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延安人真的很懒吗对清代延安人的分析(清末延安)

导语：清代的延安人真的很懒吗？对清代延安人的分析和思考

文/子韩

一旦我们用“懒惰”形容一个人，这多半就是对这个人的否定与贬低，但有时候对一个人的这样的评价或许是恰如其分的。如果我们用“懒惰”形容一群人，这多半就是对这群人的否定和侮辱，而这样的评价有时候就是难以让人信服的，甚至就是一种偏见和“地域黑”。翻检着古人留下的关于清代延安风俗的记录，不断映入眼帘的是关于延安人民“懒”的记录。比如地方志的撰写者说延安府下辖的保安县“县民懒于种菜”（出自光绪《保安县志略》卷下《物宜篇·种殖》），又说延安乡民身上有一种几乎成为地方风俗的毛病——“懒惰”，言语粗俗不堪入耳。

说延安的民众有天然的流水而懒惰到不修建渠道用来灌溉田地，又说延安的民众有一些闲田可以栽种树木获利而懒惰到不愿意培植，又说延安民众女的懒于养蚕缫丝织布而男的懒于经营农田等事业（“流水可以灌田而惰于疏浚，闲田可以树木而惰于栽植，女惰蚕织、男惰经营”出自嘉庆《重修延安府志》卷39《习俗》）。这分明是一种成见和错误的结论，怎么可能偌大的延安府的人都懒惰呢？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消除历史记载中的一些成见，消除清代方志中对于延安民众懒惰的定性评价，还历史上的延安民众以清白。我们要用史实证明，清代延安民众真的不懒。

一、延安发达的畜牧业证明延安人不懒

清代时，包括延安在内的整个陕北畜牧业相当地繁荣，这已经是众人皆知的事实，无须再过多地言语。古语有云，“古来云中、北地、五原、上郡诸处，畜养为天下饶，至以谷量牛马”（出自《清经世文编》卷36《户政·农政上·陕省农田水利牧畜疏》），足见陕北一直以来繁荣的畜牧业。其实，就清代的延安府全府而言，其畜牧业是相当地繁荣的，以下略举数例，以见清代延安府的乡民并不懒惰。

乾隆年间，延安府下辖的延长县，城乡之间，民众大多喂猪出卖赚钱，户户养鸡，家家畜羊，贩卖获利，偶有牵赴邻近之山西省诸县贩卖的（“城乡率喂猪出鬻”，“户尽养鸡”，“多畜猪羊，间有贩牵赴鬻晋省者，若牛马驴不多育”，出自乾隆《延长县志》卷4《食货志·服食》、卷5《风俗志·生活》）。延安府另一下辖县延川，其县民山羊、绵羊牧畜颇多，每年剪羊毛做成氊子，家家也养猪，贩卖于各处以获利（“牧畜（山羊、绵羊）颇多，岁剪其毛以为“氊物”“豕，家家畜之，贩鬻各处”，出自道光《重修延川县志》卷1《地理志·物产》）。除了延长和延川二县外，保安县的畜牧业更是引人注目，光绪年间，保安几乎十分之九的家户从事畜牧业，所牧养的羊的数量是牛马的数倍，养牛之家多着有数百头，其畜牧业的繁荣之状在地方志种记录的相当生动（出自光绪《保安县志略》卷下《物宜篇》）。

以上所言延安府繁荣的畜牧业是延安民众勤劳的最鲜明写照，由此，我们又怎能说延安府的民众风俗是懒惰呢？通过以上的举例，我们只能说，延安府的人们是远远不懒惰的，而是可以称得上相当勤劳的。

二、延安人的“懒惰”其实是自然所赐

说延安乡民懒惰，那到底是哪里懒惰呢？通过上面的揭示，无非是懒于从事种植业，比如懒于种蔬菜、懒于种树、懒于挖渠、懒于蚕桑。

懒于种蔬菜，为什么懒于种蔬菜呢？陕北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寒多暑少热量不足，又土壤硗确瘠薄、降水稀少有限、河水径流量小，但是蔬菜种植需要肥沃的土壤、需要充足的水源，即便家户种菜，也难寻找到灌溉的水源，于是种植蔬菜要付出比关中和陕南高很多的代价，基于投入产出比的考量，倒不如采食野菜补充所需要的维生素来的直接而经济。

懒于种树，为什么懒于种树呢？陕北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地地带性植被为草原带，拜自然气候条件所赐予，其地种树大多不能成材，即便可以在部分地区种植，也要付出巨大的管护成本，既然如此，为何要费力不讨好地去种树呢?

懒于挖渠灌溉，这又是为什么呢？陕北地区的年降水量多则400毫米，少则200毫米以下，并且河流稀少，黄土高原地区又水土流失严重，挖渠灌溉简直入不敷出，因此种植粮食作物又能收成几何呢？自然环境条件如此，人力显得十分的渺小，即使开挖了渠道，恐怕也难以为继，倒不如从事其他产业。

懒于蚕桑丝织，这又是为什么呢？蚕桑业以桑树为依靠，桑树在陕北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其实不完全适宜，久而久之繁茂者不多，蚕桑业也就难以持续。再者，陕北寒多暑少，盛夏不废皮裘，也可以以“围着火炉吃西瓜”来戏谑之。蚕丝织品虽然华美无比，但在陕北那个地方，基本达不到保暖的需求，不如羊毛、羊皮等毛皮更用市场。基于此，陕北人懒于蚕桑业反而是应对自然之选择，而并非懒惰。

总结

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的自然环境，来看待一个地方的风俗，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很好地诠释了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清代的延安，自然条件并不适宜从事种植业。即便是保留了种植业，那基本上不过是畜牧业的副业而已。既然从事种植业并不能满足日常的生活需要，那他们为什么要从事那些不划算的事业呢。于是，延安人民被认为是懒惰的。殊不知，在畜牧业上，延安的民众恰恰体现出其勤劳的传统美德，畜牧业足够维持他们的匹配与陕北自然条件的生活，为何还要从事那些操作起来并不划算的种植业和蚕桑业呢？由此可知，清代延安的人们并不像部分地方志种所说的那样懒惰，相反，他们是勤劳的，是理性的，是精明的，知道怎样在陕北那样的自然条件下讨生活，其实所谓表面上的“懒惰”，只不过是清代延安人们顺应自然生生不息的秘诀。

参考文献：

【1】乾隆《延长县志》卷4《食货志·服食》、卷5《风俗志·生活》。

【2】嘉庆《重修延安府志》卷39《习俗》。

【3】光绪《保安县志略》卷下《物宜篇·种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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