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官至宰相却感叹有三件恨事第二件事是什么(官至宰相什么意思)

导语：此人官至宰相，却感叹有三件恨事，第二件事皇帝也抓狂

唐高宗时期，有一位宰相名叫薛元超。此人承祖父、父亲两代荫泽，受太宗、高宗两朝皇恩，娶了高祖之孙女、李元吉之女和静县主，官至宰相，富贵一生，著述颇丰，名垂青史，按说该没有什么抱憾的事了，其实不然。

据《隋唐嘉话》记载，“薛中书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对于“三恨”，《唐语林》也有雷同记载，“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

薛元超的“三恨”，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代表了唐代士人的价值取向，一为即科举进士出身，二为与“五姓女”结婚，三为编修国史。

从新旧《唐书》记载看，薛元超“早孤，九岁袭爵汾阳男”，没通过金榜题名就做到了太子舍人，所以他恨；“太宗甚重之，令尚巢剌王女和静县主”，没能娶“五姓女”为妻，所以他恨；“转中书舍人，加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但其主业是忙忙碌碌的中书舍人，兼职修国史恐怕顾不上，所以他恨。

薛元超的“三恨”即平生三件憾事。“三恨”中，第一、二件都好理解，唯独第二件让人纳罕，“五姓”是啥？“五姓女”又是怎么回事？

东汉魏晋以来，因官员选录制度存在的弊端，渐渐形成了七个名门望族，分别为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这七大门阀郡望共有五个姓氏，故合称“五姓七望”或“五姓七家”。

“五姓”之间相互通婚，大批人员在朝中担任要职，树大根深，对皇权构成了潜在威胁。李唐皇帝虽然号称出自陇西李氏，但有不少人认为他们胡化严重（如李昞娶鲜卑族独孤氏生李渊），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陇西李氏。

唐朝初年，唐太宗重修《士族志》，将皇族李姓定为第一等，将皇后外戚长孙氏定为第二等，之后才是各大世家，意在打压门阀士族，削弱“五姓七望”，以此来改变“今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太原王氏，号五姓”（《新唐书·儒学中》）的格局和排序，但“五姓七望”的影响仍顽固存在。

“五姓七望”的排外性很强，针扎不进，水泼不进。普通人家想跟他们联姻，门都没有；韦、裴、柳、薛“关中四姓”，也只能望洋兴叹。从新旧《唐书》记载看，除了唐高宗的王皇后（其从祖母为李渊妹妹）出自太原王氏，唐代宗的崔妃（其姨母为杨贵妃）出自博陵崔氏，其他有传记的后妃均出自他族。

唐太宗时，虽然要求“王妃主婿皆取勋臣家，不议山东之族”，但“魏征、房玄龄、李勣家皆盛与为昏，常左右之”（《资治通鉴》），魏征、房玄龄、李勣均为朝廷重臣，他们不顾朝廷意见，仍跟崔、卢、郑、王、李五姓高门打得火热，致使“五姓七望”的影响力不减反增。唐太宗虽然郁闷，但毫无办法。

唐高宗时，弄臣李义府想从“五姓女”中选一人当儿媳，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义府为子求婚不得，乃奏陇西李等七家，不得相与为婚”（《旧唐书·李义府传》）。为此，唐高宗下诏禁止“五姓七望”相互为婚。但是，五姓“族望为时俗所尚，终不能禁，或载女窃送夫家，或女老不嫁，众不与异姓为昏”（《唐会要》）。显然，这是换着法子跟朝廷对着干，但唐高宗又有什么办法呢？

武则天当政时，宠臣来俊臣为攀附高门士族，在休妻后强娶太原王庆铣的女儿，造成恶劣影响，朝廷颜面大跌。后来，酷吏侯思止也想攀附高门士族，便奏请要娶赵郡李自挹的女儿，被武则天狠狠地教训了一番，那几个姓氏的女子是你这种庶人出身的官员所能求娶的，你还想再往朝廷脸上抹黑吗？这才作罢。

唐文宗在位时，曾替太子向宰相荥阳郑覃求婚，希望郑覃的女儿能成为太子妃，但郑覃没给唐文宗面子。后来，唐文宗又想把真源、临真二位公主（均为唐宪宗女）嫁入有名望的士族，并且信心满满地对宰相说：“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新唐书·卷一七二》），结果均未能如愿以偿，最终真源公主下嫁杜中立，临真公主下嫁卫洙。

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文宗等，均曾因“五姓七望”的问题感到头疼，特别是唐文宗，儿媳妇求不来，两个姐妹嫁不进去，这种愤怒，这种憋屈，积攒在心里又无处发泄，只能用抓狂二字来形容了。相比于这些无奈的皇帝，薛元超虽以“不得娶五姓女”为平生抱憾之事，但那又算得了什么呢？（刘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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