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家要旨六家指什么(论六家要旨出处)
导语:百篇文章,千年国史:24《论六家要指》
司马谈(?—前110),汉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司马迁之父。曾从唐都学天文,从杨何学《易》,从黄子学道论。武帝元封元年(前110)为太史令,武帝封泰山,谈留滞洛阳不得随从,忧愤卒。
背景有文学作品而后有文学批评,有学术思想而后有学术流别的剖判。《论六家要指》一文就是在先秦学术思想蓬勃发展以后首先出现的剖判学术流别的重要著作。它将先秦泉涌蜂出的学术思想剖分流别、批判得失,开启了《汉书·艺文志》及其后各史艺文志或经籍志剖判学术的先河。
在此之前也曾出现过类似的著作,如《荀子·非十二子篇》《庄子·天下篇》《韩非子·显学篇》《吕氏春秋·不二篇》《淮南子·要略篇》等。但这些都只评论得失而未剖分流别;多以个人为评论的对象,而未能涵盖整个学术界。所以《论六家要指》还是先秦以来比较周延的学术评论。
从事学术流派的剖分与批判,需要相当高的学术造诣,既须深入于各个思想家之思想体系中,又须凌空鸟瞰,总览全局,然后才能看出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脉络与走向。《论六家要指》的作者司马谈,先世以来即为史官,掌管皇室图书,既获名师传授,又得以博涉群籍,所以他剖判先秦以来的学术流派,大抵很能把握各家的要旨;评论各家的长短,也都能切中要害,堪称平允,从而可以看出他在学术上的造诣之深。他的儿子司马迁后来著了一部震古烁今的《史记》,原来是有其家学渊源的。
不过司马谈在评论六家的得失时,显然对道家特别赞美。因为对其他各家都有褒有贬,独于道家则有褒而无贬。因此很多研究司马谈的学者,据此而断定司马谈的思想为归宗于道家。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以司马谈学术造诣之深,怎可能承认世上会有十全十美、“立俗施事,无所不宜”的学说?且又何曾见道家有“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地方?可见这些话,是溢美之词。如果我们检视一下司马谈立论的背景,就会恍然大悟,原来与当时汉景帝母子之崇尚黄老有关。
影响我们看《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临终之时曾引《孝经》之言,勉司马迁立身扬名,又采《孟子》五百年有贤者出之说,谓孔子至今适五百岁,因勉迁继己之志,学孔子作《春秋》,而司马迁也终不负所望完成其名山之业,计司马谈于遗嘱中,崇尚孝道、标榜忠义、盛称周孔、私淑孟子、关心六艺、重视道统,在在可见其思想倾向于儒家,这是读《论六家要指》所当注意之处。
白话文《周易·系辞传》说:“天下的道术,尽管想法不同,其实目标是一致的;所循的途径虽各异,而其归趋仍是相同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都是以研究治人治国之方法为目的;但因立言的观点不同,于是所见之深度、广度及主张大有差别。
我曾观察分析,发现阴阳家过于夸大吉凶的预兆而多忌讳,以致使人拘束而胆怯;但是他们论定春、夏、秋、冬行事的顺序,却是不能不注意、不可违反的呀。
儒家的学说极为广博而难以理出纲要,着手研究颇费心力而少见功效,因此他们的主张很难令人完全信从;可是他们制定君臣、父子的礼节,序列夫妇、长幼间职分的区别,是绝对不能更改的。
墨家过于简朴,难于遵从,因此他们的主张也未必能完全实行;但是他们倡导加强生产、节约消费,这一点是不可废弃的。
法家严酷而不讲情感,但是他们明定君臣、上下的分位等级,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
名家使人的思想受缚于言辞,而无法探知事理的真相,但是他们确定名实,这一点是不能不加以明察的。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一举一动都合乎道,万物因而得以充分赡养。这种道术是本着阴阳家顺守四时的秩序,采纳儒、墨二家的长处,吸取名、法二家的要点,随着时势迁移,因应环境变化而成。因此建立风俗,待人行事,没有不适宜的,且宗旨简单,容易把握重点实行,所费心力虽少,但收效却很大。儒家就不同了,总认为君主是天下的表率,君主倡导而臣子附和,君主在前领头,而臣子紧随在后。如此,君主辛劳而臣子安逸。至于道家学说的要点,是排去刚强、私欲,杜绝聪明,并屏除上述儒家的办法而用自己的道术。他们认为精神用得太过就会枯竭,形体太劳累就会毁坏;如果形体和精神经常过度受到扰乱,而却想和天地同春,那是从来没有的。
