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内容(唐代均田制的特点及影响)
导语：唐朝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富国利民好制度，实际却执行不起来
唐王朝在取得均田制比较巩固、府兵兵源比较充足的关中、河东两道之后，迅速地统一了全国。唐高祖李渊攻克关中之初，首先把渭水北岸白渠灌溉系统左近的“绝户膏腴之地”，授予随从他起兵的六万军士，即被称为“元从禁军”的，作为“永业”。
随着全国的统一，由于承农民战争之后，有很大部分公私土地，成为无主的荒田，可供国家均田的授受；同时部分农民在农民战争中获得的土地耕种权，也在法令上被迫予以肯定下来。而当时的世家大族经农民战争的冲击，被削弱或丧失了兼并土地的力量，因此，重新推行均田制的阻力是比较小的。所以唐王朝在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的三月，颁布了均田令和赋税令。
在地主经济比较发展的封建社会里，要真正实行带有村社残存形态的均田制度，是困难极大的。就实质来讲，唐统治阶级的实施均田，和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隋的统治阶级一样，主要是想通过授田制度，把国家编户中的小农固定在均田土地上，对他们进行租、庸、调等等的剥削。
但是均田制的继续推行，多少说明了部分农民在农民战争中获得的土地耕种权，被肯定了下来，少地或无地的农民多少能分占到一些土地，这对于唐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武德七年，唐王朝定均田令：丁男（二十一岁至五十九岁）、中男（十六岁至二十岁为中男，中男年十八岁以上，亦依丁男给田），每人授田一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口分田到了丁男年老时（六十岁曰老），由政府收回五十亩，保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身死，口分田也由政府全部收回，另行分配。
“诸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受之限。”不是户主的“老男、笃疾、废疾，各给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各给口分田三十亩······黄（男女始生日黄）、小（四岁至十五岁为小）、中（十六岁至二十岁为中男）、丁（二十一岁至五十九岁为丁男）男子及老男（六十岁以上为老）、笃疾、废疾、寡妻妾当户者（为户主），各给永业田二十亩”（《通典·食货典·田制》）。
“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女道士）二十亩，僧、尼亦如之”（《唐六典》卷三）。“诸以工商为业者，永业、口分田各减半给之；在狭乡者并不给。”（《通典·食货典·田制》）
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颁布均田令时，奴婢受田，一依平民；到了北齐和隋初，对受田奴婢的人数，有了限制；隋炀帝起一直到唐代，官私奴婢、部曲、客女，都不受田。唐只规定“官户”（即番户。官奴婢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授田，“减百姓口分之半”（《唐六典》卷三），“杂户”及“太常音声人”授田，和平民一样。
关于园宅地的给授，唐制，“良口，三口以下给一亩，每三口加一亩；贱口，五口给一亩，每五口加一亩。并不入永业、口分之限”（《通典·食货典·田制》）。以上都是指城市以外的地段而言的，如果是“京城及州郡县郭下园宅”，那么就无法按这个比例来给授了。
政府给授农民的口分田，是不能任令其荒芜的。依《唐律》：倘户主受田五十亩，其中有十亩荒芜，依律受笞三十；二十亩荒芜，笞四十；三十亩荒芜，笞五十；四十亩荒芜，杖六十；五十亩荒芜，杖七十。
永业田，由政府规定必须“课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三年种毕，乡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树充”（《通典·食货典·田制》。《唐律》还规定里正（百户为里，置里正）“应课植桑、枣而不植者······合答四十”。不植桑、枣，里正尚且要处罚，户主自然处罚更重了。
