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许倬云在线阅读(万古江河第三章读后感)

导语：读书笔记：许倬云《万古江河》第三章，第一节

许倬云《万古江河》读书笔记

第三章 中国的中国（公元前3世纪-公元2世纪）

一、普世国家体制

秦汉中国，经过春秋战国的分裂，终于形成大一统的格局。这一庞大的复杂体系，因其中的开放性，而有不断扩张与调节的空间，从而使得复杂性得以加强。开放性与复杂性，使中国皇帝制度与天下国家经常呈现调适的不稳定性、弹性。

1.春秋战国，经过各国间密切的接触与交流，中国的文化已经逐渐成形。百家争鸣，显示知识分子已汇合为一个社群。考古显示，各地工艺，虽有地方性特色，基本上差别不大；各国文字，从出土的简牍与铭辞来看，也是大同小异，秦始皇统一文字，不外标准化而已。

2.战国时代，战国七雄都有清楚的边界，有各自坚持的主权，其人民对自己的国名也有清楚的认同。这样的领土国家，与前期封建制度的封国，有很大的差别。

秦帝国的本质，仍是秦国的延续。

（1）自择“皇帝”的称号，只是将周代的王号升了一级。

（2）改制度，以六为数。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太史公认为秦始皇是因为信“水徳”，才会为了顺应水徳命数，在制定度量衡的时候“数以六为纪”。

五德之说，是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所主张的。五德，即“金”“木”“水”“火”“土”分别代表五种德行。五德周而复始，形成循环，常常被用来来解释王朝的兴衰与变迁 。秦朝王室以黄帝作为为自己的祖先。黄帝是土德，少昊是木德，颛顼是金德，帝喾是火德，帝尧是水德，帝舜是土德，夏禹是木德，商汤属于金德，周文王属于火德，按照这样的顺序从而推导出秦朝属于水徳。在五德学说之中，“六”是水徳对应的数字。

（3）尚黑色。五行家宇宙秩序中，秦自以黑色为代表的秩序。

五行中，金木水火土都有相对应的颜色。金对应白色，木对应绿色，水对应黑色，火对应红色，土对应黄色。

（4）皇帝秉承天命，仍与天子受命的观念相当。

3.实际上，秦帝国是一个有边界的政治体，还不是真正包有六合的普世天下国家。

（1）秦代的地方官吏，多以秦国军人担任，这是征服，不是包容。

（2）始皇生前治陵，庙寝东向，秦陵兵马俑的阵势，也是东向布置。

（3）碣石的离宫与芝罘相对，宛若帝国的东门两阙。

（4）始皇五次出巡，其行程重点，都在边缘地带：陇西、碣石、会稽。似乎在确认帝国的边界。

（5）秦筑长城，绵延北疆，也是在确认边界。

六合：指上下、四方，泛指天地或宇宙。

4.观念上，秦始皇又自居六合之内的共主，隐含了四方、四海诸意，代表了天下国家的观念。

天下国家，是指当时观念中，把全部人类世界当作一体，从中央到地方，只有主权的委托，而没有主权的分割。是从天边到天边，在其中只有统治权的顺位，没有边界的区划。

5.汉初的制度，承袭秦制。经四代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代，汉皇朝才在各方面界定中国是天下国家的普世性质。

6.汉代中国的政权，逐渐走向开放的方向。

（1）刘邦起于平民，没有自己原有的基业，因此也就没有以一隅征服整个中国的心态。

（2）汉制，非军功不能封侯，这是一个封闭的团体。汉初，功臣集团及宗室构成一个统治阶层。天下的二千石，大致出自这一集团，丞相也出自列侯。

高帝吕后，削平异姓诸侯王，全国除长沙国王吴氏外，只有刘氏子孙分封各地。七国之乱后，宗室渐渐失势，汉代的中央及地方官吏，都由恩荫或察举。

七国之乱，是发生在汉景帝时期的一次诸侯国叛乱，其根源是强大的诸侯王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七国之乱的平定，标志着西汉诸侯王势力的威胁基本被清除，中央集权进一步得到加强。

（3）汉武帝时代，察举尚未制度化。朝堂上，有各种不同身份的出身。有地方长史、当地贤豪，甚至有当地人士出任二千石。

7.汉承秦制，边郡有“道”一级，亦有属邦，治理新开辟的地带，首长常是土著领袖。西域各国，有都护监督。西南夷及匈奴，有所谓“归义”的豪酋。中国的政权，因此常有一个主权模糊的地带。这是天下国家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差别，而其系统化结构，肇始于汉代。

汉代对待四周邻居的关系，不是化境自守，而是开放。长城是防御线，不是天下国家的边界。和亲政策，常与文化侵略配合，招降收抚，更是战争的目的。在外缘的边地，属国逐渐汉化。在内地，经由土著的汉化或汉人移殖，中国文化与政治权利同步填实土著居住的空隙。

8.四百年的长期安定，汉代各地区的人才、观念与物产不断流动、周转，各种资源散于全国各处，形成中华文化共同体。

9.汉代的皇帝制度，较之秦始皇设计的皇帝制度，有两个不同：

（1）察举制度与文官制度相辅而行。

这个相当专业的官僚阶层，相对于世袭贵族，是开放的，可以不断吸纳有用的人才。这一文官集团，经由察举制度，相当程度上代表地方参加中央政府的统治。因此，汉代的文官政府对于皇权，或共生互利，或对抗制衡。

（2）皇权不能避免更迭的观念。

相较于秦始皇盼望的二世、三世、千万世，西汉的皇帝们，不断面对天命更迭观念的困惑。五行相生相克，阴阳不断交替，加强了天命靡常的含义。儒生为主体的文官集团，以此政权轮替的规律作为制衡皇权的武器，儒家政治体系也因此无法避免政治化的倾向，不能构成一个单纯的学术传承。

由于东汉禁止再讨论谶纬之学，皇权更迭的观念不再具有道德约束力去节制皇权。汉代挑战皇权的思想，没有在中国历史上继长增高。

谶纬之学，以阴阳五行学说和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为依据，流行一时。在东汉被称为内学，尊为“秘经”。魏晋后日渐衰弱，刘宋后，谶纬之书受到历朝查禁。

天人感应论，指天意与人事的交感相应，是中国古代哲学术语，是中国哲学中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唯心主义学说。古人认为天能影响人事、预示灾祥，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 汉儒董仲舒在答汉武帝策问中作了具体阐述。明宋濂《序》:“凡存心养性之理，穷神知化之方，天人感应之机，治忽存亡之候，莫不毕书之。”

10.秦代祚命短促，汉代不断以此为戒。核心与边缘之间的势力消长，常为汉代历史的重要课题。强干弱枝，常是中央政府的策略。一旦中央核心有了问题，地方势力即会向中央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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