阴阳家对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一套禁忌和教令,如果人们顺守这些教令就会昌达得福,而一旦违背,则不是死就是灭亡,事实上未必是如此的。所以说他们:“使自拘束而胆怯。”至于他们所论定的春天万物滋生,夏天成长,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这是自然界的重要法则,若不顺应则天下就没有纲纪了。所以说:“四时的大顺序。是不能不注意、不可违反的呀。”
儒家以六经为法则,六经的经传,成千成万,虽历代祖孙世守一经,仍无法通晓其大义;穷尽一生的岁月,也不能透彻了解其中的礼节、典章制度。所以说他们:“学说广博而无纲要,研究虽勤收效却少。”至于制定君臣、父子的礼节,序次夫妇、长幼的分别,即使是百家也不能加以更改。
墨家也崇尚尧、舜的道术,赞扬他们的德行说:“厅堂三尺高,土阶只三级;茅草盖的屋顶未曾修剪整齐,原木做的屋桷未加刨削。以土制的簋盛饭,以土制的铏盛汤;吃的是糙米饭,喝的是野菜汤。夏天穿麻布单衣,冬天穿鹿皮裘衣。送死用三寸厚的桐木棺,居丧不可过于哀恸。”教人丧礼,一定以此标准为万民的表率,使天下人效法。如此,就没有尊卑的分别了。但是时代变迁,事业不尽相同,所以说他们:“过于俭约,令人难以遵从。”总之,加强生产,节约消费,确是人们兴家富足的最佳途径。这是墨子的长处,即使是百家也不能加以废弃。
法家不分亲疏,不分贵贱,一概由法律裁断,那么亲近亲族、尊敬长上之重恩谊的伦理就断绝了。这仅是在适当的时机,处理某些事件上,可偶尔采用,但绝不可长久施行。所以说他们:“严酷而少恩情。”至于主张君主至上,臣子卑下,划清职责权限,不许互相超越,这一点即使是百家也不能加以更改。
名家过于琐碎,纠缠不清,使人反省寻思,无法得其究竟,且专以名义决断一切事理而违失人情。所以说他们:“使人拘执于言辞,而丧失探知事理的真相。”至于以名义探究其实质,并旁征博引以参验考证,而求得较正确的结论,这一点是不能不加以注意的。
道家虽主张无为,其实却是无所不为。他们的理论,实际上很容易施行,只是言辞深奥,一般人无法领略其中的道理。他们的学术以虚无为根本,以听任自然为步骤,没有一定的趋势,没有固定的形态,所以能深究万物的实情,应付事物,不一定抢先,也不一定居后,而是因物制宜,所以能够宰制万物。制定法则与否,因应时务而决定;制度的取舍,也必须与事物相配合。所以说:“圣人无机巧之心,只是顺时应变而已。”虚无是道的常法,因循是君主立身行事应把握的纲领,使群臣各就其位,即能明了自己的职责,并充分发挥其才智。实质和言论相合的叫作“端”,实质和言论不合的叫作“窾”。不听信无事实根据的空话,那么奸邪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自然易于区分,黑与白也就充分显现出来。如此,忠奸、贤愚听随君主任用,有什么事办不成的?这样的作风才合乎大道,浑合混同,了无痕迹;光明照耀天上,又回到人们无法歌颂指称的境地。一个人所赖以生存的是精神,所寄托的是形体。精神用得太过会枯竭,形体过于劳累就会毁坏,若精神和形体受到戕贼,两者脱了节,则人只有死路一条。人死不能复生,脱离了也不能再复合,所以圣人特别地看重它。从这点看来,精神是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寄托的所在。人若不先清静以稳定精神、形体,却说“我有能力治理天下”,又怎么能够做到呢?
文言文《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禁忌,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舍。故曰:“圣人不巧,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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