永业田虽是世业，可以传之子孙，不在收授的范围之内，但在《田令》里，只许在受田者“身死，家贫，无以供葬”（《通典·食货典·田制》）以及“流移”去乡的两种情况下，听任私卖。口分田是禁止买卖的，在《田令》里只许在受田者“乐迁就宽乡”或把口分田“卖充住宅、邸店、碾硙”等情况下，听任私卖。即使具备上列条件而出卖土地，还得通过法定手续，向政府申牒呈报。倘不申牒呈报，便认为不合法，“财没不追，地还本主”（《通典·食货典·田制》）。
倘使不具备上列条件，而出卖口分田，“一亩笞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地还本主，财没不追”。
政府给授的土地，不但不准自由买卖，而且不准自由租典或抵押，“违者财没不追、地还本主”。“若从远役外任，无人守业者”（《通典·食货典·田制》），才听任把土地租典或抵押给别人。
唐代永业田可以在受田者身死家贫，无以供葬，以及流移去乡种种理由下，听任私卖；口分田也可以在受田者乐迁就宽乡以及卖充住宅、邸店、碾硙等等情况下，听任私卖，这说明带有村社残余形态的均田制，其私有性已经日益占重要地位，这种带有村社残余形态的封建小农份地制度，很难维持下去，而将走向它的尽头了。
唐代授田多寡，视宽乡、狭乡而异，“其州县县界内，所有部受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宽乡土地有余，狭乡土地不足，因此在《田令》里规定：“应给，宽乡并依所定数；若狭乡，所受者减宽乡之半”（《通典·食货典·田制》）。
狭乡丁男授永业、口分，减宽乡之半，亦即丁男一人，只能授田五十亩，但狭乡的实际授田数，又远远少于此数。如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唐太宗至灵口（今陕西临潼境），见“村落逼侧，问其受田，丁三十亩”（《册府元龟》卷一百五《帝王部·惠民门》）。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狄仁杰为彭泽令（今江西彭泽），上疏称“彭泽地狭，山峻无田，百姓所营之田，一户不过十亩、五亩”（《全唐文》卷一百六十九秋仁杰《乞免民租疏》）。
近年出士的唐代吐鲁番文书，其中有很多授田残文书，每户受田五亩的，已经算作足额了。可见狭乡授田的现象，即在武则天、唐中宗以前，就非常严重了。狭乡既然劳动力多，土地不足，因此唐王朝不得不承袭魏、齐、周、隋以来的旧制，鼓励农民迁往宽乡。首先规定“诸狭乡田不足者，听于宽乡遥授”。甚至为了鼓励迁往宽乡，规定“乐迁就宽乡者，并听卖口分”（《通典·食货典·田制》）。
在法令上还规定出优待的办法：“人居狭乡乐迁就宽乡，去本居千里外，复三年；·.···三百里外，复一年”（《唐律疏议》卷十三《户婚律》），可见唐王朝多方设法，鼓励农民由狭乡迁往宽乡。
土地有肥瘠，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唐代把土地分为常田、部田（或谓即倍田）、薄田、秋潢田等。《田令》规定：“诸给口分田者，田易则倍给。”注云：“宽乡三易已上者，依乡法亦给也。”（《白氏六帖事类集》卷二十三）可见当时采用二圃制或三年轮种一次的轮耕法的宽乡，授田时也给授倍田或再倍之田。
《唐律》规定，非宽乡，不得过限占田，倘使限外占田一亩，笞十，占田过限至一百五十一亩，得处徒刑一年。但宽乡，不受这条法令限制，规定宽乡除计口受田足额以外，如该处尚有剩田，为了“务从垦辟，庶尽地利”，增加政府的赋税收入起见，允许在“借荒”名义下，广占土地，只是事先必须向地方政府“申牒立案”，经过这个手续，才算合法。
唐王朝授给五品以上官吏的永业田，一般也是给予宽乡的无主荒地。因此尽管是宽乡，这些地区的土地也是不断地从国家的掌握中转入于地主、官僚的手里。
授田的时间，在《唐律疏议》卷十三《户婚律》里规定：“应收授之田，每年起十月一日，里正预校勘造簿，县令总集应退应受之人，对共给授”，尽十二月而毕。同时为了正确调查百姓的年龄状貌，以便换定课役与免除课役等等，还由县“亲貌形状”，“团貌”一次。凡“投田，先课役，后不课役；先无，后少；先贫，后富，其里正皆须依令造簿通送”县令。假使一百家之内，“应合受田而不受，应合还公田而不收”，“每一事有失”，里正须受笞四十。
唐初以来，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土地，不会太多，因而均田令未必能推广到全国范围内普遍施行。尤其在岭南诸州，唐政府不采用租庸调制的剥削，“税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若夷條之户，皆从半输”（《通典·食货典·赋税》）。
