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文人(士族制度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影响)

导语：士族中的文献研究，及其对文献学的影响与传播

我国的文献学之所以有现在的成就，得益于魏晋南北朝时代士族的贡献。当时士族经过秦汉的发展，已经在社会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仅有钱还有闲，因此在文献学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不过士族之所以能够自觉进行文献创作、收藏、整理，还与他们的家庭教育密切相关。正是由于丰厚的家族底蕴，才导致他们能够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一、士族与文献著作

两晋南朝之时，图籍数量大增。这些新增的书籍当为后汉至南北朝的著作。士族对这一时期文献著作数量的增加功不可没。

首先，士族是两晋南朝时期进行文献创作的主体。除经史之外，士族对集部文献的积累影响甚大，这一时期士族的文集较之《汉书艺文志》大有增长。其他士族的状况也与此类似，可见这一时期个人文集结集之风的盛行。士族的这类著作结集，为文献学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文献实体，为后来文献的分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士族之所以著述繁多，得益于士族的文化性。

士族阶层因其政治和经济实力，加之本身又属文化阶层，家内多有藏书。丰富的藏书正是其家族文化底蕴的象征。其次，士族的文化素养来自于对家族教育的重视。为了延续士族世代显赫，士族阶层特别重视家族教育。父母多在子弟年少时就开始教授《论语》《孝经》等典籍，并且传授家族“世业”的家学。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中，从小遍览众多藏书，接受良好的家族教育，士族子弟往往学识渊博，文化素质普遍较高。

其次，士族多有著述得益于官之所职。第一，两晋南朝士族之人多在朝廷担任重要职位，如宰辅之臣。此外，士族子弟起家所担任的官职多与文化有关。这一时期士族多有担任著作郎、秘书郎、秘书丞等与文化、历史、图籍相关的职位。影响到有关文献整理与结集工作。尤其是秘书监、丞，其职责本就是掌国之典籍，担任整理图籍的任务。

士族也多有担任著作郎、佐郎职官，其主要任务是“掌国史，集注起居”，其工作本身就是进行文献著作。第二，士族阶层是两晋南朝“献”的典型代表。虽然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政府组织的文教工作多有疏漏，但博士的职官多有设置。汉代时期立十四今文《五经》博士，东晋置博士九人，据《隋志》所载，南朝博士官的设立多承晋制而略有变化。

士族作为这一时期的文化阶层，多有任博士之官者。博士教授国子、太学学生，必当于己所专之学，有所著作。这些著作也成为他们文献著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去士族本身自发性著作之外，身居官位的士族有时会奉诏著述。河东裴松之为陈寿《三国志》所作的注文就是奉诏而成。

二、士族与文献传播

文献传播的范围和速度是影响文献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士族作为统治阶层和文化阶层，他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在进行着文献传播。当时士族之间经常进行文献的转抄、互通，更有甚者将自家图书借阅他人。

士族这种相互转抄、借阅，在以抄集为图书复制形式时期，对于文化、图书的交流传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是文献实体积累的一种重要形式。除这种互通有无的传播形式之外，教育也是文献传播的重要方式。

士族在官学教育和私学传承中影响了文献传播的范围；并通过对文献载体的改进提高了文献传播的速度。

1、士族与官学

士族是两晋南朝时期的统治阶层。从东晋门阀政治形成之后，世家大族便一直操控朝廷政令，士族豪门轮流上台执政。

两晋南北朝在战乱频繁、朝代更迭的情形之下，官学可以说是时断时续，但也并非全无作用。西晋实行太学、国子学双轨并行制度。

西晋时期并蜀汉不久，就“复修立学校”。同时在太学之外，还针对士族和庶族之间分隔的状况，另立国子学。国子学开办于晋武帝咸宁二年，当时学校教习人员就是博士。当时这些士族博士充分的发挥了其作为“献”的功用。献即“贤”者。在古代，由于书写工具和载体的简陋，大部分知识依靠“口耳”相传。

