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论定历史文献学科的概念之二(历史文献学方法)
在生活中，很多人可能想了解和弄清楚怎样论定历史文献学科的概念之二的相关问题？那么关于怎样论定历史文献学科的概念之二的答案我来给大家详细解答下。
以上提出的这个定义需要进行分说，以下对其中的概念一一进行解释。
第一，关于“历代”，按照通行的看法，是只包括中国古代史的历代，当然也可推而广之，扩大到近代，现代，当代的中国史上来。
第二，关于“记载和反映”。“记载”这个说法容易理解，就是对史实的直接记载，包括事与言都在内的。如我们看二十四史的每部正史，每一卷中，不管是纪，还是传，还是志，都是既有史实的记载，又有言论的记录。史实的实，可以理解为只是指事，当时的言好象不是事，但到了今天来看，当时的言，也是事了。即某人说了什么话，发表了什么看法，这本身也是历史上的事。
“反映”，与“记载”相比，就是非直接记载史实者，但其内容仍可从多种角度向后来的人们反映当时的历史状况，举个简单的例子，如《老子》、《庄子》、《论语》这一类的书，都不是直接记载当时史实的文献，但在后人看来，都能从多种角度反映当时的历史状况，这就是本人所说的“反映”。
这样说来，就不只是史部的书是历史文献了，经部的书，子部的书，甚至集部的书，绝大部分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历史文献。古人早就认识到了经就是史，所谓六经皆史。把经史划为一类了。但对子部和集部，则没有明确的说法。其实在今天看来，子部和集部，也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状况。比如，我们现在正在整理的儒藏，按现在的学科分类看，这不是历史文献，而是思想文献。但从其内容看，则必须把它们看作历史文献。例如，本人整理陆游的《渭南文集》，在古代是属于集部的书，但其中的内容，大家来看，有如下许多种类：
表，牋，劄子，奏狀，启，序，书，碑，记，铭，赞，记事，传，疏，祝文，杂书，跋，墓志铭，墓表，圹记，祭文，哀辞，风俗记，入蜀记，词，
从这些类别看，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记载和反映当时历史状况的文献 。这中间按传统的理解，也是既有文，又有献的。子部的书就更为明显，不用再举例了。
从张先生的学术实践看，他研究的对象，是四部皆有的，经史子集，四部之书，都是他研究的对象。这就证明了他的历史文献学是广义的，不是只限于史部文献的。
第三，关于“历史状况”。这一点比较好理解。就是历史上某个时段的情况。这包括人、事、言、制、物五个方面。即什么样的人，做了什么样的事，说了什么样的话，有什么样的制度，遗留下什么样的物。五个方面合起来就能比较完整地反映当时的状况，后人也就可以对当时的历史有个比较清楚的了解了。当然这五个方面一一分析起来，还有许多内容，比如要了解当时的人的情况，就会有各种不同的情况，事、言、制、物，都是如此。
这里需要注意一点，历史文献学角度所说的历史状况，是针对“是什么”这个问题而言的，不包括对这些状况的更多的评价或议论。不然的话，那就是历史学甚至是历史哲学了，历史文献学只是从文献学的角度，把文献中的反映当时历史状况的资料本身搞清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与整理所包含的意思。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历史中的人、事、言、制、物进行研究分析评论，则是历史学的任务了。换句话说，历史文献学的任务是把文献本身的内容整理研究清楚，而对其内容之中及其背后的更广更泛的内涵的研究，则不属于历史文献学的任务，而是历史学的任务。历史文献学史整理研究“是什么”，不研究“为什么”，也不研究“应该怎样”。
第四，关于“原始资料”。什么是原始资料，这又容易引起误解。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看，这个概念容易解释。简单地讲，就是当时的人撰成而传留下来的资料。对此又要解释。“当时”，这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事。比如老子是什么时候的人，其书何时形成，这本身都搞不清楚，那么所说的当时就是一笔糊涂帐。可知从理论上用一个概念或下一个定义是容易的，但要落实到具体问题上，就复杂而难办了。
即使当时是清楚的，如汉武帝是什么时候的人，这是清楚的，他做的事也是基本清楚的，因此当时这个概念在落实到他的身上时，就不复杂。但是，“当时”的情况虽然清楚了，但哪些资料是当时完成的，并一直没有被人改动而传留下来，或者一直没有缺失，诸如此类的问题，又是不确定的了。比如唐玄宗为《老子》做的注和疏，就有可以肯定是出自他之手的，但也有不少原始资料是别人托其名的。所以，事情又变得复杂起来。
再一点，就是后来的人为前人的资料做的注释之类，是哪个“当时”呢？如熊铁基老师研究老学史、庄学史，认为《老子》、《庄子》书本身是老子、庄子其人当时的资料，但后来历代有人为之作注，这算哪个“当时”呢？这就不能算做老子、庄子其人的那个“当时”，而应算做做注者的那个“当时”。这就不是一个时代了，但可以根据其人的时代而确定为不同的“当时”。所以，中国学术上讲究经与传之分别，经是一个“当时”，传又是不同的“当时”。这也是历史文献学所理解的“当时”。
只有把不同作者的“当时”都弄清楚了，我们才能确定哪些资料是哪个时代的原始资料，而不能把不同的“当时”混为一谈，否则也就不能称为原始资料了。例如，清代晚期的魏源为《老子》书作注，他的《老子》注就绝不是老子的那个“当时”，而是晚清这个“当时”。清末的严复也是这种情况。诸如此类的文献，非常之多，所以历史文献学首先以辨别一个文献的形成的作者及其时代，才能知道它是反映什么时代的原始资料。