这充分反映了在这些地区没有推行过均田制。就是在江南地区，如上面所提到的，“彭泽地狭，山峻无田，百姓所营之田，一户不过十亩、五亩”，所谓均田也不过徒有其名而已。
然而我们也不应以虚无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均田制，我们从上面所引用的《唐律》和《田令》中，清楚看出当时有部分“公田”还掌握在政府手中，因而均田制还是能在部分地区推行的。尤其是关中、河东、陇右诸道，是唐王朝的根据地与府兵兵源的供给地，因此，均田制必须在这些地区，大力地被巩固下来，这是毋庸怀疑的。近半个世纪前发现的敦煌莫高窟石室秘藏，其中有大量珍贵的北朝迄唐的均田材料，大大有助于人们对均田制的研究。
由于唐王朝大力巩固均田制度，它虽不能完全制止世家大族和当时勋臣贵戚的兼并土地，但对豪贵的兼并土地多少起一点制约作用，如唐太宗贞观初，泽州（治晋城，今山西晋城）刺史长孙顺德以“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顺德并劾而追夺，分给贫户”《《旧唐书·长孙顺德传》）。唐高宗永徽中，洛州（治洛阳）“豪言之室，皆籍外占田”，刺史贾敦颐“括获三千余顷，以给贫之”《旧唐书·良吏·贾教顾传》。
均田制度在部分地区的实施，既能对土地兼并多少起了一些制约作用，而且在授田制度下，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多少获得了部分的土地；同时在均田实施过程中，唐王朝为鼓励狭乡人口迁居宽乡，作了各种方便的规定，从而使宽乡的荒芜土地，得到了开垦。
这对于生产的恢复，是有促进作用的。正是由于均田制的实施，国家对编户齐民中均田农民的剥削有了保证，加上唐初百余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生产力不断增长，全国人口随着迅速增长，从而使唐王朝有可能达到空前强盛的地步。
唐王朝所颁布的均田制，丁男授田，丁妻不授田，一家应受田亩数，比之魏、齐、周、隋已减少许多；至于每家实受田亩数，十亩、五亩，比之前代，更显得不足。但官吏授田，名目之多，亩数之巨，却达到惊人的地步。
唐承隋制，官吏皆受永业田：“永业田，亲王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各五十顷，国公若职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顷，郡公若职事官从二品各三十五顷，县公若职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顷，职事官从三品二十顷，侯若职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顷，伯若职事官从四品各十顷，子若职事官正五品各八顷，男若职事官从五品各五顷”（《通典·食货典·田制》）；“六品、七品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二顷”（《新唐书·食货志》）。散官五品官以上，也和职事官一样，给授永业田。
勋官，“上柱国三十顷，柱国二十五顷，上护军二十顷，护军十五顷，上轻车都尉十顷，轻车都尉七顷，上骑都尉六顷，骑都尉四顷，骁骑尉、飞骑尉各八十亩，云骑尉、武骑尉各六十亩”（《通典·食货典·田制》）。
官吏的永业田，因为亩数很多，不可能从土地不足的狭乡再调拨，因此唐王朝曾作出规定：“五品以上永业田，皆不得狭乡受，任于宽乡隔越射无主荒地充。”但是他们自己购“买荫赐田充者，虽狭乡亦听”。至于“六品以下永业，即听本乡取还公田充，愿于宽乡取者，亦听”（《通典·食货典·田制》。
职事官六品以下，即受永业田二顷半至二顷的；勋官视正六品以下，即受田八十亩至六十亩的，因亩数不多，才准许拨予本乡的公田。但职事官六品以下，勋官视正六品以下的官吏员额多，因此这些官吏在狭乡授田的数额，还是很可观的。
唐王朝除了按品级赐予官吏永业田外，从唐王朝创建开始，还不断把大量政府掌握的土地赐给勋贵重臣和寺院僧侣，称为“赐田”。如唐高祖赐裴寂“良田千顷”（《旧唐书·裴寂传》），赐武士彟田三百顷（见李峤《攀龙台碑》），赐李勣“良田五十顷”（《旧唐书·李勣传》）。唐太宗为秦王时，以宗室李神通有战功，“乃给田数十顷”（《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
李袭誉“近京城有赐田十顷”（《旧唐书·李袭志传弟袭誉附传》）。元仁基“以功赐宜君田二十顷”（《新唐书·元结传》）。睿宗时，赐刘幽求“良田千亩”（《新唐书·刘幽求传》）。又如唐高祖武德初年，因嵩山少林寺僧曾配合唐军进攻占据东都洛阳的王世充，所谓“翻城归国，有大殊勋”，因此“赐地四十顷，水碾一具”（裴漼《大唐嵩岳少林寺碑》）。
