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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阁臣的职权(明代阁臣地位的变化及原因)

导语:阁臣是“有名无实”的宰相?明朝内阁的由来

内阁在明代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很微妙。一方面,它处于皇帝与中央部、院之间,发挥着协调的作用。明朝后期的嘉靖皇帝在严嵩垮台后,对内阁曾有一番评语,认为内阁“虽无相名,实有相职”。隆庆年间的首辅大学士高拱也说,内阁“虽无宰相之名,有其实矣”。

但是另一方面,内阁大学士却又觉得办起事来缩手缩脚。万历末年的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就说:“阁臣无相之实,而虚被相之名。”

有人说阁臣是“有名无实”的宰相,也有人说阁臣是“有实无名”的宰相。到底该如何理解?这需要从明朝内阁的由来说起。

北京故宫文渊阁

洪武十三年(1380 年),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及中书省丞相。从此,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近两千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了。这意味着所有的中枢政务都要集中到皇帝一个人的身上。

有人统计,从洪武十七年(1384 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中,内外诸司的奏疏共有一千六百六十道,涉及的事情达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计算,朱元璋每天要阅读二百零七份奏章,处理四百二十三桩政事。

因此,废除宰相制度带来了两个问题。首先,谁来协助皇帝治理国家;其次,六部、都察院等机构并列所带来的支离破碎的中央权力,由谁来进行协调。

废中书省后不久,朱元璋设立殿阁大学士,从翰林院中选择儒臣为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向皇帝提供咨政议政的服务。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对当时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从翰林院儒臣中遴选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顾问的做法,为内阁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形制上的基础,可以视为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

到永乐初年,内阁制度初现端倪。朱棣即位不到一个月,即命解缙、黄淮、胡广、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胡俨等七人入翰林院,“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朱棣命令入阁的七位阁臣,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为皇帝起草诏令,一是与皇帝商议机务。

纵观永乐一朝,内阁诸臣的品级虽然很低,官止五品,但赏赐却往往是按照六部尚书的标准进行的。洪熙朝及宣德初年,内阁诸臣的地位和品秩迅速上升。

内阁学士备顾问,最初多半是靠着与皇帝面对面的交谈来实现的。然而,随着皇帝日益深居简出,大臣们跟皇帝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内阁学士的顾问之责,只能通过书面意见呈现,面谈为笔谈所取代。这种书面交流越来越制度化,内阁开始代皇帝批答奏章,即“票拟”。

票拟又称条旨、票旨、票本、拟票,是指内阁大学士用墨笔在小票上写下意见,再将小票贴在奏疏之上,交给皇帝,以备决策参考。最早在仁宗时期,户部尚书夏原吉就已经开始替皇帝票拟了。

夏原吉(1367~1430年),字维喆,湖南湘阴人,是15世纪初最有经济才干的名臣。永乐一朝二十二年,夏原吉当了十九年的户部尚书,熟悉国家财政。永乐八年(1410年),朱棣北征,夏原吉曾经辅佐过时年十三岁的皇长孙朱瞻基留守北京,被朱棣褒奖为“周公辅政”。

永乐十九年(1421年),夏原吉劝朱棣不要再北征,触怒了朱棣,被捕入狱。后来,朱棣在北征途中死于榆木川,死前感叹说:“原吉爱我。”朱棣逝世的消息传回北京后,太子朱高炽来到锦衣卫大牢,赐夏原吉“御膳”,“咨国事”。夏原吉忠心耿耿地辅助了朱棣朱高炽朱瞻基祖孙三人。

内阁专职票拟,始于正统皇帝朱祁镇时期。宣德十年(1435年),朱瞻基去世,太子朱祁镇年仅九岁。朱祁镇即位后,廷臣请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太后遵守后妃“不预政事”的祖宗家法,不愿意垂帘听政,命凡事交内阁议决进呈,然后施行。内阁“三杨”,实际上相当于太皇太后所倚靠的一个“摄政团”。

