除了魏征本身具有的政治才能和直谏勇气这两大因素外，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便是魏征所具有的太子余党这一重要背景。

贞观初年，太宗显然急需一个典型人物来推进纳谏这一政治理念的迅速贯彻执行，而同时具有政治才能、直谏勇气、太子余党背景的魏征自然成为不二人选。如果连身为太子余党的魏征进谏都能被太宗赞赏，其他谏臣在进谏中也自然会少去许多顾忌。

（李世民）

我们看到，在贞观前中期的历史中，见于《资治通鉴》的魏征的进谏全部被太宗采纳（对谏言的采纳是否真心实意应该两说），除谏之外的31条奏对未被采纳的仅仅只有两条。另外，在这种纳谏过程中太宗还不惜作出夸张怪异到带有明显做戏色彩的举动。我个人认为，太宗这种举动显然是有意为之，且刻意要让臣下认识到自己对谏言的渴求，背后是他急于贯彻施政纲领的体现。

贞观十七年，魏征薨。在发表完著名的三镜说后不久，太宗的表现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最为反常的举动便是魏征去世同年便因为怀疑魏征阿党而将自己亲手刻文的墓碑推倒。贞观十八年又公开对魏征早年的进谏提出批评，后悔当初对其的听从。我认为太宗推倒魏征墓碑这一过火举动的原因除了表面看起来的魏征阿党外，更重要的是太宗政治心态的转变。

贞观后期，尤其在魏征死后，太宗大概已经再没有贞观前中期欲为尧舜时的那种对政治的热情与精力，对臣子进谏的厌恶自然而然也随之产生。在这一微妙时刻产生的所谓魏征阿党说也就给了唐太宗一个暗示臣下的绝佳机会，太宗连魏征这样可以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大臣的往日情分都可以丝毫不念，更何况对当下的这些臣僚呢？随后太宗便进行了贞观十八年的远征高句丽，贞观二十年的泰山封禅等一系列活动，明显体现出太宗政治心态的变化。

如果说太宗前中期的政治手段使君臣各尽其职，魏征实现了作为谏臣的最大价值，太宗的作为也开创了贞观之治，那么这第二次的手段对魏征来说无疑是不公的，可怜魏征死后仍成为唐太宗政治心态转变过程中的一个牺牲品。虽然太宗在十九年复立碑，但政治心理的转变已成定局。

参考文献：

《新唐书》

《旧唐书》

《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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