政府掌握的土地，通过永业田和赐田的方式，给授官吏勋贵，便成为官吏勋贵的私有土地了。唐《田令》规定：“其官人永业田及赐田，欲卖及贴赁者，皆不在禁限。”“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通典·食货典·田制》）可以出卖，可以典押，可以租赁，这是有十足产权的土地。永业田传到他们的子孙手里后，即使子孙犯法，其所继承的永业田，政府也不追回。
按照规定，如果本人犯法，所受永业田、赐田，是要追回的。而均田农民的口分田，却是买卖受到限制，年老身死退田，还要受租、庸、调的剥削。由此可见，唐王朝给授农民和给授官吏勋贵的授田制度，美其名日均田制度，实质上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土地制度。
除了永业田之外，唐承隋制，官吏还有职分田作为禄食。武德元年规定：“内外官各给职分田，京官一品十二顷，二品十顷，三品九顷，四品七顷，五品六顷，六品四顷，七品三顷五十亩，八品二顷五十亩，九品二顷。雍州及外州官，二品十二顷，三品十顷，四品八顷，五品七顷，六品五顷，七品四顷，八品三顷，九品二顷五十亩。”（《唐会要》卷九十二《内外官职田》）
京官的职分田，“并在京城百里内给”；州县官的职分田，“皆于领所州县界内给”（《通典·食货典·田制》）。这些田“亦借民田植”（《通典·职官典·职分公廨田》），到秋冬按亩收租。职分田的租额，在玄宗时规定，每亩收“地子”不超过六斗以上。
职分田虽和永业田、赐田有所不同，官吏升迁以后，要交还政府，再根据新的职位级别重新受田；官吏罢任或在任上死亡，职分田也要退还给政府，不能传之子孙。但唐王朝官僚机构规模巨大，这一部分土地的亩数，在全国耕地总面积中，占了很大比重，使均田户授田的土地更加不足了。
而且一个地主分子，一入仕途，往往终身仕宦，也就终身在其任官场所占有其职分田；同时，品级往往愈升愈高，所以职分田亩数也只会不断增加而很少会减缩的。近年出土吐鲁番唐代文书：
司马拾贰亩佃人范僧护（大谷二三六九号高昌文书）
牛参军陆亩佃人紫定刚（大谷一二一七号高昌文书）
县令田贰亩自佃（大谷二八五一号高昌文书）
县令田贰亩佃人奴集聚（大谷二八四五号高昌文书）县令陆亩苜蓿自佃（大谷二八四六号高昌武则天如意元年文书）
职田捌亩半 佃人焦知通
都督职田拾壹亩半 佃人宋居仁种粟（大谷二三七二号高昌文书）
这些高昌文书，尽管也反映了官吏职分田已经有给授亩数不足的情况，但是比起平民来，多少有了保证。
职分田以外，还有一种公廨田，“京司及州县皆有公廨田，供公私之费”（《新唐书·食货志》）。后来因京都附近，土地不足以供公廨田的授受，所以京官但给俸禄，不再给予公廨田。但外地州县的公廨田却并没有取消。近年出土吐鲁番唐代残文书：
县公廨柒亩
佃人氾嘉祚 更叁亩 佃人氾嘉祚（大谷一二一七号高昌文书）
县公廨佐史田拾亩
佃人氾义感（大谷二八四五号高昌文书）
县公廨柒亩壹佰步佃人唐智宗 种粟（大谷二三七二号高昌文书）
县公廨拾柒亩
佃人梁端（大谷一二一三号高昌文书）
这批文书，大概属于唐高宗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到武则天如意元年（公元692年）这个时期，可见这时边远州县还是有着公廨田的。
在唐前期，虽然推行均田制度，但世家大族（即门阀士族）的大土地所有制，在当时经济关系中还是占据主导地位。大地主的土地，并没有因为实施份地制度而被政府没收或分与农民。如唐初诗人王绩，“有田十六顷，在河渚间”（《新唐书·隐逸·王绩传》）；
唐高宗初年的宰相于志宁，是西魏八柱国之一于谨的曾孙，世“居关右，代袭箕裘，周魏以来，基址不坠”《旧唐书·于志宁传》），因此拥有大量田园庄宅，不希冀高宗赐地。可见世家大族的庄园土地，是不在均田范围之内的。
而且唐王朝规定部曲、客女和奴婢为“不课口”，即大土地所有者土地上的耕种者，部曲、客女或奴婢，只是向大地主缴纳田租，为大地主服劳役，不必负担政府的课役，这也就是说从法律上明确规定部曲、客女和私奴婢，是大地主的剥削对象，而不算是政府的剥削对象了。
大地主一般都是充任官吏的，因此也就享有免除课役的特权，《新唐书·食货志》载：“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缌麻以上亲，内命妇一品（贵妃、惠妃、丽妃、华妃，均正一品），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职事、勋官以上、有封者若县男父子，国子、太学、四门学生，俊士、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同籍者，皆免课役。”此外还规定“视九品以上官，不课”。
