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采诗说与诗歌集成的关系(什么是采诗说)

导语：原创 采诗说与诗歌集成

我们习惯上称《诗经》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诗歌三百零五首。从跨越的年代看，大约为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即：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约五百多年间的诗作。最早为《商颂》》，最晚的是《陈风.株林》，产生地域大致就是今日之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安徽、湖北北部的长江流域。

问题是：跨越时空距离如此久远，如何收集而编纂而成的哩？其次在漫长的五百多年间，难道就仅为三百零五首嘛？这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从典籍与史料记载看，诗歌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尚书.舜典》即有“诗言志”之说。不仅表明诗的重要性，而且亦为诗定了性。史传舜继位之后，便命夔为乐官，并且确定了职责与诗歌的属性。“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吁！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事实上，诗是伴随歌、舞、乐而生。原初大致没有教化之功能，仅为祭祀愉神，以及庆典娱乐之功用。渐趋为教化，春秋后期，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至于讽谏作用，可能是稍后的事了。此举在《国语》、《左传》、《战国策》、《春秋》之类的典籍中较为多见。

说到跨越五百多年的时空，怎么把散落、流传各地的诗歌收集、编纂而成的哩？《左传 襄公十四年》引《夏书》云：“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晋代杜预解释：“遒人，行令之官也。木铎，木舌金铃。徇于路，求歌谣之言。”西汉刘歆在《与杨雄书》也说：“昭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东汉班固在《汉书 食货志》里说的更具体、全面：“孟春三月，群聚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循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由此看来，所谓的“采诗说”是成立的，并且很久便开始了。藉此，亦可看出诗歌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重要性了。古代诗歌的集中，除了设有专门的官员负责之外，还有官僚和文人学士献诗一说，大致类似现今的投稿吧？汉代专设“乐府，”专事诗歌的采集、编排、表演。似乎很像如今的文化、宣传、作协之类的行政机构。采诗制度在汉代很兴盛，据悉，募集了一帮鳏寡孤独着和瞽叟，上边发工资、给津贴搜集。一方面解决了这些人的生计问题，一方面也能触及到更底层更偏远的地方，看生活在底层的百姓说些什么？

既然，执政者与朝廷如此重视，并且花费这般大的人力、财力，着意征集，怎么弄了五百多年，才整了三百零五首？据说原先约有三千多首，孔子整理、删减、精选、编辑为三百零五首了。此说是否成立？存疑。就此而论，则不是诗歌总集，而是一部诗歌选集了。其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诗经》，仅为古代歌、舞、乐三位一体的歌词了，具体与之相谐的音律、曲谱早已消轶了，至于配舞，也不知所踪了。如今，我们只能偶尔有兴诵读一下便是了。

至于诗歌之教化、讽谏的功能早已弱化而消弭殆尽，然而“言志”的作用倒是还剩那么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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