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很多人可能想了解和弄清楚古人为什么要避讳？这五点值得探究的相关问题？那么关于古人为什么要避讳?这五点值得探究的问题的答案我来给大家详细解答下。

"避讳"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它从商周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可谓"生命力十足"。

但是众所周知的是，有时候要"避讳"是非常不方便的，百姓不能直接称呼本朝帝王和自己长辈的名字，如果在书写时遇到这些字，还要用改字或缺笔等其他方式表达，这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对有些人的人生都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例如唐朝的天才诗人李贺因为父亲叫"李晋"而终身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宋朝的刘温叟, 因为父亲叫刘乐（yue51）, 终身不听丝竹, 不游嵩岱；还有个徐积父的，因为父亲叫徐石,所以他"平生不用石器, 遇石不践"，甚至连过桥都要叫人背着他过。诸如此类的麻烦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古人还要避讳呢，为什么这一文化制度能持续三千多年呢？

一、避讳起源于商周时期的"巫文化"

"避讳"的思想，其实跟商周时期的"巫文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商朝是一个重巫的朝代，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在商朝，国家的很多事情都要靠占卜来决定，而在商周这样重巫的时期，避讳的思想也开始产生。《礼记·檀弓下》记载: "卒哭而讳，生事毕而鬼事始已。"避讳最初来源于人们对于语言的敬畏，早期的人们认为，使用人的名字，会伤害到这个人。所以，避讳自己的名字，是为了防止人或鬼对自己的加害，而当这种意识开始产生了之后，人们开始避讳直接使用别人的名字，以表达对比人的尊敬。所以早在崇尚巫术的商朝，人们就开始有意识地避讳。屈万里先生《谥法滥觞于殷代论》一文中就提到:商王虽然都有本名，如天乙名履、太甲名至、盘庚名旬、武丁名昭等，但贞人代替商王占卜却不直接称呼商王的名字，而是用"王占曰""王卜曰""王固曰"等代称，可见这时候为尊者避讳的意识就已经产生了。而到了周代，避讳就正式作为一种制度被固定下来。

二、很多朝代都曾明确规定避讳的制度，并且设立专门的官员管理

从周代开始，中央政府就开始重视避讳这一制度，这种做法也被后面的朝代所延续，由于重视避讳，历朝政府不仅设立了相关的制度，还设置了管理避讳事宜的官员，这为避讳习惯的延续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周礼·春官》云: "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在周代的官制中，大史、小史都是春官属官，掌宗庙祭祀之责。这些官员的设立表明"讳"已经被国家正式承认，也表明了避讳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汉代在公车司马令下设丞、尉各一人，"丞"便有管理避讳之事的职能。到了三国时，吴国皇帝孙休为他的四个儿子独创了四个字，配好音并昭告天下，更是开辟了后世避讳造字之风。在唐代，政府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避讳的规定，《唐律疏议》作为中国最早、最完整的刑事法典，其中有若干条例是对如何避讳、犯讳如何处罚都是做了具体的规定的。到了宋、明清等朝代，不仅有专门管理避讳的部门，而且对此事也是越来越严苛，例如乾隆时，江南举人王锡侯编纂了一部名为《字贯》的字书（字典之类），乾隆帝竟认为《字贯》凡例中没有对孔子、康熙、雍正、乾隆进行避讳，属于大逆不道，而降下文字狱。而避讳这一习惯，也在历朝历代的文化制度下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行为。

三、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是避讳得以延续的文化保障

儒家提倡尊君，提倡孝道，"君权"是"神授"的，"忠"与"孝"一直是被儒家文化重点强调的部分，无论是君王，还是父母，都被推上一个很高的位置，因此，"为尊者讳"就成了十分重要而又理所当然的事情，从"避讳"在各个朝代的严格程度也可以很明显得看出，避讳思想是与儒家文化紧密联系着的，当儒家备受重视的时候，避讳也就十分严格，例如汉代时避讳就十分严格，可是到了汉末，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和佛教、道教文化的兴起等诸多因素，儒家文化衰落了，避讳也相对宽松了一些。虽然世家大族比较重视避讳，但避讳的名目并不芜杂。唐代初年对避讳很是宽松，高宗以后才渐渐严苛，到了宋代以后，理学确立，儒家文化的体系日趋完善，成为正统文化，避讳自然也拥有了不可被撼动的根基，一直延续到清末。

四、中国中央集权式的国家结构是避讳形成和延续的重要条件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君王往往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避讳制度中，为尊者避讳、为皇室避讳是十分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是最早出现的一个部分。为家中长者避讳是汉代才开始出现的。而在君王权力相对较小的其他国家，例如欧洲的那些国家，例如日本，避讳则没有施行的土壤，因为避讳是为尊者，因为有皇帝这个至高无上者，避讳才显得如此重要，又因为国家提倡孝文化，为亲者避讳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在少数民族统治的元朝，由于蒙古族对避讳及其意义不够了解和重视，在这方面的规定和要求相对宽松。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对避讳一事的看法是决定其是否受重视的根本因素。

五、汉语的语言特点为避讳的扩大提供了空间

最初的避讳要求是相对宽松的。《礼记·曲礼》云: "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所谓"不讳嫌名"，就是指在避讳时只避本字，而不用避讳同音字。所谓"二名不偏讳"，即只要不将名字中的两个字连用，就不用避讳，如孔子的母亲名"徵在"，"徵在"二字只能单独使用，不能连在一起用，否则就是不敬。可是汉代以后，不仅要避同音字，连单个的字也要避讳。这与汉语一字一音的语言特点是有密切联系的。而汉代以来，由于汉赋的兴盛扩大了汉语的词汇，汉语同音字变多，近义字变多，因而对同音字进行避讳也有了缘由和可能性。

总之，中国古代极其麻烦的避讳的起源与商周时期的"巫文化"有着很紧密的联系，而历朝历代政府的重视，儒家文化的要求，以及汉字本身的特点和中国特殊的政权结构等诸多因素，避讳这一现象得以流传上千年，而辛亥革命以后，皇帝没了，儒家文化也不再那么受到重视，避讳也渐渐退出了寻常百姓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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