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大礼议(明朝的大礼仪事件是咋回事)

导语：明朝的“大礼议”是怎么一回事？

　　明朝皇帝权力的绝对化发展应该是个常识。这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地方。好的，可以让精明强干的帝王，能够顺利实施贯彻自己的治国方案。坏的，则让一些不成器的帝王更乐意按照自己的兴趣去行事，以至于不顾自己德行，导致朝纲败坏。

中国历史的可悲之处，就是从来雄才大略的帝王少之又少，而不成器的皇上却数不胜数。不过，即使如此，其皇权对于阁权的影响也还是呈现出一定的差异，譬如明世宗朱厚熜一二十年不上朝，我行我素的炼丹求长生，虽然看似皇权极大，但是内阁的权力也并非剥夺殆尽，无所作为。甚至在他执政初期，一度对于皇权有极大的抑制。

例如明朝历史有重大影响的“大礼议”之争，因此产生的皇权与阁权的斗争甚至延续了二十来年之久。

　　明朝正德十六年，明武宗朱厚照死去，当时受封为“兴献王”的朱厚熜才十五岁。他的父亲是朱祐杬，是明宪宗朱见深的第四子，其时已经去世。朱厚照的死讯传来，一个远在湖北安陆的少年，对于这个远在京师从未谋面的堂兄，其实除了仪礼上改变，内心应该没觉得皇帝死亡与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但是在北京，帝国的中心，皇帝死亡带来政治上的冲击则不言而喻。首先是，继承人的确立。朱厚照活了三十一岁，执政了十六年，但是无子。这样一来，如何寻找合适的继承人就变成了朝廷当前的大事。慈寿皇太后张氏命令内阁进行讨论，确定未来的皇帝。朝廷的内阁首辅杨廷和第一个发言，他说“兄终弟及，按序厚熜当立。”皇太后对于杨廷和的建议并没有提出异议，批准就这项决定的意见写入皇帝遗诏，立即执行。其次，迎接新主。遗诏颁布的第二天清早，朝廷就派遣司礼监太监韦霖、寿宁候张鹤龄、驸马都尉崔元、大学士梁储、礼部尚书毛澄，带着遗诏、谕令和金制符玺，前往安陆迎接。

　　正德十六年的五月初，朱厚熜告别安陆老家，开始北上。到了北京郊区，内阁用对待皇太子的礼节迎接他。使得朱厚熜颇为不满。他说，既然遗诏让我“兄终弟及”接任帝位，但是你们却按照太子礼仪来迎接，难道让我来做太子吗！但是杨廷和坚持按照礼部草拟的礼仪文状来行事，朱厚熜不同意。双方陷入僵局。为了打破僵局，改由皇太后率领文武百官上表劝进，劝进表上了三次，朱厚熜才认为名正言顺，起身从大明门进入宫中，改国号为嘉靖，正式登基成为明朝第十一位皇帝。

　　嘉靖即位五天后，就下令礼官集体讨论如何崇祀其父兴献王朱祐杬的典礼。礼部尚书毛澄向首辅杨廷和请示，杨廷和“出汉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提出必须要遵循此礼，而且还语带威胁说道：“此篇为据，异议者即奸谀当诛”！杨廷和的“反对他的就是奸邪小人，应该予以诛杀”，这等于直接将反对者置于死地，根本没有商量余地。这种讨论结果实际直接将皇帝追封自己父亲“皇考”的目的给彻底堵绝了。杨廷和之所以如此坚决，除了有所持“大宗”、“小宗”，宣告兴献这一宗没有皇位继承权，他之所以能够当皇帝只是因为，过继给了他的伯父孝宗朱祐樘的封建礼教论调。更重要的是，强烈反对会无形中增加自己迎立嘉靖成为皇帝的功劳，削弱了皇帝的权威，让这个年纪轻轻的新皇帝知道，帝王的权力也并不是没有界限。但嘉靖虽然年幼，内心对于皇权维护却是相当强烈，他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皇权旁落的情况，所以，皇权与相权的冲突势必难免。

