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西孔子杨伯起的意思

导语：“关西孔子”杨伯起，“四知”美名千古颂，清白传家百世芳

东汉延光三年，洛阳城西的几阳亭外，一位白发萧索的老人举着酒蹲，对前来送行的人们慷慨悲愤的说道:“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布单被裁足盖形，勿归冢次，勿设祭祠。”说罢，他将酒蹲满盛的毒酒一饮而尽。这位老者名叫杨震，出生弘农，曾官至三公之一的太尉，却因反对朝中帝党内宠专权而惨遭罢黝，最终在这几阳亭外以一杯毒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从隐居不仕到五十始仕

杨震，字伯起，弘农华阴人。少时师从太常桓郁，随其研习《欧阳尚书》。他通晓经籍、博览群书，拒绝朝廷征召，一心从事教育事业，因门生众多而有“关西孔子杨伯起”之称。

1、隐居不仕

杨震不应州郡礼命数十年，至五十岁时，才开始步入仕途。 杨震隐居不仕的原因和他的家族有很大关系，而这种家族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受父亲的直接影响;另一个则家族性群体心理的作用。

隐居不仕

对杨震影响最为直接的是杨震的父亲杨宝。杨宝是杨谭之子，在哀平时期也是有名的儒家学者，居摄二年，他被王莽征召，因不愿臣事王莽而逃离不知去处。两汉之际，由于政治腐败，王莽乱政，士人“拒不奉召”的情况比比皆是。《后汉书·逸民传》载:“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

当时与杨宝一同被征召的还有龚胜、蒋诩二人。龚胜是哀帝时期的官员，因不愿事王莽绝食十四日而死。蒋诩原为充州刺史，同样因为不愿臣事王莽而闭门隐居，足不出户，最终死于家中。这两人都是以高节著称的名士，但与杨宝不同的是，他们都曾出入官场，而杨宝却是终身不仕。

让杨震隐居不仕的另一个原因便是先祖杨挥在西汉宣帝时因言获罪被免为庶人。当时杨恽对政治时弊充满了不满和批评，虽然言语刻薄，内心却充满了理想和报复，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改革时弊。然而他却因言获罪免官为民，这让杨挥瞬间从人生的巅峰跌落，所有的理想都摔得粉身碎骨。

汉宣帝

家族先辈早年从政失败，弘农杨氏家族便对仕途一直不太热衷，他们更愿意沉心于学术之中，或埋首教化。杨震作为弘农杨氏的一员自然受这种“群体心理”的影响—当然用当时的话语来表述，这种群体心理通常被称为“家风”或“门风”。所以他早年虽拜入名门（杨震师承太常桓郁，桓郁出生龙亢桓氏，是汉明帝的老师桓荣之子，桓郁本人也是汉和帝的老师，龙亢桓氏以儒学起家，四世帝师，被称为儒尊。杨震跟随桓郁习《欧阳尚书》，可谓师承名门。），却并不仕宦，而是选择从事教育事业。

2、五十出仕

但是杨震仍然在五十岁应知天命的年龄选择出仕，造成他这一决定的原因有如下几个：

一是儒家仕宦观点的推动。杨震自小修习儒经，深受儒学的影响，即使处在一个对入仕观持消极态度家族中，也始终无法抗拒蕴含于儒家思想中的“读书一入仕”的人生规划。正所谓“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可见儒家学说是把入仕当做士人应尽的一种基本义务。因此，尽管在家族性群体心理的作用下，有着深厚儒家学识的杨震拒绝出仕，选择了隐居教授，但是这种“入仕”观念却像一颗微小的种子，深深的根植于他的思想之中，一点点的生长壮大。

杨震雕塑

杨震有“关西孔子”之誉，这一方面是称颂其学养。史载杨震“明经博览，无不穷究”，可见其对学术专研之深。又有《郡国志》载“杨震宅西有龙望原，南崖有太尉藏书窟。太原初有兽人入穴见古书二千余卷。”可见杨震读书之广博;另一方则是赞杨震如孔子一样，门生众多，有教无类。据《杨震碑》载其门生逾三千人。因此，这也是对杨震教育事业的最高评价。但是杨震也如孔子一样，有着他的政治理念和想要弘扬的道理。儒学士人积极入仕，他们仕宦为官，不单单只是臣事君王以尽忠，同时是通过这一途径弘扬和实践儒学道义以及自己的信念理想。