第五，关于“整理与研究”。对上述所说的这些历史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这是历史文献学的基本任务，但所谓的“整理与研究”，又指什么呢？这是需要解释的。
“整理”，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对文献本身进行清理，包括弄清楚它的本文，它在流传过程中形成的版本，它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等，简单一句话，就是弄清楚这个文献本来的样子是什么样的。中国历代形成和流传的历史文献非常之多，许多都有很长的流传时间，在这中间，必然会出现许多变化，使后人所看到的文献与它形成之时的样子之间，有许多不同。如果不整理，直接把流传至今的文献当做形成之时的文献，就会犯下大错误。而要做这样的整理，又谈何容易，因为你根据什么才能弄清楚它当时的样子，才能弄清楚哪些是后来产生的变化？或者你以为是可靠的根据，可能本身就是不可靠的。因此你的整理结果可能在一开始时就错了。因此这就需要深入的“研究”。
这个意义上的“研究”，非常困难。而这就是历史文献学乃至历史学的最大的难处所在。所要研究的资料本身都搞不清楚，怎能研究清楚历史上的真实状况呢？所以历史学一定要以历史文献学为基础，它才具有可靠的前提。
那么，这个意义的上“研究”包括哪些事情呢？简单地说，就是要掌握版本、目录、校勘、文字、音韵、训诂乃至考古、博物、思想史、社会史等诸方面的基本常识和技能，才能根据现有的资料，一点点地研究清楚文献中的问题，等你把一部文献中的全部问题都用这些方法研究清楚了，这部文献也就可以说被整理好了，然后才能使用这部文献进行更进一步的史学研究、思想研究、文化研究等。
由此可知，历史文献学的研究，与历史学的研究、思想史的研究、文化史的研究、社会史的研究等许多的研究，是根本不同的研究。而它这个研究，可以说是其他一切研究的基础和根基。没有这个根基，其他的研究，都会流于轻浮，所得出的结论，所发表的议论，都是无根之本，都容易产生错误。
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在历史学研究上，在思想史研究上，在文化史研究上，在社会史研究上，形成真实可知之成果之学者，都是非常注意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及其成果的。凡是轻视历史文献学研究及其成果的人，他的研究成果，都是值得怀疑的，至少是不可轻信的。这方面的例子，不用多举，只要看看那些大家的研究，都可以发现其中对于历史文献或说原始资料的重视与谨慎，都可以发现他们的结论都是根据最可靠的文献资料而得出的。这里玩不得聪明，走不得捷径，偷不得巧，不是说不能玩，不能走，不能偷，而是说你这样做了，其成果最终称不上真正的学术，会受到学术界的淘汰。当然这不会是马上实现的，学术的惩罚，可能会在一定的时间之后才会到来，而投机取巧者，可能已是功成名就了，但后来的研究者，会知道谁是在玩巧的，哪是真正的学术精品。这样的例子很多，不用多说了。
第六，关于“学科”。所谓的学科，意思是说，这样的研究本身就是一门学科，它不是简单的方法或技巧，而是自成体系，自有其理论与方法，自有其训练和过程的，有自己的学术独立性。我们今天许多人对此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只把它当做一种方法，略知皮毛，就自称文献学家，或自称历史学家了。但其实他根本没有受到历史文献学科的系统训练，没有掌握历史文献学科的基本理论与技能，没有历史文献学科的基本素养，所以他的研究，在真正的历史文献学家看来，都不过是儿戏，是对学术的不敬，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的不敬。
对于这个学科来说，并非是简单易学的，是要下苦功的，而且是非常枯躁的，没有恒心和毅力，是学不会的，学不好的。以张舜徽先生为例，他一生从事历史文献的阅读、整理与研究，强调广博和识见，不人云亦云，所有的结论，都是通过勤奋的读书和钻研才形成的。他经常对学生们说，做学问就是要“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就是说，从来不抱着我要写一本书的念头来读书，来研究，这样不断地进行下去，到一定时候，成果自然而然就成熟了，而这时的成果才是真正的成果，不是急功近利搞出来的。如他的《说文解字约注》，三大厚册，蜚声海内外，并不是他什么时候起了念头：我要写一本研究《说文》的巨著，然后着手写出来的，而是他从小学习研究《说文》，做为学术研究的基本功，之后又遍读经、史、子、集群书，到了六十岁时，才觉得可以动笔了，然后把几十年的研究心得一一整理写定，最后成为一部成功的学术巨著。这当中体现了他治学的博、专、精。
研究《说文》，不能只读《说文》一本书，而要博通经、史、子、集群书，这是博。
专，是指博览要有一个中心，可以用于多种研究，但最终要回到《说文解字》的研究上来，这是专。
只在这样，才能对其中的每个字都能得出自己的见解，拿出令人信服的论证来，这是精。
具备了这三点，他的《说文约注》才能称为成功的学术巨著。要是他先定下一个写书著书的目标，然后找些材料，就来动笔撰写，可能不会用这么长的时间，费其一生的精力，但其成果的质量与价值，就大打折扣了。也许也可以出版问世，但能否行之久远，就值得怀疑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文献学，不是易于成功的学科，是要付出极大代价的学科，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是最划不来的学科，投入与产出太不成比例了。但学术不能没有这一门，总要有人来做一门，所以说学术本身就有许多不公平之事。世间事总是这样的，没有绝对的公平，只有你的选择而已。
温馨提示：通过以上关于怎样论定历史文献学科的概念之二内容介绍后，相信大家有新的了解，更希望可以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