　　但是因为群臣的群起而反对，刚刚登基，地位不稳的嘉靖只能妥协，将此事暂时搁下不在讨论。几个月后，嘉靖帝的亲生母亲蒋氏从安陆来到北京。走到通州时，听到朝中大臣的意见，大发脾气，对于陪同的朝廷使者说道：“你们当了官，父母都得到了宠诰，我儿子当了皇帝，却成了别人的儿子，那我到北京还作什么！”说完就在停在通州，不肯再走。嘉靖听到消息后，哭着跑到张太后面前，竟然说：“你另选旁人做皇帝，我要与母亲一同回到老家，继续做献王去了。”这个十五岁的少年等于直接向整个朝廷下了最后通牒。张太后只能一面挽留，一面要求内阁提出妥善的建议。六十多岁的杨廷和无奈，只得建议将嘉靖的父亲尊称为兴献帝，蒋氏为兴献后。礼官据此安排蒋氏由东安门入宫。报告送上去，嘉靖没等看完，就将折子扔到了地上。礼官只得改成大明东门入宫。嘉靖依然不满意，最后直接要求，“圣母至京，应从中门入，谒见太庙。”蒋氏听到这个消息后，才从通州动身进入北京。

　　经此一役，杨廷和发现大臣中有人与他意见不一，便利用手中权力将迎合嘉靖想法的观政进士张璁贬为南京刑部主事，又把紧跟自己意见的官员，安排在吏部和工部。嘉靖因为羽翼并未丰满，不敢轻易动作，所以，明知杨廷和利用手中权力排斥异己，也不主动干预，默默为下一次的皇权与内阁斗争做准备。皇权与内阁的嫌隙已经形成，并且逐渐加深，除非来一场斗争，达到新的平衡，不然对抗的局面只会持续下去。

　　嘉靖三年，已经被贬到南京的张璁和南京吏部主事桂萼，看到嘉靖已经成年，而且政治根基已经稳定，为了自己的仕途，揣测嘉靖的意思，便又将曾经的旧案提出，要求“速下诏旨，循名考实，称兴献帝为皇考”。嘉靖看到奏疏，非常高兴，三年前受到内阁抑制的设想重新又被提出，这一次不仅为了给自己父亲追加个虚名，更重要的是测试自己作为皇帝的权威。他立即下令要求召集群臣讨论。杨廷和依旧与三年前一样，毫不退让，甚至用辞职来要挟嘉庆。礼部尚书毛澄立即跟进，表示也要共进退。嘉靖看到脸已撕破，干脆就在他们的辞呈上写了“听之去”三个字，表示不在乎。言官们纷纷施加压力给皇帝，请求他挽留二人，但是嘉靖一言不发，用沉默表示了强硬的态度，最后，杨廷和因此被削职为民。

杨廷和虽然辞去职务，但是朝中的对抗依然在进行。新上任的礼部尚书汪俊，对于皇帝的南京嫡系提出的建议予以坚决反对，嘉靖只得用皇帝的权威来压制汪俊，逼他将兴献帝改成兴献皇帝。接着，又下令将支持他的张璁和桂萼从南京调回北京官复原职，平衡朝中的反对力量。随后，嘉靖要求礼部，追尊兴献皇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要求礼部在奉先殿的一侧另建一所房子，专门安放“皇考”的神主牌。汪俊看到嘉靖越来越得寸进尺，干脆也学杨廷和，辞职回家。嘉靖照样毫不在乎，命令席书接任。大学士蒋冕看到嘉靖根本不听从内阁的建议，一意孤行，也学习杨廷和用辞去职务来要挟嘉靖，嘉靖还是不为所动，让石瑶担任文渊阁大学士。没想到石瑶根本不听从嘉靖，上台后就建议嘉靖，立即停止张璁、桂萼赴京。此时，张璁和桂萼已经走到半路，突然听说皇帝要他们重新回去赴任，立即明白其中的缘由，马上给嘉靖上疏，说，他们从邸报上看到了尊号仍然是带有“本生”二字，这与皇叔没有什么不同！礼官有意欺骗皇上，他们愿意来到北京与这些人当面对质。

　　嘉靖看到张璁和桂萼的奏疏，觉得不能对反对自己的大臣妥协，立即抓住机会，火速命令二人进京。嘉靖三年五月，张璁和桂萼来到北京后，被立即任命为翰林学士，专门负责仪礼事宜。七月，嘉靖根据二人的奏报，要求内阁去除父母尊号里的“本生”二字。大学士毛纪等人坚决反对，不肯依从皇帝的命令。嘉靖再也无法容忍朝中大臣对他的意见的轻视，将毛纪召来，严厉斥责：“本生”二字必须去除！你们眼中没有皇帝，难道也想让我眼中没有父亲吗！毛纪看到嘉靖动怒，不敢再对抗，接着嘉靖召集朝中官员到左顺门，正式下令，将原来的“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今更定尊号曰‘圣母章圣皇太后’”。

