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适诗歌中音乐元素的特点(高适诗歌的风格特点)

导语：论高适诗歌中音乐元素

唐代音乐与唐代诗歌相辅相成、互相推动，共同造就了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诗歌入乐是古老的传统，自《诗经》《楚辞》、乐府到唐诗都是如此。唐代音乐大致可分为宫廷、民间、寺庙与军营四大类。高适直到天宝八载被授为封丘尉之前都以农耕为业，长期接触社会最底层，其后出仕从军、两为节度，直至临死前一年才退居长安。

在盛唐诗人中，高适长期战斗在血雨腥风战争的第一线。因此高适诗歌中多次描写到边塞军营生活中的音乐活动，比如其《雎阳酬别畅大判官》“军中多宴乐，马上何轻趫”，《行路难二首》“五侯相逢大道边，美人弦管争留连”等。据四部丛刊《高常侍集》统计，高适现存诗歌二百五十首，古体诗近一百六十首，近体诗近九十首，其中有关音乐的有四十余首，占高适诗歌总数的近六分之一，涉及乐器、舞蹈、乐曲等方面。

乐器作为音乐表演的工具，是音乐文化的物质呈现，乐器作为唐诗的表现主体，丰富了诗歌的表现领域。琴和丝作为唐代弦乐器的一种，在高适诗歌中多次出现，现撰列如下：

常爱宓子贱，鸣琴能自亲。邑中静无事，岂不由其身？何意千年后，寂寥无此人。(《宋中十首》其九)

耿耿尊酒前，联雁飞愁音，平生重离别，感激对孤琴。(《赠別沈四逸人》)

邂逅得相逢，欢言至夕阳。开襟自公馀，载酒登琴堂。(《单父逢邓司仓覆仓库因而有赠》)

灌坛有遗风，单父多鸣琴。谁为久州县，苍生怀德音。(《同房侍御山园新亭与邢判官同游》)

知君爱鸣琴，仍好千里马。永日恒思单父中，有时心到宛城下。(《同鲜于洛阳于毕员外宅观画马)歌》

丝桐徐奏，林木更爽，觞蒲萄以遞欢，指蘭芷而可掇。(《陪窦侍御灵云南亭宴诗并序》)

琴、丝是文人高雅情操的象征，同时也能增加雅集聚会的雅静氛围，营造空阔清婉之意境。在高适诗歌中也不例外。比如高适多次提到宓子贱在单父的良政“鸣琴而治”，琴声作为烘托宓子贱情操的媒介，寄托了诗人对古代“仁政”贤者的怀念与称道。

在《陪窦侍御灵云南亭宴诗并序》诗中“丝桐徐奏，林木更爽”，以丝竹乐器作伴，诗作虽为应酬之作，却因此显得清秀雅致。检点高适诗歌，提及吹奏乐器中的笛、胡笳、角弓等诗句也有几处，现撰列如下：

胡人吹笛戍楼间，楼上萧条海月间，借问落梅凡几曲，从风一夜满关山。(《和王七玉门关听吹笛》)

幽州多骑射，结发重横行。一朝事将军，出入有声名。纷纷猎秋草，相向角弓鸣。(《薊門五首》其三)

城头画角三四声，匣里宝刀昼夜鸣。意气能甘万里去，辛勤动作一年行。(《送浑将军出塞》)

垂竿已谢磻溪老，体道犹思塞上翁。为问边庭更何事，至今羌笛怨无穷。(《金城北楼》)

笛、胡笳、角弓声色悲凉雄壮，在军乐中十分常见，这些乐器出现在高适边塞诗中，都有特定含义。诗人借其寄托边塞征思，充满边塞英雄豪情，以及对浑将军和普通士卒的赞颂。

值得注意的是天宝十一载后，高适出塞之处境和情绪有了变化，一方面是对哥舒翰河西战役胜利的祝贺，另一方面又流露出仕途渺茫的惆怅，“羌笛”传递出无穷愁思，隐含消极失望之意。

唐代打击乐器鼓在高适诗歌中也出现过：

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燕歌行》)

空色在轩户，边声连鼓鼙。天寒万里北，地豁九州西。(《和窦侍御登凉州七级浮图之作》)

鼓行天海外，转战蛮夷中。梯巘近高鸟，穿林经毒虫。(《李云南征蛮诗》)

鼓声作为古代战事的象征，传递出战争的紧张与急迫，高适诗中往往鼓与边塞战争共同出现，营造出宏大磅礴而又雄壮残酷的边塞氛围。

舞蹈与歌唱都是音乐的呈现方式，歌唱以“声”的形式，舞蹈以“容”的方式，“声”与“容”的互相配合，在唐诗中体现到极致。与盛唐流行的以岑参为代表的乐舞诗不同，后者精细描摹舞容舞态，力求再现各类舞蹈的不同风格。而高适诗歌中对舞蹈只是泛泛而咏，要么对比揭示统治阶层的腐朽奢华，要么烘托幽雅静谧气氛，要么描绘普天同庆、军民同欢的壮丽对舞场面。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燕歌行并序》)

子孙成行满眼前，妻能管弦妾能舞。自矜一身忽如此，却笑傍人独愁苦。(《行路難二首》其一)

舞换临津树，歌饶向晚风。夕阳连积水，边色满秋空。(《陪窦侍御泛灵云池》)

万骑争歌杨柳春，千场对舞绣骐。到处尽逢欢洽事，相看总是太平人。(《九曲词三首》其二)

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欢娱未尽分散去，使我惆怅惊心神。(《别韦参军》)

高适诗歌中呈现出的音乐元素与中唐时期的高度繁荣不同，当时玄宗更重视教坊乐且禁止民间的音乐活动，因此地方军营乐被忽略限制，不像中唐时期军营乐甚至成为帝王寻欢作乐的重要手段与工具。在高适诗歌中仅有《燕歌行》中的“美人歌舞”可以看出地方军营通过歌舞助兴，但并未有中唐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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