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很多人可能想了解和弄清楚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分析西汉发展状况，如何加强中央集权？的相关问题？那么关于西汉的政治经济状况如何的答案我来给大家详细解答下。

经过秦末的一系列战争，高祖马上定天下，建立了西汉王朝，但这过程却是十分曲折，在某种程度上刘邦的胜利或有一丝侥幸在其中。

是故西汉王朝自建立起就存在着诸多挑战，如制度的建立、王朝的巩固、经济的恢复、还有异姓王和同姓王及周边的少数民族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的阻碍了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发展。

后经历了西汉几代统治者的努力，才使得各项制度逐渐完善，政治环境趋于稳定，中央政权逐渐加强，社会经济也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社会风气再现活力，呈现了一派欣欣向荣之景。

一、政治的逐步稳定与中央集权的加强

公元前202年刘邦击败了项羽，建立了西汉帝国。为寻求长治久安，刘邦自其即帝位开始便踏上了消灭异姓王的道路，在他去世时终于彻底消灭了异姓王势力，并与诸将白马为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

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的集权，但因其为巩固统治稳定地方又错误的认为秦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分封同姓子弟使得孤立无援，便开始大封刘氏宗亲为诸侯，以形成对中央政府的拱卫之势。

但实则无论是异姓王还是同姓王，从长期王朝的发展来看，都会对中央的集权统治产生威胁。

他们不光占据了大量的土地，还掌有封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大权，甚至连封国内官员名称、等级和朝仪也几于中央政权等同，这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半独立政权的基本特征，成为了国中之国，为西汉王朝日后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加强埋下了隐患。

直到文景之时，分封之弊病才被人所认识到，先有贾谊的《治安策》，后有晁错的“削藩策”。

两人都是看到了诸侯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欲强化中央集权，推行大一统之理念，削弱地方势力。然贾谊之策较为缓和，加之文帝为人深沉宽仁，所行之事并未引起大的政治风潮。

汉文帝在淮南王与济北王叛乱之后，实行了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策，将齐国一分为六，裂淮南为三，朝廷虽未侵占诸侯一寸之土地，却使得诸侯国自行削弱，循此渐行，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的目的势必会达成。

而晁错之策则过激，寻求速绝，又因景帝为人略显浮躁，仁慈果断之性皆不如其父，对晁错的建议并未经过详细的统筹谋划便付诸于实施，兼有吴王濞与景帝有杀子之私仇，故最终激起大变，几近全局失控，万幸叛军受到齐、梁两国之牵制，又有周亚夫、窦婴等名将的平叛，最终用三个月平息了叛乱。

尽管文景二帝加强大一统中央集权，抑制诸侯国地方割据势力的目的是一致的，但因执政风格的不同，其经过亦是不同的。惟惜晁错尽忠于汉庭，却落得身死而灭三族以谢天下之结局，实在悲凉。

七国之乱被平定，景帝挟胜者之威，推行抑制诸侯国的政策已无明显阻碍“令诸侯国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同时在吴、楚、赵、齐四国的旧地陆续分封了十三个皇子为诸侯王，以亲易疏之效削弱诸侯的势力

此外，为彰显朝廷之威仪，对诸侯国之官职进行了调整，用以区别朝廷和诸侯国，如将诸侯国之丞相改称相。

至此，诸侯势衰，已然无力对抗中央，困扰历代皇帝的诸侯王问题，也随着七国之乱的平定，也基本解决了，西汉王朝的政令真正的达于全国，这为日后西汉王朝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意义重大。

武帝即位，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使诸侯王的封地只为他们提供衣食租税，彻底丧失了治理之权。

之后汉武帝以主父偃的“推恩令”，将诸侯王国越分越小，越来越弱，只得听命于中央朝廷。

另一方面，武帝要求地方举贤良方正极谏之士，由自己亲自考量在加以任用，这不光为朝廷为自己选择了合心意的良才，还在无形之中打击了贵族对中央的垄断势力，此举得到了中下层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支持，扩大了统治基础，加强了中央集权，董仲舒、公孙弘、朱买臣、主父偃等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后随着武帝征讨四方，中央之权势愈来愈盛，最终建立起了一个无比辉煌的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王朝。

二、经济的逐步恢复与“大一统”思想的建立

自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到汉武帝刘彻即位经过了几代人60多年的努力，西汉帝国在一片被战乱蹂躏的近乎于是废墟的土地上，建立了他们的辉煌，让这片土地再次焕发出了生机。高祖灭秦入关之时便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赢得了民心。

后高祖称帝，稳定民心，恢复社会生产，便颁布了“复故爵田宅”的诏令，加之汉廷上下君臣多是底层草莽出生，尚存粗朴之风和谨厚之心，又植久乱之后天下皆有疲敝思安之心，遂成汉初粗简之治。

之后执政的惠帝、吕后，尤其是文景二帝都以秦二世而亡为深刻教训，奉行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使得社会、经济都逐渐恢复、稳定，且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渐呈大治之世，史称“文景之治”。

从汉初刘邦之时的“凡米石五千，人相食”，到了武帝之初“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

西汉社会已取得了极大的发展，经济富足，人民安乐，遂使得思想文化也趋于繁荣之况，可言天下大治。

西汉因政治的稳定，经济的恢复，早在文帝之时，文风便已开始日益浓厚，学者辈出，流传之书也逐渐增多，至武帝，各诸侯王多有收书，作书之举。

淮南王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其为人好书鼓琴，招各家之士数千人，编《内书》、《外书》、《中篇》等书、又有《淮南王诗赋》二十九篇，《群臣赋》四十四篇，《淮南歌诗》四篇，《淮南杂子星》十九卷等等，比比皆是。

河间献王刘德，史称其修学好古，喜好儒学，藏书最多。他凡从民间得一善书，必为好写以还之，留其真，并加以金银玉帛赏赐，以招四方之书，故其藏书之多可与官家藏书相等，且献王得书多是古文先秦之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

随着民间古学复兴，新书的产生，学者受新鲜之刺激，且基于现实社会和政治的考量产生了新的想法，不肯在安于无为，“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西汉建立之初，以黄老修生养息政策为统治思想，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政治逐渐稳定，经济发展，文风渐浓，整体呈欣欣向荣之景象，但逐渐出现了新的社会矛盾，严重的威胁到了西汉中央集权的统治。如诸侯王与中央之矛盾、地方商人地主的崛起、北方匈奴的侵扰等。汉初的无为思想已不适合统治者的需要，无法助力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地方的安定，巩固统治已迫在眉睫，此时兼收诸子思想的儒家大一统思想出现在了统治者面前。

“大一统”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公羊学家通过解注《春秋》，使之于哲学层面得到提炼和升华，以一种微言大义的方式来维护礼乐精神和宗法制的正统性，从而巩固王朝的稳定发展，防止王朝的分裂。以统一的纲领去整合社会，从而达到天下大治。这对于封建王朝的集权统治有着积极的作用，至此被延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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