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对贸易的影响(全球价值链与出口)
导语：经济学知识：全球价值链与贸易隐含碳相关理论
一、全球价值链和贸易隐含碳的概念界定（一）贸易隐含碳的概念界定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隐含碳”定义为“商品从原材料的取得、制造、加工和运输到消费者购买的产品这段过程中所排放的CO2”。
（二）全球价值链的概念界定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GaryGereffi首次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的概念。他认为，“全球价值链是与世界生产活动相联系的网络组织，为追求产品增值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的组织形成，涉及到产品的设计、营销和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
二、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理论贸易与环境看似毫无关联，实则却紧密相关。地理环境分布、净化能力、化石能源的存储和利用水平等方面的差异，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一个国家的贸易优势，影响其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内容。
与此同时，贸易也作用于环境。一些发达国家出于经济和本国环境双重考量，将污染产业或需要加工组装的产品转移、出口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承接这些产业并将生产的产品销往国外时，贸易各国都赚取了贸易利益，但贸易获益背后潜藏的环境污染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贸易导致的碳排放、生态破坏和生态污染等。贸易与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贸易利益比贸易利益背后的环境影响更受关注。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系统理论研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才出现，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理论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一）污染避难所假说
污染避难所假说是指污染密集产业的企业倾向于建立在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或地区。一些学者认为：贸易自由化可能促使各国竞相降低环境标准门槛，并以此来吸引外资、提高本国产业和产品的竞争力，从而扩大出口，如果不加以遏制，最终将加剧全球环境污染。
（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指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呈倒U型关系，即环境质量先随人均收入的增加而退化，但当人均收入水平提升到一定阶段后，环境质量将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改善。
（三）环境成本转移说
环境成本转移说指将初级产品的跨国流动视为环境成本由进口国转到出口国的“生态流动”，贸易自由化加深可能导致更多的环境负担由进口国转移至出口国。根据这一理论，进口国进口资源密集型产品或初加工产品可被视为进口国将环境负担从自己转移到出口国、通过贸易“合理”向出口国转移环境压力或以牺牲出口国的环境为代价改善进口国环境的一种方式。巨额贸易顺差背后的环境成本转移可能会发生显著变化。
三、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贸易隐含碳的作用机理GVC参与度是指一个国家或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GVC参与度可用于解释一国或行业在价值链生产中与上下游产业的关联。GVC参与度可按照嵌入方式分为GVC前向参与度和GVC后向参与度。
前向参与GVC的国家通常处于GVC的前端，依托技术优势主导产品的研发设计、品牌运作等环节，并将能耗大的制造、生产环节，附加值低的产品加工、组装环节转移到国外，因较少涉及生产和运输等活动，能源和资源的使用也相对较少，且利用率较高，因此碳排放量较低。
后向参与GVC的国家普遍位于GVC的后端，依托资源禀赋和劳动力优势多从事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加工、组装等环节，并向外出口最终产品。整个过程中，资源、能源消耗大，利用率低，从而产生了更多的碳排放。因此，一个国家或行业的碳排放水平与该国或该行业参与GVC的程度和方式密切相关。
对GVC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前向关联嵌入全球价值链有助于减少隐含碳排放，而后向关联嵌入会加剧隐含碳排放。一国或产业部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不同，那么对贸易隐含碳产生的作用也可能会存在差异。如果GVC前向参与度得以提高，则表明积极参与到GVC上游附加值高且能耗少的环节，贸易隐含碳预期会下降；
如果GVC后向参与度得以提升，则意味着更多的负责了GVC下游的制造、加工等环节，从事的生产活动最终获取的贸易增值很少，但同时却使用了较多的资源和能源，贸易隐含碳预期会增加。
四、中韩贸易分解结果分析（一）中韩贸易总量分析
二〇〇〇-二〇一四年中韩两国双边贸易总额总体稳步增长，个别年份出现明显下降。《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二〇〇〇-二〇一四年，中国和韩国的双边贸易总额增长了约255942.45百万美元，贸易规模约增长了八倍。同样，基于增加值的角度，二〇〇〇-二〇一四年，从29513.58百万美元增至271200.08百万美元，十五年共增长了241686.50百万美元，增长约9倍。相比之下，增加值视角下的中韩两国的贸易总额的增长速度更快。
（二）中韩制造业行业分析
1．中国对韩国制造业出口分解分析
在中国对韩国的出口贸易中，制造业行业占据的份额最高。而早在二〇〇〇，中国对韩国的制造业出口额就达7609.84百万美元，约占中国对韩国出口总额的73.62％；到二〇一四年，中国对韩国制造业出口贸易额已经增长到90294.98百万美元，约占中国对韩国出口贸易总额的88.52％。
总体来看，制造业是中国对韩出口的核心行业，其贸易规模远胜其他行业。根据贸易增加值分解情况，二〇〇〇至二〇一四年，中国对韩国制造业出口中，以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为主。DVA进一步分解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的最终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占比与其他增值部分拉开较大差距，所占制造业出口总额的比例远高过其他增加值占比。例如，二〇〇〇年达到制造业出口总额的27.44%，二〇〇二年达到峰值，占制造业总出口的33.55%。
DVA_FIN占比在22%-34%浮动，比值较大且总体波动幅度不大。此外，被韩国吸收的中间出口占制造业总出口的比值在21%-27%范围内浮动，而被韩国生产向第三国出口所吸收的中间出口，占制造业总出口的比值在17%-23%范围浮动。由此可见，中国对韩制造业出口中，最终出口占主导地位。
然而，中间出口的份额不容忽视。此外，在中国对韩国的出口中，出口隐含的第三国增加值，占制造业总出口的平均比值为12.96%，这表明中国对韩国制造业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平均有12.96%来自其他国家，换言之，中国对韩国的制造业出口有较大一部分依靠国外增加值。
这表明中国制造业的一大部分可能主要进口零部件，多从事加工、组装等技术含量低、增值少的活动。同时，纯重复计算部分，即PDC平均占比8.97%，表明基于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中国的制造业出口统计有较大误差。
2．韩国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分解分析
韩国对中国的制造业出口在二〇〇〇年就达到了16100.38百万美元，占韩国对中国出口总额的83.85%。二〇〇〇-二〇一四年，韩国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平稳，其出口占比保持在83%以上。截至二〇一四年，韩国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额高达145093百万美元，占韩国对中国出口总额的85.74%。
基于增加值分解视角来看，中国和韩国的出口差异显著。虽然两国的制造业出口都以DVA为主，但韩国以DVA_INT为主。二〇一四年DVA_INT为38806.55百万美元，占制造业总出口的26.74%。其次，在二〇〇〇-二〇〇九年间，DVA_FIN低于DVA_INTREX，占制造业总出口的比值在12%-23%之间浮动，而DVA_INTREX在16%-26%之间浮动。
在二〇〇九-二〇一四期间，DVA_FIN的占比维持在21%上，而DVA_INTREX占比逐渐下滑。由此可见，韩国对中国的制造业出口以中间品为主，但最终品占一定比例。此外，韩国对中国的制造业出口中，OVA平均占比为21.22%，高于中国，这表明在中韩两国制造业的双边贸易中，韩国制造业的出口有更大一部分来自其他国家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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