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为什么要拆老北京的皇城墙呢(北洋政府为什么叫北)

导语：北洋政府为什么要拆老北京的皇城墙

1912年， 清朝作为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王朝灭亡了， 封建皇权顿时失去了昔日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失去合法性的， 还有在帝制时代建立起来的帝都北京的城市空间秩序。最能体现帝都北京城市空间秩序的是经过明清两朝建立起来的四重城墙。直到清末民初， 北京仍保留着内外四重城墙的格局， 由外而内分别是外城、内城、皇城与紫禁城， 一城围合着一城， 层层包裹。然而， 随着封建政权的坍塌， 从帝制走向共和的国体转变必然要求对空间体系做出调整， 因此， 北京城墙在新政权下不得不面临价值重估。

在帝制时代， 北京城墙所体现的皇权是通过空间区隔与人口控制来实现的， 四重城墙所划分出来的空间严格控制着人口的区域流动， 不同身份、背景的人占有着不同的活动空间， 内、外城有着严格的门禁制度， 皇城更是普通百姓不得而入的。民国既立， 城墙非但不再具有拱卫皇权、空间区隔的作用， 反而成为建设现代城市的空间瓶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 破除城墙的空间区隔已成为一种历史必然， 无论是民国政府还是市民都急切地想要通过改变国都北京的空间秩序来体现新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皇城处于紫禁城与内城之间， 是北京四重城墙的第二重， 拱卫着紫禁城的安全。皇城辟有四门， 南为大清门， 东为东长安门， 西为西长安门， 北为地安门。皇城周长3656.5丈， 高一丈八尺， 下宽六尺五寸， 上宽五尺二寸。皇城将紫禁城及社稷坛、三海、景山等包围起来， 形成一个皇室专有的封闭空间， 一般市民不得随意进入， 更不准车马穿行。民国初立， 耸立于北京城中间的皇城成了发展城内交通的最大障碍， 负责北京市政的内务部立即着手对皇城进行改造。

1901年皇城东垣东安门迤北的皇城墙外侧(东皇城根)

由于皇城坐落于北京城的中间， 因而北京城始终没有一条能横穿东西的街道， 长安街也因为皇城东长安门、西长安门的阻断而分为东西两段。有鉴于此， 内务部于1912年民国甫一成立， 就“以大清门已改中华门， 所有棋盘街原旧石栅栏及东西偏吉厅即一律拆去以利交通， 其东西长安门外之三座门皇墙亦拟拆去， 所有地基为建筑市场之用云” ， 将东长安门、西长安门拆除， 打通了长安街， 开通了一条贯穿东、西城的通道， 开启了皇城改造的先声。同年， 又在皇城西面开辟了灰厂门， 打通了国务院至西长安街的道路。1914年， 在天安门东面开辟南池子街门， 在天安门西面开辟南长街街门， 这样就打通了内城南北向的通道， 地安门外的居民可不必绕行东西安门即可直达前门。1916年， 周作人在鲁迅的介绍下谋到了一份北大的工作， 初到北京的周作人也证实， 由于皇墙的阻隔而导致了“交通不便， 许多地方都不能通行， 须要绕一个大圈子， 我到北京的时候看着南北池子这条马路， 是正方开辟的” 。后来， 内务部又制定了更密集的开辟豁口计划， “将皇城四面， 计合十八中里有奇， 仿照中华牌楼拆卸， 起修花墙， 每里开一方门”。

随后， 在皇城东面开辟了花园口， 北面开辟了北栅栏， 又于1916年至1918年间先后开辟了北箭亭、枣林豁子、菖蒲河等豁口。 至此， 由于皇城所造成的空间区隔基本清除， 北京内城东西、南北实现了直线通行。

1900年西长安街上的皇城南垣和三座门，路上行走的驼队

在皇城上开辟豁口既方便了交通， 同时又保留了皇城的主体结构， 这种做法是民国初年改造城墙的主要方式， 也为广大市民所接受， 有人认为:“市政行政中， 所最为许可者当以开辟皇城四隅便门为第一善政。”显然， 当时的民众是把发展交通方便市民出行看成第一要务， 皇城所象征的皇权在他们看来已无关紧要。然而， 皇城最终没有逃脱被拆毁的命运。1917年， 段祺瑞挥军讨伐张勋复辟之乱， 在皇城东安门南段发生战斗， 战乱平定后， 将这一带皇城拆除。自此开启了拆卸皇城的先例。

1921年6月， 市政公所以“皇城之筑原为巩固禁城， 现已无存留之必要， 屡开豁口殊不雅观， 且于交通仍感不便”为由， 拟将皇城东面由御河桥至东安门一段， 西面由灰厂至西安门一段拆除， 拆除工程承包给协成建筑公司， 拆城所得的城砖部分用来修筑南段大明濠， 部分折价卖给商民。但这次拆城遭到了清皇室遗胄的非议， 并向总统徐世昌提出抗议， 于是徐世昌出面制止了拆城行为。1924年冬， 内务部以皇城经过拆改后参差不齐， 殊不雅观， 呈请将原来的拆城计划继续执行。而当时的国务总理颜惠庆“谓此系数百年古物， 亟宜保存， 不可毁去， 因以停顿”。1925年1月， 内务部将南河沿南头三道桥至北河沿北头宽街共长659丈皇城作价三万八千元卖给荣昶木厂拆除。同年3月， 内务部将宽街迤西至西安门皇墙作价三万元卖给市政公所， 市政公所将之拆除， 城砖留作他用。1926年12月， 内务部将三座桥迤南毗连堂子东面皇墙作价五千余元卖给德记木厂拆除。此外， 地安门内东西雁翅楼暨景山附近一带皇城也于这一时期由内务部拆除。同年， 市政公所因为修筑大明濠急需用砖， 在无力筹款的情形下将西安门以北至西北拐角共374丈皇城拆除， 所拆城砖用来修筑大明濠， 又将地安门以东至宽街长271丈作价二万一千余元卖与合盛木厂拆除， 将地安门以西至西不压桥长150丈作价一万二千余元卖与荣昶木厂。至此， 皇城的四面城墙除南面天安门一段及少量残壁外， 其余三面皇城几乎拆除殆尽， 北京四重城墙的格局已不复存在。