二是时局变更引发的社会责任感。杨震始仕州郡的具体时间未见记载，只是根据整体时间来推论的话，应是在和帝末年或荡帝年间。这一时期的社会局势发生了诸多变化，和帝时期出现了外戚宦官专权的情况，而和帝末年外戚邓氏迎立不足百日的荡帝，开始新一轮的外戚专权，政治局势并不安稳。除此之外，东汉一朝都天灾颇多，虽然安帝时期特别严重，但和帝时期的天灾亦是不少。这一时期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旱灾、蝗灾还有水灾，虽然不似后来安帝时期那样频发、严重，但和帝曾数下罪己诏，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灾难所造成的损害和负面影响之程度。

杨震画像

总之，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多种社会问题，造成了政治局势与社会的动荡，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人民大众，都需要更多杰出人才来匡扶社翟，救民于危难之中。而杨震做为一个品质高洁的有学之士，面对日趋动荡的社会、逐渐衰落的国家学术，以及国家和社会对贤良士人的积极渴求。出于一个儒学士人的社会责任感，他必然是无法袖手旁观，视而不见的。因此时局变更而引发的对这个社会、国家、人民的责任感，也是促使杨震决心出仕的一大动力。

为官二十年得名“清白吏”

杨震的仕宦生涯和安帝时期朝中帝党、后党势力的消长紧密相关。以建光元年邓太后去世为分界，前一个时期，由外戚邓氏专权，杨震则辗转迁任，最终官拜司徒位居三公;后一个时期安帝亲政，杨震以三公之位与擅权的帝党内宠进行着不屈的斗争。

关于杨震早期为邓鹭幕僚时的情况己不可考，不过这段时间有可能十分的短暂，邓鹭辟杨震为幕僚应仅为一名头，其目的是给邓氏外戚集团为增加自身政治资本。杨震应在那不久之后就被举为茂才，之后便辗转升迁赴任了。这一段的史料记述得也相当简略，但是这一时期却是杨震名节兴起的重要时期。

大将军邓骘（影视形象）

杨震前期的迁任简历如下:

永初三年为邓鹭辟除，举茂才，四迁为荆州刺史，迁为东莱太守，传为涿郡太守，元初四年征为太仆，后迁为太常，永宁元年，代刘愷为司徒。

这一段时间大致是从永初三年到永宁元年，时间跨度很大总计为十二年。这十二年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期为邓氏幕僚，这一时段应该十分短暂且缺乏相应史料记载，故只能忽略;第二阶段为地方迁转时期，这一时期是杨震前期仕宦生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一是他能从地方升入中央位为九卿，必有其政绩，二是杨震名节大兴正是自此始;第三阶段为征入中央到官居司徒之前，是杨震开始进入政治局势中心的前期。

汉和帝

虽然没有史料表现杨震辗转迁任时具体的从政状况，但从他担任的都是重要州郡的地方大员来看，杨震的政绩应当是不错的。但史料着重突出的是他清廉公正的执政作风:

(杨震)性公廉，不受私渴。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 “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后汉书·杨震传》）

“四知”拒金

这是对杨震仕宦生涯前期的总概评价。杨震作为地方大员，统领一郡，虽然东汉中期的地方太守、刺史的权力不及后期，但相较西汉已有所扩大和增长。杨震却能做到不以权谋私，仍然坚持着清廉公正的操守，既不置产也不兴业，而是以“清白吏”之名遗子孙，实在是难能可贵。这在他最广为人知的“四知”典故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后汉书·杨震传》）

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此等四知是何等的慨然正气!杨震以“四知”拒金，正是他清廉公正的品德的反映，这与他的家学渊源是分不开的，而杨震正是要将这可贵的家风传承下去，所以才以身作则以“清白吏”之名遗子孙。这对弘农杨氏家族门风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弘农杨氏“四知堂”