黄佐《翰林记》载,正统以后,“始专命内阁条旨”。票拟制度的出现,是内阁制度完备的标志。《明史·职官志》将内阁的核心职权概括为十六个字:“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其中,票拟批答,应该是重中之重。

票拟的对象是诸司的章奏,表达的是内阁对章奏的处理意见。每次票拟之后,内阁都会留下底簿,称作“丝纶簿”。票拟的效力虽然取决于阁臣对皇帝的影响力,但是在票拟成为一种制度之后,皇帝也不得不重视内阁的票拟。为此,内阁被称作“政本之地”“政府”。

内阁拥有票拟权的初期,票拟一般由阁臣商议而行。然而,到后来,入阁最早、最受皇帝眷顾的阁臣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称作“首辅”“元辅”。晚明学者王世贞说,弘治、正德年间,阁臣中“居首者始秉笔”。到嘉靖、隆庆、万历年间,首辅的权力更大,形成了首辅专票的局面。

嘉靖时期,张璁任首辅大学士,其他阁臣翟銮、李时没有皇帝特旨安排,就不敢参与票拟。夏言任首辅时,每次票拟后即送往内廷,只是偶尔让严嵩过过目而已。严嵩任首辅时,推荐性情柔弱的吏部尚书许赞入阁,但许赞却从来不能参与票拟。百无聊赖时,许赞就感叹说:“何夺我吏部,使我旁睨人。”意思是说,既然如此,为什么把我从吏部尚书的职位上弄过来,让我坐在旁边闲看别人!

由于万历皇帝年幼,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几乎行使的是摄政的权力。其他阁臣,唯张居正马首是瞻。张居正父亲去世时,在家三日不出,内阁办事人员就用盒子装着章奏到张居正家中让他票拟,而内阁其他阁臣闲坐阁中,无事可做。

作为辅佐皇帝决策的机构,内阁填补了明朝废宰相之后的权力空间。内阁大学士也常被人们称为“相”。但是,内阁却并不等于相权的回归。官员们在成为内阁大学士后,总是谦逊地说,自己是被命“文渊阁办事”。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助手,并不能自主决断事务。

明朝后期的首辅大学士徐阶说:“阁臣之职,止是票拟。”内阁大学士要想行使某些举措或者弹劾某位官员,并不能直接上奏,而是需要嘱咐六部、都察院或各省官员通过奏疏的形式发起建议,再通过票拟实现自己的意志。

换言之,内阁大学士必须结纳其他官员,才能实现自己的施政目的,同时也会形成自己的权力小集团。这也是晚明党争风气特别严重的一个间接原因。内阁常常发现自己处于艰难的夹缝之中,一方面得不到他们效忠的皇帝的充分信任,另一方面却还要面临来自官僚集团的压力。

实际上,为了获得入阁的机会,官员之间不惜互相攻击。崇祯年间,礼部右侍郎钱谦益担心“廷推”时尚书温体仁和侍郎周延儒会排在自己的前面,就暗中使力气想让温体仁不列名于会推名单中。温体仁便攻击钱谦益典浙江乡试时有舞弊行为,并且指使常熟人张汉儒告钱谦益贪肆不法。最后,钱谦益向司礼监太监曹化淳求救,使温体仁辞职,而自己也削籍而归,两人都没有如愿入阁。

还有一些大臣,为了入阁,不惜奴颜婢膝,求助于宫中的宦官。例如,正德时期,宦官刘瑾权势熏天,焦芳就是因为给刘瑾通风报信,才得以入阁为大学士;另一位大学士刘宇则是向刘瑾一次性送了上万两银子,才得以入阁。

其实,明代的政治体制中,内阁确实不是相权的回归,而是由皇帝的秘书顾问机构,逐渐成长为一个超越单纯的秘书职能的权力协调机构。它究竟是“有名无实”还是“有实无名”,取决于内阁大学士个人的政治能力及其对皇帝的影响力。

