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农业生产(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方式有哪些)
导语：民以食为天，你可曾了解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历程？
这马上要到祭灶神的日子了，我们之所以祭灶神是因为我们生火做饭，做饭就是烹饪食物，食物的来源就是粮食，粮食就是我们的农业生产。现如今我们队粮食生产都是现代的认知，并不了解我们国家在古代的时候是怎样养活自己的，这其中就是农业生产和谷物的种植。
由于我国领土广大，有多种多样的自然条件，因而各种粮食作物的分布情况，自古以来就不相同。大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在社会制度上实现了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演变，农业生产方面表现为开始了由粗放的农业向精耕农业的转变。
从春秋战国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的主要农业区域在秦岭淮河以北，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黄河流域，基本上算是我国北方地区的农业和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进入铁器时代，铁制农具的使用已较普遍。与铁犁相配，牛马被用于农业，从而实现了农业动力上由人力耦耕向畜力耕作的革命性变迁。铁犁与牛耕并举，相辅相成，使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力有了突破性发展。如《吕氏春秋•上农》所言：“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这些进步均为封建制度的最终确立创造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铁器的应用和推广也为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和井灌提供了有效手段，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应运而兴。如中国最早和最大的陂塘蓄水工程“芍陂”、魏国修建的漳水渠、秦国李冰主持修建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工程都江堰及我国古代最长的人工灌溉渠道郑国渠等，为保障当时农业的稳产高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们对土壤和农作物有了更多认识。”五谷“的概念已经形成，并且注意到了开展农业生产要因地制宜。 这一时期周时的起亩作垄技术至战国时因犁耕有了发展，形成“畎亩法”、即在高燥田里将庄稼种于垄沟以防旱，在低温田中将庄稼种在垄青以防涝。由于积累了这些经验，西周时那种垦种休闲交替的易田制渐被废弃，耨地实行连种，一年一熟，部分发达地区还试行复种，两年三熟，从而实现了耨作制度上的重大转变。 战国时代五种主要粮食作物的分布情况，据《周礼·职方氏》说是这样的：
一、扬州“其谷宜稻”。
二、荆州“其谷宜稻”。
三、豫州“其谷宜五种”，即黍、稷、菽、麦、稻。
四、青州“其谷宜稻、麦”。
五、兖州“其谷宜四种”，即黍、稷、稻、麦。
六、雍州“其谷宜黍、稷”。
七、幽州（跨今辽宁、河北）“其谷宜三种”，即黍、稷、稻。
八、冀州“其谷宜黍、稷”。
九、并州（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其谷宜五种”，即黍、稷、菽、麦、稻。
这里所说某州宜什么，只是说某州比较普遍适宜播种某种粮食作物，是指它的一般情况。这就是人们已经开始因地而异的种植农作物了。
在秦汉时期，在耕作技术方面，进一步改进垄作法，经济有效地利用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逐渐形成了耕、耙、磨、压、锄相结合的防旱保墒耕作技术体系，创造了用力少而得谷多的旱作农业传统。因冬麦的推广，汉代时轮作复种制初步发展。在施肥方面，也创造了基肥、种肥、追肥等一系列施肥技术。秦汉时期，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候已完全成形并广泛用于指导农业生产。西域开始传入葡萄、苜蓿、核桃、胡萝卜等农作物。
公元2世纪末，黄巾大起义使东汉王朝濒于瓦解，各地义军乘势而起，中国从此进入了分分合合、混战不已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频、政局动荡、人口逃亡、耕地荒废，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客观上战乱所造成的人口大迁徙也促进了各地区各民族的融合及农业文化的交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更多的民族逐步卷入以种植业为主的洪流中来。由于各族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传统农业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在秦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土地制度仍然是秦汉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继续。但此期国军事的需要，屯田制有较大发展，如曹魏时期的军屯与民屯和南北朝的屯田。无论军屯还是民屯，土地所有权都属国家。屯田按军事组织进行，屯垦工作与军事活动相结合。