总之，杨震于地方辗转迁任时期，既创下了不错的政绩，更赢得了“清白吏”之美誉，杨震的名节与声望因此而兴。

元初四年，杨震结束了在地方上的辗转迁任，正式进入朝廷中央出任太仆。不久，就改迁为太常。太仆、太常皆为九卿，显然杨震已从地方大员，转为朝廷中央的高级官员。太仆掌车马，太常则司宗庙礼仪与文化教育工作。杨震能获得这两份官职显然与他名儒学者的身份有关，尤其是太常一职。杨震早年不仕之时，便是隐居教授，教育事业可谓他的老本行。邓氏辟除杨震这样的名儒学者的一大原因，正是因为官办经学日趋衰落，学者多名不副实，而邓太后又有意改变这样的学术风气。太常的之一职责就是选拔博士，而在邓后称制之处，博士选拔的情况显然是不尽如人意的:

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时，樊准、徐防并陈敦学之宜，又言儒职多非其人。（《后汉书·儒林传》）

和熹邓太后（影视形象）

而杨震出任太常之后却能知人尚任，选拔出合适的人才:

先是博士选举多不以实，震举荐明经名士陈留杨伦等，显传学业，诸儒称之。（《后汉书·杨震传》）

东汉时期评价士人的名节，除了观其政治操守是否清廉公正、刚直不阿;便是看重选贤用能的水准。杨震在地方辗转迁任之时，拥有了“清白吏”的美名，又在出任太常之时，展现了自己的用人能力。可以说，杨震在自己仕宦生涯的早期，已经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但这些声誉并非沽名钓誉而来的虚荣，而是对他切实奉行家族清廉公正的政治操守，以及知人尚任的选贤水平的实际评价。可以说，杨震早期的仕宦生涯，为他流芳于世的名节美誉打下了十分关键和重要的基础。

屡谏安帝与免官自尽

永宁元年，杨震代刘愷为司徒，正式步入三公之列，次年，邓太后去世，安帝朝的政局也进入了帝党掌权的新时期。随着安帝亲政而来的，是帝党势力的擅权乱政，大肆安插亲信，扩张自身在朝中的势力。而位居三公之列的杨震作为外朝朝臣领袖与擅权的帝党内宠和外戚展开了斗争。

洛阳

《后汉书·杨震传》中用大篇幅收录了杨震前后五次针对帝党内宠和外戚集团的上疏，范哗评述道“震前后所上，转有切直”可见杨震上疏抗争的激烈程度是逐次递增的，矛盾冲突也是越来越深的。随着冲突的深化，最终导致杨震被免官去职，只能以一死来表明志向。

最先令杨震忧虑的，是安帝对乳母王圣和其女伯荣的过分宠爱和纵容。他在奏疏中说，当今古人提倡的“九德”还不稳固，就“嬖幸充庭”;王圣虽有奉养皇上之功，但赏赐已经过多，而她不知满足，还勾结宫外的人扰乱天下。疏中希望安帝“绝婉恋之私，割不忍之心”，遣出王圣母女。安帝不仅听不进杨震的忠告，还将这份奏疏交给王圣母女看。她们从此对杨震衔恨，愈加骄横跋扈。伯荣同已故朝阳侯刘护的再从兄刘壤私通，刘壤娶她为妻，安帝竟让刘壤袭了朝阳侯的爵位，还让他当了侍中，这是个能亲近皇帝的官职。

汉安帝

杨震又赴阙上疏。疏中说已故朝阳侯刘护的亲弟还健在，却让再从兄袭了爵位，刘壤又没有立过战功，皇上这样做完全是因为伯荣的缘故。这不仅有违“无功不封，无德不爵”的祖制，也不合经义的要求，使得行人喧哗，天下不安。疏中直截了当地希望安帝“鉴察既往，遵循帝则”，也就是规规矩矩当皇帝。安帝看了还是不理不睬。鉴于杨震的声望，也许还为了笼络杨震，安帝让他当了太尉，也就是“三公”之首了。这并不意味安帝有所改悔，他同时封王圣为野王君，让伯荣代他赴各地巡祝，所至之处，连在封地的诸侯王也迎送侍候。

