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讲惊蛰(黄历惊蛰是什么意思)

导语：惊蛰，黄经，黄道和中华文明起源

惊蛰了。

这是“二十四节气”中，继“立春”“雨水”后的第三个节气。

《淮南子.天文训》说：“雨水加十五日，斗指甲，则雷惊蛰。”

“惊蛰”，在“雨水”之后的第十五日；“北斗”之斗柄，指向“寅、卯”之间的“甲”位，此时春雷鸣，气温上升，土地解冻，蛰伏过冬的动物遂“惊起”活动。

与“二十四节气”中其他“节气”一样，“惊蛰”，是中国上古先民，经过长期对太阳的视运动轨道的观测，对太阳在天空中的某一个“节点”和“时点”的描述，并结合了此时大地上的“物候”特征。

具体说，“惊蛰”这一天的某“时点”，太阳所在的“节点”，是“黄经”345度。

要整明白“黄经”，就不得不说“黄道”。

中国的古人何时开始观测太阳在天空中“运行”呢？

现在将此称为“太阳运行的视运动”。从目前的考古成果看，至晚在距今6500年前，中国的上古先民，不仅已经长期观测了太阳的运行，而且懂得了通过“日影”测定正东、正南、正西、正北“四方”。而太阳的这四个“时点”“节点”，就是后来的“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古人称为“二分二至”。

也就是说，距今6500年前，上古先民，已经大致掌握了“太阳运行的视运动”轨道。

《汉书.天文志》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黄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东井，去北极近；南至牵牛，去北极远；东至角，西至娄，去极中。”

“黄道”或曰“光道”，就是古人经长期观测所记录下来的“太阳运行的视运动”轨道。

有人说，“黄道”是从域外包括印度传来的概念。

不必说先秦的《甘石星经》和西汉初刘向的《五纪论》，描述了公元前五世纪“黄道”周边的“天象”。

据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冯时研究员团队多年研究证明，至晚在公元前3500-前3000年，也就是距今5500-5000年的时候，中国上古先民已经形成了明确的“二十八宿”概念。这一推断的根本依据，是“赤道星官”与“赤道”吻合度的时间下限。

能够断定，距今5500-5000年那个时候的中国先民，已经明确掌握了日和月，在不同的时间，会依次到达“二十八宿”这些不同的“驿站”“住宿”。

“二十八宿”是沿着太阳“黄道”依次分布的。“黄道”的两端，分别是“参（shen）宿”和“商宿”。中国自古，就有“参商二星永不相见”之神话。

也是属于这个时间段的出土文物遗存上的图案，证明此时的先民，不仅掌握了“二分二至”的“四时”，还确定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四个“启闭”。

就是说，流传至今的“八节”，也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分、至、启、闭”，在距今5500-5000年期间，就已经由当时的先民确定下来了。

“八节”继续“三分”，就是“二十四节气”。

当然，“黄道”的起终及整个中间走向，也已然被当时古人所掌握了。

汉初，刘邦之孙淮南王刘安，主持编著了《淮南子》。其《天文训》云：“两维之间九十一度（也）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

至晚在战国，古人已将“黄道”划分为365又1/4度。据此，“两维”之间，为91又5/16度。“维”，是指将“东南西北”作为“四边”形成的“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个“角”。

“日行一度”，则“十五日为一节”。“节”，就是“节气”。

“黄经”的概念就要晚得多了。1645年，清帝顺治颁行《时宪历》，才首次确认了这一“计量坐标值”。

这个“坐标值”所显示的，是“黄道”坐标系中的“经度”，由此确定由地面向上望去，某一日期时刻太阳所在位置，或曰，是太阳光线直射地面的对应角度。

一年中，太阳的阳光，有两次直射在地球赤道上。这两天，就是“二十四节气”的“春分”和“秋分”。“黄经”，将“春分”日，设为“黄经”0度，然后向东移动，每15度，就是一个节气。

“惊蛰”，恰好是“黄经”345度。

古中国，是世界三大“农业革命”发源地之一。上古先民，最初创造的是“物候历”，就将时令变化与地上的地质、天气、生物等等变化征候结合在一起。

《逸周书.时训解》云：“惊蛰之日，桃始华；又五日，仓庚鸣；又五日，鹰化为鸠。”

这是说，惊蛰之日起，桃花始开；五日后，黄鹂始鸣；再五日，斑鸠开始求偶。

中国考古界的泰斗级学者苏秉琦先生说：“中国的远古历史涉及两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一是从猿到人，二是从氏族到国家。”

他认为，公元前四千纪前期的红山文化后期，中国已实现了从氏族到国家形态的转化。

近些年，随着红山考古的进一步推进，考古学者和史学学者认为，距今约5700-5000年的红山文化中晚期，有三个主要标志：一是以建筑、玉雕、陶塑所反映的较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二是等级制度确立，玉礼制系统形成，特权阶层出现，独尊一人式的王权确立；三是公共信仰和祭祀礼仪系统成熟，以祖先崇拜、天地崇拜、龙图腾崇拜最具代表性。

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龙图腾崇拜，起源于对日月星辰的观象授时。

进一步前推，距今约9000年的贾湖遗址，发现了若干“骨笛”。曾有学者详细阐述了“骨笛”在音乐史上的重要意义。显然，音乐的发展，亦为“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际上，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上古先民，曾将“律管”作为“候气”的天文“仪器”，是“建时定气”的重要手段。

对此，《史记》《释名》《续释名》《汉书》《北史》《隋书》等等古籍皆有记载。限于篇幅，不详赘述。

由此可知，第一，中华文明的起源，可能要追溯到距今八九千年之前。第二，这个起源的源头，无疑与古人的观象授时有关。

关于第二点，《周易.贲.彖》可以为证。其云——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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