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饷是什么意思(明朝辽饷每年多少钱)

导语：“铁锅炖自己？”——“辽饷”为何从明末收到清亡？

冗官冗政现象作为传统王朝的痼疾，贯穿了秦以后的中国古代历史，尤其是隋唐之后。

以冗官现象较为严重的两宋为例，北宋徽宗大观末年（1110年）有20882258户，比东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的户籍增长了不到一倍，但官员数量却增长了五倍多。到南宋宁宗时期，南宋和金的户口合计数与北宋徽宗大观年间差不多，官员数量却比东汉时增长了十倍还多。皇统议和后，宋、金之间以大散关为界，南宋和西夏在地理上实际已不接壤，然而北宋为了与西夏战争临时增设的一些官员、机构，直到南宋灭亡也未能裁撤。

在这些尾大不掉的冗官冗政现象中，最为奇特的是辽饷。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因辽东局势日坏，朝廷计划出兵辽东打击后金政权，但经历了“万历三大征”的财政早已无法支持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遂采取“加派”的方式征收临时性赋税“辽饷”。除贵州外，天下田地每亩加收三厘五分银。因为天下疲敝，这种临时性的赋税如果持续时间太长，很容易导致不堪重负的民间发生民变，因此朝廷希望通过一次快速而迅捷的军事行动解决后金问题。

然而随着明军的节节败退，“辽饷”也水涨船高，经过万历四十七年、四十八年两次上调，额定为每亩九厘，无论辽东形势如何变化均常态化征收，后又出于相同原因加派剿饷、练饷，合称“三饷”，一直征收到明朝灭亡。

“三饷”本来是临时性税收，征收额度较大，万历四十八年辽饷即高达五百二十万两，超过政府全年正常开支，此后无论辽东战事如何变化，辽饷只增不减，这种涸泽而渔的征收方式极大地耗尽了民力，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速了明朝的崩溃和灭亡。

清军入关后，作为“辽饷”的起因，对“三饷”之弊心知肚明，为笼络人心，安定尚未完全平定的北方，摄政王多尔衮在顺治元年（1644年）公告天下：“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唯此三饷，树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

然而顺治三年，清朝又按每亩九厘的旧例“复征辽饷”，为了避免自食其言被民间指责，玩了一个文字把戏，借口清朝征收赋税的制度汇编《税役全书》依据的是明朝万历年间的税种和税额，“钱粮则例，俱照明万历年间”，而辽饷是万历四十六年开征的，因此不在蠲免之列。这显然是个搪塞之词，最荒唐之处并不在自食其言，而是在于作为一项临时性税收，征收辽饷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割据辽东的后金-满清政权。

清廷也很快意识到这个问题。顺治十四年，清廷为避去“铁锅炖自己”的尴尬和不吉利，将“辽饷”改名称“九厘金”，写进《赋役全书》，从一项临时性的税收变成固定正赋。从此，辽饷这项用于灭亡清（后金）的税赋一直征收到清灭亡。

很显然，清对“辽饷”的弊病认识清楚且深刻，而且征收辽饷“师出无名”，名不正言不顺，然而清廷依然坚持不放弃辽饷，固然因为其是一笔巨大的收入，更是因为这项收入从明末收到清初，早已形成了稳固的利益结构和利益链条。

例如辽饷的征收中，朝廷往往只派定额，至于“论亩”“照粮”还是“照银”，各地常常不一，留下巨大的灵活空间。

再比如，数额巨大的辽饷势必涉及火耗问题，明清从民间征得的税金都是成色不一的银块，这些银块要改铸成五十两一锭的银铤，其间必然发生损耗，改铸的实际损耗在百分之一二左右，即每两白银损失一两分，由纳税人承担。在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出土的江口沉银中，就有錾刻“石门县征完辽饷伍拾两”字样的明朝官银。

百分之一二的损耗尚可接受，然而在清朝实行“火耗归公”的改革之前，民众增缴的“火耗”高达每两白银两三钱之多，比实际损耗高十多倍，而其中的差额，被各级官吏利益均沾。一旦上千万两的辽饷罢征，各级官吏就少了上百万两的油水。清朝的统治者需要钱，利益链条上的各级官员也需要钱，羊毛出在羊身上，受苦的就只有百姓了。

战时临时设置的机构裁撤不了，战时临时下放的权力无法收回，战时“事急从权”“便宜行事”而采取的种种措施在战后无法废止，究其根本在于治理水平低下，在设置种种临时机构、政策的时候，并未限定其时效和废止条件，使其形成了稳固的权力结构和利益链条，权力结构保证了利益链条的存在和运转，利益链条反过来巩固了权力结构，将“临时”变成了“常态”。

（作者系大学教师、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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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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