安帝下诏为野王君王圣修建宅第，中常侍樊丰和侍中周广、谢挥为迎合皇帝和讨好王圣，大兴土木，大造声势，使得朝野震动。杨震十分焦急，又上疏直言说:今灾害严重，百姓穷困，外敌猖撅，国库空虚，不是安宁的时候。而皇帝下诏为阿母(即王圣)修建宅第，连通街里，十分豪华，耗资巨亿。周广、谢挥等人承办此事，倚靠奸债之人，拾来贪污之徒，受其贿赂，施威用权，使得天下哗然，讽刺朝廷。安帝对杨震的奏疏仍置之不理。樊丰等人见安帝这种态度，更加肆无忌惮，甚至伪造安帝诏书，调用国家的木材和钱粮，为自己大修宅第。

洛阳

杨震见安帝屡次不听进谏，没法了，只好借助“天人感应”之说来警告安帝，在奏疏中说如今地震频发，干旱肆虐，正是皇上亲近幸臣，任其骄奢淫逸的结果，望安帝摒弃这些骄奢之臣，接受上天的警戒。奏疏上了，还是不见安帝的动静。樊丰等人对杨震恨得牙痒痒的，但因杨震是当代名儒，威望很高，还不敢对他下手加害。

延光三年，安帝巡幸泰山，樊丰等人乘机加大修建自己府第的力度，不料杨震的下属高舒从大匠处得到他们伪造的皇帝诏书，交给了杨震。这下可是铁证在手了，杨震立即起草奏疏，准备等安帝回京后上奏。樊丰等人闻讯大惊。赶巧这时河间有个叫赵腾的布衣士人上书指陈朝廷得失，安帝大怒，大臣上疏直言尚是忠心的表现，也是制度内允许的事，而小民竟敢直言指责朝政，便是“罔上无道”，于是下诏将赵腾关进监狱。杨震同情赵腾，努力营救，向安帝上疏说，贤明的君主听了小人的怨言，反而更加敬德，赵腾纵然说了毁谤的话，还是与杀人犯法有区别，祈请保全赵腾的性命，让百姓敢于进言。安帝哪里听得进去，下令将赵腾处死，“伏尸于市”。

杨震祠

樊丰等人见安帝正在盛怒之下，认为出手的时机已到，还不待杨震向安帝揭发他们矫诏的罪行，就向安帝进谗言，说杨震在赵腾死后深怀不满，并进一步挑拨，说杨震是邓太后旧臣，早有怨恨之心。这两点都是安帝的痛处，车驾方回到京城，就派人收了杨震的印缓，罢了杨震的官。杨震十分痛苦和灰心，他闭门谢客，不再与闻国事。可是樊丰等人对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就由大鸿肪耿宝上奏，说杨震是大臣，并不服罪，心怀怨恚。安帝又听信了谗言，下诏将杨震遣还家乡。安帝是庸君，但自幼受儒学熏染，还不是暴君，没有将杨震置之死地，而对志杰高尚的杨震，这却无异催命符。于是便有了本文开篇的那一幕。

平反哀荣与四世三公

安帝只活了32岁，他死后宫廷经历一场争夺帝位的风波，被贬斥的太子刘保才得以继承帝位，是为顺帝。樊丰、耿宝一伙奸人或互相残害，或因继续作恶被铲除，王圣母女也被逐出京师。杨震的门生虞放、陈翼到朝廷为杨震鸣冤，顺帝下诏封杨震的两个儿子为郎，赠钱百万，并以礼将杨震归葬于他的故乡华阴撞亭，远近的人纷纷前来吊唁。

《后汉书》说有高达丈余的大鸟出现在杨震墓前，双目垂泪，任人抚摸，直到葬礼完毕才飞去。郡守将此事享告朝廷，顺帝认为是上天对杨震的冤屈示警，大鸟哭灵更是杨震的忠直所致，下诏以中牢之礼祭祀杨震。乡人为纪念这件事，在杨震墓前立了一尊石鸟像。“大鸟哭灵”虽是附会或传说，在那个迷信“天人感应”的时代，足以表明人们对杨震的崇敬。

四世三公

杨震博学、正直、清廉的家风传了几代，他的三代儿孙杨秉、杨赐、杨彪很争气，在东汉都位列三公，杨秉还有“三不惑”(酒、色、财)的美誉。算上杨震，被称为“四世三公”，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本文内容由快快网络小梓整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