1901年皇城南垣西段内的南海宝月楼。新华门前身

早在皇城被拆之前， 北洋政府已先后完成了正阳门改造工程， 修建京师环城铁路， 这两处工程都涉及城墙的改造问题。特别是正阳门改造工程， 曾激起了官民的强烈反对， 使工程一再延宕。相比之下， 拆除皇城的行为似乎没有遭到强大的阻力。无论是初期开辟豁口以便利交通， 还是后来大规模地拆除皇城利用城砖修建大明濠， 除了清皇室提出非议外， 并未遭到其他意见的质疑。在普通民众看来， 皇墙在新时代并没有存在的价值， 反而影响了他们的日常出行， 经常沿皇墙出行的周作人就曾抱怨:“皇城北面的街路， 当初有高墙站在那里， 墙的北边是那马路， 车子沿墙走着， 样子是够阴沉沉的， 特别是在下雪以后， 那靠墙的一半马路老是冰冻着， 得到天暖起来， 这一半也总是湿淋淋的。”

拆毁皇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发展交通之外， 北洋政府的财政贫乏也是拆毁城墙的原因之一。时局不稳导致多个政府部门出现财政赤字， 据报载:“内务部为最穷之一部， 年来所需笔墨纸张等项， 由各南纸店赊垫， 购买已积欠不下一万余元， 各南纸店近以年关在即， 所欠过巨无法再垫， 群向该部庶务科索讨， 并由静文斋、松古斋等九家联名具呈该部， 请将东直门箭楼所拆卸之旧料， 估价抵偿债务， 闻该项旧料， 可作价一万余元， 恰可抵偿该项债务， 惟不知该部能否准许耳。” 内务部不但缺乏正常的工作经费， 甚至出现无法发放工资的局面， 并导致出现内务部职员多次集体讨薪事件。市政公所的经费情况大体相似， 公所创办的《市政通告》也曾因经费不足出现停刊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 内务部与市政公所将皇城所拆之城砖用来修筑大明濠甚至直接卖给第三方也就可以理解了。

1912年刚打通的皇城南垣南池子街口，为拱券牌楼式门洞，与南长街相同。门洞下还有路障，应该是1912年兵变期

然而， 以上都不是皇城能顺利拆毁的根本原因。皇城之所以能在民国初年大规模的改造与拆毁而没有遭到强力阻拦， 是因为皇城所象征的帝制皇权在民国失去了昔日的合法地位， 皇城所围合成的封闭空间在追求共和、民主、平等的民国成为众矢之的。旧时代等级森严的皇权制度被新时期人人平等的“民权”理念所替代， 北京作为昔日的帝王之城在进入民国后被定位为首善之区， 其目标是要建设成能体现中国国家形象的现代化都市， 在皇城上开辟豁口以利交通、拆毁皇城以开放空间恰好适应了这种需求， 两者都是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北京， 表明人们急于将封闭的皇城改造成人人可以自由通行的开放空间， 迫切追求全新的都市形象、市政设施。总之， 皇城在这一时期仅仅被当成皇权的象征， 人们还没有注意到它的文化价值。

实际上， 皇城的拆除确实改变了内城的空间格局。皇城拆除之后， 内城的交通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善， 东西城的通道得以打通， 免去了市民绕皇城出行的麻烦， 也为后来电车的开行扫清了障碍。更重要的是， 原来由皇城所包裹的景山、北海等皇家禁苑， 平民百姓也得以接近。皇城的拆除， 加快了北京城市空间的开放脚步。据钱穆的回忆， 当时他在北大教书， 又到师大兼职， “余住马大人胡同， 近东四牌楼， 师大校址近西四牌楼， 穿城而去， 路甚遥远。余坐人力车， 在车中闭目静坐， 听一路不绝车声。又街上各店肆放留声机京戏唱片， 此店机声渐远， 彼店机声继起， 乃同一戏， 连续不断， 甚足怡心”。如果皇墙没有拆除， 钱穆每次出行必定要绕墙而走， 也就享受不到这种穿城而过的乐趣了。

当皇城即将被全部拆除时， 北洋政府制止了拆城行为。1927年， 时任国务总理潘复以“京师内外城垣规模宏壮， 为中外观瞻所系， 属应由地方官厅切实保护， 以存古迹” ， 使仅存的南面皇城得以保存， 并成立了专门的办事处调查拆毁皇墙、变卖城砖事宜。北京城墙的文化价值逐渐为人们所认识。

本文内容由快快网络小芦整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