　　虽然嘉靖借着皇帝的权力，强行去掉了“本生”二字，但是朝中反对的力量并有偃旗息鼓。以杨廷和儿子、翰林修撰杨慎为首的一些朝中大臣，对于支持皇帝意见的张璁和桂萼充满愤怒。他们甚至准备将张璁和桂萼围在左顺门打成烂泥。消息传出去后，吓得张、桂二人甚至不敢上朝。朝廷政争到了如此荒唐的地步，不仅派系严重对立，更为重要的，嘉靖的权力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早朝后，修撰杨慎对着围观的大臣慷慨陈词：“国家养士百余年，节仗死义，正在今日！”此言一出，早已反对的皇帝一意孤行，没有接受大臣意见的官员立即表示赞同。杨慎与吏部侍郎何孟春等九卿以下的二百三十七人，一齐跪到在左顺门，不是喊当今皇帝，而是直接高呼孝宗皇帝。内阁大学士毛纪、石瑶听说后，也跟着加入了“跪伏”的行列。

　　十八岁的嘉靖从未见过这种场面，急忙派遣司礼监宦官出去劝导大臣回家。但是大臣们根本不听，齐声回答：“必得谕旨乃取退！”这等于公开和皇帝撕破脸了。从早上七点一直到下午一点，宦官多次劝导，但是都被大臣们给与拒绝。嘉靖觉得和平结束“政治风波”已经无法奏效，便勃然大怒，立即派遣锦衣校尉将为首的丰熙、张翀等八个人下狱。但是群臣更加激愤，放声大哭，一时声震宫廷。这一举动更加让嘉靖恼怒，又指使锦衣卫抓捕了一百三十四人，接着将何孟春等八十六名官员听候处理。

　　两天后，嘉靖怒气未消，命令将丰熙等八个人严加拷讯后充军边地，同时对于四品以上的官员夺取俸禄，五品以下的官员各予廷杖。于是编修王相等一百八十人受到了廷杖的处罚，其中十七人在施刑过程中，因为伤势严重死亡。经此一役，嘉靖才将“左顺门事件”弹压下去。

　　嘉靖用暴力将群臣的抗议平息下去，朝中再也没有反对“议礼”的声音了。即使从前争大礼的官员，也多“依违顺旨”，不再公然与皇帝对抗，而嘉靖的尊称生父的主张则顺利实现。

　　一个星期后，嘉靖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的神主牌，被从安陆迎到了北京，安置在观德殿，立尊号为：“皇考恭穆皇帝”，再也没有什么“本生”二字了。至此，历时三年之久的的“大礼议”，终于以嘉靖的胜利而告一段落了。而在“大礼议”中，支持皇帝的一派官员，从此仕途更加被看重，权力日益稳固，他们开始排斥异己，对于曾经的反对派严厉打击，最终成为一支朝廷重要的政治势力。

　　其实，“大礼议”看似一件非常普通无聊的礼仪之争，背后却隐含着皇权与相权的消长。杨廷和所代表的反对派官员的不妥协，除了有礼教上僵化的信仰，还有官场站队的选择。杨廷和代表的大部分是明朝的高级官员，他又是身居首辅的顾命大臣，因而权力极大，依附者最多，势力也最大。依附嘉靖的则是一些中下级官员，他们为了自己的仕途，趁朝廷讨论“大礼议”，想借机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嘉靖从一个外地少年藩王，进入北京，成为一个庞大帝国的君主，起初根本不了解“大礼议”背后所代表的深刻权力斗争的含义。随着他逐渐成年，他对于皇权的旁落，相权的扩张，以及群臣们对抗，越发感到恐惧。如果早期，他还是一个人孤身对抗群臣，只能妥协，那么当“左顺门事件”发生时，他已经站稳脚跟，有了一批支持他的人。所以他毫不犹豫的将皇权发挥到了极致。

　　“大礼议”虽落下帷幕，可结局却是双输。虽然嘉靖通过暴力的使用，维护和巩固了自己皇权地位，但是带来的坏处也是极大的，不仅让群臣无法从内心尊重他的权威，也开启了顺昌逆亡的闭塞之路。嘉靖慢慢在这种内耗里，逐渐开始厌恶政治，躲在深宫，沉迷于长生不老的炼丹幻想之中，国家则被奸佞之徒把控，最后使得大明朝在内部分裂、朝纲混乱的路上越走越远，一发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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