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雇佣制度是什么(宋代的雇佣制度的特点)

导语：宋代的雇佣制度

宋太宗时，京师有一市民击登闻鼓，起诉其家奴丢失了他家的一头猪，要求家奴赔偿损失。太宗下诏，“赐千钱偿其值”。这是宋代法制史上的一则趣闻，却是中国社会史的一个标志性案件：意味着从魏晋到隋唐的奴婢制已经瓦解，主家与奴婢从此都是法律上的主体，双方如果有了纠纷，可以通过诉讼解决，主家可起诉奴婢，奴婢也有权利起诉主家。

而宋代之前的奴婢，形同奴隶，不具备独立的法律人格，不独立编户，是依附于主家的贱户。依照法律，“奴婢贱人，律比畜产”，意思是说，奴婢只是主家的私人财产，跟牛马猪羊没什么区别。主家可以自由买卖奴婢，只要主家不放良，奴婢便终生为奴。入宋以后，奴婢的涵义已完全不同于隋唐奴婢——不再属于贱户，而是获得了自由民的身份。这种差别，宋人自己也意识到了：“臣窃以古称良贱，灼然不同。良者即是良民，贱者率皆罪隶。今世所云奴婢，一概本出良家。”

宋代奴婢与主家的关系，也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经济意义上的雇佣关系，跟租佃关系一样，雇佣关系同样基于双方自愿的契约，“自今人家佣凭赁，当明设要契”。契约写明雇佣的期限、工钱，到期之后，主仆关系即解除，“年满不愿留者，纵之”。为了防止出现终身为奴的情况，宋朝法律还规定了雇佣奴婢的年限：“在法，雇人为婢，限止十年。”虽然宋人的习惯用语还在说“奴婢”，但法律上已将这些受雇于人的佣人、劳力称为“女使”“人力”。

宋朝的法律也禁止人口交易——虽然现实中人口黑市一直存在。说到这里，介绍一个细节。淳化二年（991），陕西一带发生饥荒，“贫民以男女卖与戎人”（当时陕西沿边邻境的戎人部落还保留着奴隶制，陕西的贫民便将男女小童卖给戎人为奴）。宋廷知悉后，下了一道诏令：“宜遣使者与本道转运使分以官财物赎，还其父母。”即派遣使者带着官钱，向戎人赎回被卖的小童，送还他们的父母。

宋代之前，还存在着一部分人身隶属于政府的“官奴隶”，如工户、杂户，他们都不是国家的自由民，而是为国家服劳役的贱民。入宋之后，政府很少籍没犯罪的家属为奴，到南宋时，没官为奴的野蛮做法基本上已经废除，于是从前的“官奴隶”慢慢便消失了。工匠也告别了贱民身份，宋政府或官营手工业对工匠的使用，也普遍采取雇募的方式。雇募分“差雇”与“和雇”，“差雇”带有一定强制性，但并非无偿征用，而是由政府支付雇值，因为薪水高于市场价，“人皆乐赴其役”；“和雇”则基于官府与工匠的自由契约，双方自愿结成劳动关系，工匠提供劳力，政府支付雇值。

因为雇佣制的普遍应用，宋朝的城市中出现了比较发达的劳动力市场，在四川，“邛州村民日趋成都府小东郭桥上卖工，凡有钱者，皆可雇其充使令担负也”；在东京，每天早晨，“桥市巷口，皆有木竹匠人，谓之杂货工匠，以至杂作人夫、道士僧人，罗立会聚，候人请唤”。而随着人力市场的深化发展，宋朝又产生了专为雇主与佣工提供牵线服务的中介，“凡雇觅人力、干当人、酒食、作匠之类，各有行老供雇”。

这便是发生在宋朝的“从人身到契约”的另一个表现——基于自愿的市场交换的雇佣制，取代了从前的基于人身依附的奴婢制。可惜到元朝时，又出现了所谓的“投下户”“驱口制”与“匠籍制”：元朝皇帝将大批人口分封给草原贵族，作为他们的私属人口，称为“投下户”“怯怜口”；草原贵族还掠夺了大量良民当成“驱口”，“驱口”便是失去人身自由、供人驱役的奴隶；官府又将全国工匠编入匠籍，驱使他们为官府和官营手工业无偿服役。于是奴役制又死灰复燃。

来源：联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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