这一时期，因豪强割据，水利事业废多兴少。但南朝各代比较重视水利建设，宋、齐、梁、陈相继修复了芍陂堤堰，溉田万顷。小麦种植开始推广,水稻栽培技术提高。
随着钢铁冶炼和加工业的发展和提高，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铁农具的种类大大增加，性能有较大改进。后魏《齐民要术》中记载的农具有20余种，不少是汉代未见记载的。从出土农具看，这些农具全都通过白口铁柔化而制成。
这一时期传统农学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谷田必须岁易”，连作“莠多而收薄”等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合理轮作的必要性。合理轮作不仅有利于消灭杂草，减轻病虫的危害，而且有助于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已经从野生绿肥作物的利用发展到有意识栽种绿肥作物，并且将绿肥作物纳入轮作体系，开创了绿肥作物轮作制。《齐民要术》记述了谷、瓜、葵、葱等多种作物与绿肥作物的轮作复种，称之为“美田之法”。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良种，这一时期还创建了“种子田”，进行良种繁育。单种单收、精心管理、防止混杂，较汉代“穗选法”有了一定的进步，奠定了我国传统选种和良种繁育的基础。据西晋郭义恭《广志》记载，粟的品种有11个，稻的品种有13个。《齐民要术》中粟的品种增至86个、水稻品种为24个。
唐朝初期，社会经济曾有过一段空前繁荣的时期。但唐中叶以后，土地兼并盛行，均田崩溃，社会矛盾日渐突出。历时7年的安史之乱使北方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南方因未受战乱直接侵害，社会生产相对稳定；而大量北方人南下，带来了高素质的劳动力和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使得南方农业迅速发展，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在农具方面，曲辕犁和筒车的发明，标志着我国南方水田耕作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曲辕犁又称江东犁，它增加了犁评，可调节深浅，犁壁与犁铧面不连续，可以起到碎土和翻土的作用。中国犁自此基本定型。曲辕犁的出现和耖耙的推广，促进了耕作技术的发展。经长期实践，逐渐形成了耕、耙、耖、耘、耥相结合的水田耕作技术体系。这一时期，随水田冬作的发展，一年两熟制在南方初步发展。
宋元时期，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东南太湖地区已成为国家经济命脉，农业生产水平远远超过北方。南方农田水利建设持续发展，足以养活宋代人口高峰时期的约一亿人口。因耕地不足，出现与山争地、与水争田的现象，导致梯田、圩田的迅速发展。这主要表现在新农具的大量涌现和农具所具备的各种特点上。可以说，传统农具到这时已基本完备且趋于定型。多熟制迅速发展，双季稻种植面积扩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三季稻。农业内部生产结构也有了新的变化，主要作物种植范围扩大。麦在南方长足发展，有不减“淮北”之势，成为稻田的主要冬作。因大豆需求增加，大豆种植日渐普遍，以至王祯《农书》称之为“济世之谷”。棉花的发展突出。北宋时期中棉栽培仅限于两广和闽滇地区，非洲棉也多在新疆和陕西栽培。但宋末元初，中棉已扩展至江淮流域。因植棉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比之种麻，“免绩缉之功，得御寒之益”，倍受人们喜爱，种植范围不断扩大。 此期土壤肥料的理论与技术也有一定突破，创立了“地力常新”论。肥源进一步扩大，肥料积制方法不断改进，施肥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
后到了明朝，玉米、番薯等美洲粮食作物通过多种途径传入中国，逐渐得到推广。番薯“或可得数千斤，胜五谷几倍”，玉米“种一收千，其利甚大”，大大缓解了“民食问题”。人们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劳力和土地等去发展经济作物，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也因此深受影响。粮食生产革命和人口爆炸互为因素，清代以来，人口压力不断增加，原本人烟稀少的广大山区因为“老林初开，包谷不龚不获”和番薯“备荒第一物”的特性。玉米、番薯等栽种遍野，“生齿日繁”。“棚民租山垦种，阡陌相连，将山土刨松，一遇淫霖，少随水落，倾注而下，溪河日淀月淤，不能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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