在大部分文字书于竹帛之后，作为知识、文献载体的“献”仍然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士族作为两晋南朝“献”的重要代表，在文献传播、发展壮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价值和作用。

2、士族与私学

相较于士族及官学对文献传播的影响，士族对于私学的影响更大。两晋南北朝之时，由于社会动荡，官学未能像两汉那样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因而这一时期士族讲学之风甚为盛行。当时士族有识之人多有开门讲学的行为。

汉代“独尊儒术”的局面在东汉末年绵延不断的战火破坏之下，在汉末三国阴霾的政治氛围之中逐渐被打破。学校制度逐渐废驰，这一时期学术的中心转移到家族。此两晋南朝的学术、文化以及宗教发展都与家族紧密相关，明显的具有家传的特点。

两晋南朝时期士族特别重视文献家传。重视家族教育既是重视文献家传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是其外在表现。两晋南朝时期特别重视家族教育。而因为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影响，这一时期的家族教育包含范围比较广，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同时还包括家族内部的宗族教育，亲朋教诲。

三、士族与文献研究

两晋南朝士族爱好雅文，于经书之外，多通文史。这一时期造纸术的改进使图书传播范围扩大，速度提高，士族不仅在担任公职（如郎官、秘书等）时进行文献工作，而且在日常图书收藏时也注意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这一时期的文献学立足于汉代的基础，通过士族的学术活动，进一步有所发展。

1、士族与目录分类

两晋南朝士族，通过他们自身学术活动，对文献学最显著的影响表现在目录学之上。中国目录之学真正以经、史、子、集四部命名，并从此绵延千余年之久起于《隋书经籍志》。两晋南朝士族对目录学的分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史部的独立。南朝士族对于史部独立的贡献就可以从目录书所载其数量及分类上看出，不仅如此，史籍的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史籍数量的快速增长与这一时期的职官制度有关。这一时期士族多有担任著作郎或著作佐郎的官职，南朝之时，著作郎多为士族子弟初任之职。而这一官职的主要职责就是掌国史、集起居注。他们到任之时，必撰名臣传一人。撰写史书本身就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2、士族与文献传注

传注之学在两汉经注兴盛之后，已经成为学者治学的重要方式。两晋南朝之时，传注之学进一步发展，不仅从经学领域扩展到史学领域，更在传注方法上进一步突破，成就突出，而这些成就都与这一时期士族密切相关。

其次，这一时期的士族文化具有博通特征。众所周知，西汉一代的博士，虽曰“博”，然而当时都是专经之学。按照当时的治学方式，即每人只专一经。这种状况到东汉中后期开始转变，当时已有人开始兼治今古文经甚至一人治几经了。而两晋南朝时期这种状况更为普遍，这一时期崇尚“博”学，当时整个社会风尚是以“博”为佳。

两晋南北朝是我国语言以及文字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由于士族南迁以及频繁战乱所带来的移民潮，导致这一时期学术地域交流加强，南音北调现象极为普遍，因此传注内容中对于音义的关注增多。

四、士族的主要成就

士族是士与宗族相结合的产物，经过两汉时期的发展进化，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大致发展成熟。

士族经过几代的积累和学习，也有了更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才能。与此同时，士族以儒学为基底，在博涉多闻的学风剌激之下，因为家族教育和家族文化的培养，在文化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士族自觉地进行文献创作、收藏和整理，从而积累了丰富的文献实体，为文献学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研究对象；士族通过掌控官学影响受众的知识选择，在官学之外充分发挥自身大家族在私学教育上的优势，通过家族传播，支持着文献的进一步传播，为文化的传承保存了有生力量。

士族对纸的大量需求以及对其品质的要求，促进了文献载体的改进，提高了文献复制的速率、扩大了文献传播的范围；士族通过自身的学术活动，进一步实践文献研究的各种方法，并在目录、传注学方面成就突出。

士族对中国的文献学做出的贡献不可计量，士族文化作为魏晋南北朝的文化主体，经过历史的发展和沉淀，现在也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因此我们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个体，但是也有自身的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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