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气质是什么样的(具有诗人气质的诗人)
导语：中国古代诗人的气质类型是什么？如何理解这种变化？
中国古代的士人由于其所处的特殊的社会地位因而形成了特殊的二重人格结构。这种二重人格结构由两种心理倾向构成比，即救世和自救。士人人格的二重性特点也决定了儒家和道家两大思想体系的长期共存和对峙。相对应于这种人格结构，文学成为这两种不同心理倾向的载体。根据不同的文学家所采取的不同自救方式和救世方式，我们可以将士人的人格类型分为四种，即阮籍型、白居易型、陶渊明型和苏轼型。此外，我们依据心理学关于气质的理论分析唐宋时期单亲诗人的诗人气质，以求进一步探析诗人的气质与其诗作题材之间的微妙关系。
一、士人阶层的人格冲突及其在诗作中的体现总的来看，中国古代的士人阶层，无论朝代和地域的不同，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和具有历史继承性的社会阶层，这是因为他们各自在自己的时期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和扮演的社会角色基本相同，因此具有了相似的人格构成。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士人阶层初次登上历史的舞台，并为后代历朝的文人学士贡献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和思想材料，自此开始成为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承担者。
之后的文人志士的文化活动基本上是对这些精神资料和逻辑起点的筛选、继承和发扬，先秦士人的文化和思想为中国两千多年的悠久传统文化奠定了基调，从而使得中国文化呈现出一致的特征。不同于中国，在西方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所创造出的精神文化截然不同，并不具有相同的论调。为什么在这个方面中西方之间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异呢？究其源头，共同的人格构成是决定性的原因。因此我们只有先解释清楚先秦士人阶层的人格构成特征，才能在此基础上探讨分析这种人格构成是如何影响并制约着以诸子为代表的文化体系的形成和演变，从而从理论上为古代文学价值观存在内在矛盾的原因提供前提。
救世一派主要包括儒、墨、法，但是这种归类仅仅是就其主要倾向而言，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法家完全归于救世主义，而儒家和墨家中都包含有显著的自救倾向。如孔孟所说的“隐”和墨子所言的“修身”，从本质上来说都表现出士人阶层的自救心理。
此外，法家的价值观与儒家和墨家也具有较大差异。法家思想核心是依附于君权从而帮助统治者制定更为严格的政治统治制度；而儒家和墨家的思想核心在于超越君权和现有的政治体制，从而建立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和他们所希冀的大同社会。由于法家的思想对君权的巩固大有益处，因此备受历朝历代政治统治者的推崇和喜爱，相反而受到士人阶层的排斥和抵制。
自救，主要是指士人希望为其心灵和精神找到安顿之处。他们在封建君权的巨大迫害之下已经放弃了救世的愿望和希冀，退而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试图为个体的生命和精神找到寄托。自救派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许多不同的分支，包括那些沉迷于物质享受，以此来排解巨大压力和消极情绪的士人；包括否定一切社会价值，凌驾于传统价值判断之上，以此寻求精神解脱的士人；还包括痴迷于玄言名理和阴阳变化的士人。尽管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这些士人都有着相同的意图，那就是使自己的个体心灵得到安顿。
由于士人阶层的人格结构的构成特性，后来每一个时代的文人身上都交织着自救与救世，都拥有成为道家或者儒家的人格基础：儒家士人在特殊的人生境遇和社会环境之下可能会吸取道家的思想和精神，并触发隐藏于心灵深处的自救意识；同样道家士人在一定的境况之下也会触发内心深处的救世愿望。孟子所言的“穷则独善其身”就是士人二重人格的典型反映，因为“独善其身”就其本义来说是指构造个体的精神价值，但是传到了后世却被意图退隐的士人所引用。这样的二重人格反映在文学作品上，就使得诗作词曲成为达到救世与自救目的的方式。从大体上来看，“自救”精神的主要代表是道家，“救世”的主要代表则是信奉儒家思想的士人，主要体现在伦理教化上。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少有纯粹奉行道家与儒家的士人，大多数都是两种思想兼而有之。
二、唐宋单亲诗人的气质每个人在童年时期都是最先通过父母与家庭认识和感知社会的，因而家庭对儿童的心理和精神的成长发育意义深远。虽然在个人成长的不同时期和阶段父母双方对儿童的影响权重不尽相同，但是总体上来说呈现出均衡的态势，无论哪一方的缺席都将对子女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心理创伤，而这种巨大伤害将对孩子整个人生的各个方面都造成负面影响，包括人际的交往、价值观的形成、性格的养成以及思想情感的倾向。成长于单亲家庭的诗人，仿佛比其他的诗人多添了几分忧愁和悲伤，这在他们的诗作中都能够得到显著的体现。他们的这种特殊的气质也必将影响着其文学作品的风格和及其自身创作的个性。
李商隐便是成长在单亲家庭的诗人。由于童年时期亲情的缺失，李商隐的性格较为含蓄内敛，感情细腻，内心敏感，同情贫苦女子，并且极易动感情。在成长的过程中这种情感的缺憾驱使着他从别处得到满足。令狐楚视李商隐为己出，王茂元纳李商隐为自己的女婿，这两个人在很大的程度上弥补了李商隐的感情缺失。但是这两人却属于不同的党派，分别从属于牛党和李党。
李商隐并未把政治上的牛李党之争放在心上，但是令狐楚心胸狭隘，不愿李商隐将敌对党派的人视为亲人。李商隐在内心的矛盾与苦闷之中作下了含蓄倾吐的诗句，把身世之感、人生领悟以及对国事的担忧融合在一起，展现出幽忆怨断、情味隽永的诗情魅力。李商隐的诗美就美在诗意介乎可解和不解之间，把象征手法运用和发挥到了极致，而这一成就与其长久的孤独与苦闷之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这种感伤之情在其诗作当中以一种极其含蓄的方式得以表达，但是却无时无处地触动着诗人柔弱的神经。
结言我们似乎为奖励人性中的矛盾以保证生活的丰富。几千年来不同气质的文人和士人维持着均衡的态势，于是读书人便永远在一种心灵的僵局中折磨自己，文艺也正因如此而永远不缺少题材。矛盾是常态，愈矛盾则愈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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