其次,内阁大学士的权力受到君主专制权力的严重束缚。勤政的皇帝可以绕开内阁的票拟直接批答;如果皇帝不同意内阁票拟,可以发回内阁重拟,或者传口谕令内阁照自己的意思票拟;皇帝可以将奏疏留在宫中,不发给内阁票拟,也可以将已经票拟的奏疏留在宫中不往下发,称为“留中”。

明朝晚期的万历皇帝就常将大臣的奏疏留中不发,以至于内阁无事可做。当时的首辅大学士叶向高终日内阁闲坐,感叹道:“安得票一疏,全我体乎!”意思是,要是能拿到一份奏疏来票拟一下就好了,也算能保全我这个内阁大学士的体面啊!实际上,尽管内阁偶尔会坚持自己票拟的意见,但归根结底所有的权力还是集中在皇帝一人之手。

而且,内阁大学士的选择权,也操纵在皇帝手中。明代中后期,入阁成为内阁大学士几乎是每个官员的梦想。至于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内阁大学士,则取决于许多因素。大臣的资历、威望固然很重要,而且明朝中后期大学士的入阁也常要经过“廷推”这样类似选举的程序,但是官员入阁,归根结底要取决于皇帝。

一般说来,如果一位官员曾经在皇帝还是皇子或者太子时做过他的老师,他进入内阁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大。像明代后期的著名大学士高拱、张居正等人,都曾经是隆庆皇帝裕王府的讲官。而且如果皇帝愿意,可以特旨简选自己喜欢的人进入内阁办事。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统治了十七年,内阁大学士用了五十人,这充分说明专制君主在选择内阁大学士时的随意性。

内阁权力还严重地受到宦官势力的制约。几乎在宣宗朝内阁获得“票拟”权力的同时,宦官二十四衙门中最重要的机构司礼监获得了“批红”的权力。“批红”指司礼监秉笔太监按内阁的票拟,经皇帝审批后,用朱笔代皇帝写出。如此一来,章奏批答多半经由宦官之手,故有“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的说法,这里的寺人就是指宦臣。

随着宦官干政的程度越来越深,内阁诸臣由于需要与宦官频繁打交道,对宦官也就越来越客气。陆深《玉堂漫笔》中记载,英宗天顺年间,司礼监的太监到内阁,阁臣李贤只需要常服接见;

到彭时任首辅时,就要衣冠整齐接见太监,阁臣向西坐,而太监向东坐,太监中的第一人对着阁臣中的第三人。至于相送,之前李贤是作一个揖便算送客了,后来送出阁就可以,到商辂的时候须送下台阶,到万安的时候要送到内阁门。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记载一个宦官的话说:当初我们见到张璁张阁老时,我们要打个躬;后来见夏言夏阁老时,我们只平眼正视就可以;现在严嵩严阁老见到我们,总是先拱拱手再进去。

在宦官权力最厉害的天启时期,非但不经内阁票拟的旨意经常自宫中发出,而且经过内阁票拟的章奏,也必须等到魏忠贤到了才敢批答。

内阁大学士冯铨(1595—1672年)靠着投靠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非但复官,更在天启五年(1625年)晋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魏忠贤被崇祯皇帝清除之后,冯铨作为阉党之一,被追究责任,论杖徒,赎为民。到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冯铨应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的征召,开始在清朝做官。

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朝改设内阁,冯铨以礼部尚书兼中和殿大学士。冯铨是在明清两代都曾做过内阁大学士的人物。这也表明,在内阁制度上,明清两代是相承不替的。其区别在于,清朝皇帝更专制,似乎也更勤政,大臣奏章多由皇帝亲批。

一种制度的出现和消失都有着当权者各自的目的,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有它的必然性。在明朝手握重权的内阁,到了清代,变成了不再拥有票拟之权的内阁,从此也就失去了作为政治中枢的地位。

来源:凯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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