姚合《送喻凫校书归毗陵》诗：“阙下科名出，乡中赋籍除。”可见进士、明经擢第以后，唐王朝也照例免除他们的赋籍。大地主本身既能免除课役，大地主土地上的耕种者部曲、客女和私奴婢，又列为“不课口”，任大地主去进行剥削。
总之，均田制度不但没有丝毫触动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而且由于官吏可以受赐田、永业田以传之子孙的缘故，还有助于地主经济的继续发展。随着唐王朝官僚机构的愈加庞大，与官吏人数的急剧增多，不到一个半世纪，国家掌握的大量土地，逐渐变作官吏子孙的永业田－地主的私有土地了，这就成为后来均田制破坏的一个重要因素。
唐王朝采用租、庸、调制来剥削均田农民，在当时狭乡地区，授田已经普遍不足，而租、庸、调的剥削却是固定的，并没有因为土地的不足而有所减免。因此，这项剥削是非常沉重的；同时由于世家大族、勋贵官僚大都可以免除课役，所以赋役负担更偏压在农民的头上。北魏以来，授田于一夫一妇，因此课征也以一夫一妇为单位，北周称一夫一妇为一室，北齐称一夫一妇为一床。
自隋炀帝开始，女子（丁妻）不授田（寡妻妾立户者除外），因此不能再以一夫一妇或一户为课征单位，而以丁男为课征单位，即《通典·食货典·丁中》所谓“旧制，百姓供公上，计丁定庸、调及租”。唐《赋役令》：“诸户一丁，租粟二斛。其调各随乡土所出，绢、绝各二丈，布二丈五尺。输绢、绝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夏侯阳算经》卷上引）
“凡丁岁役二旬，有闰之年加二日。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布加五分之一（今四分之一）。”（《唐六典》卷三）这就是说，课户每丁纳粟二石，称为租。蚕桑之乡，每丁输绢或绝二丈，附加绵三两；麻布之乡，则改输布二丈五尺，附加麻三斤，称为调。每丁岁役二十日，若不应役，则用绢代役，每天折绢三尺，二十天折绢六丈，若遇闰年，加役二天，则折绢六丈六尺；折布的尺数，比绢要增加四分之一，即每天折布三尺七寸五分，二十天共折布七丈五尺，若遇闰年，加役二天，即折布八丈二尺五寸，这种折绢或折布的代役金，称为“庸”。
除了丁男岁役二十日以外，唐政府还规定：“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过五十日。”（《唐六典》卷三；《旧唐书·食货志》）但《白氏六帖事类集》卷二十二引唐《户部式》：“诸正丁充夫，四十日免（调），七十日并免租，百日已上课役俱免。中男（十六已上、二十已下为中男）充夫，四十日已上，免户内地租；无他税，折户内一丁；无丁，听旁折近亲户内丁。”
在加役免除租调的时间方面，《唐六典》和《旧唐书·食货志》是三十五天免调，五十天租调全免；《户部式》是四十天免调，七十天租调全免。可能因前后时间不同，所以令文规定也不相同。
租庸调缴纳的时间，规定“诸庸调物（即绢、布），每年八月上旬起输，三十日内〔纳〕毕”（《通典·食货典·赋税》）。到了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下令：“京兆府关内诸州应征庸调及资课，并限十月三十日毕”（《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七《邦计部·赋税门》）。
天宝三载（公元744年），又改为“每岁庸、调征收，延至九月三十日”。“渚租（粟），准州土收获早晚，斟量路程险易远近.·····＋－一月起输···其输本州者，十二月三十日内纳毕”。“若江南诸州，从水路运送，冬月水浅，上埭艰难者，四月以后运送，五月三十日内纳完，“若无粟之乡，输稻麦，随熟即输，不拘此限，即纳当州。”（《通典·食貸典·赋税》）租、调得由政府规定名色来折纳，如“扬州租、调以钱，岭南以米，
安南以丝，益州以罗、轴、绫、绢供春彩”。
到了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以后，“江南亦以布代租”（《新唐书·食货志》）。唐政府还规定，遇有水旱虫霜等灾害，农作物损失十分之四以上，免纳租；损失十分之六以上，免纳租调；损失十分之七以上，租庸调全免。如仅桑麻受损，则免纳调。但是地方官吏一般考虑到自己的升迁，不肯轻易向上级申报灾荒。
自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下令“人年五十，免役收庸”之后，可以说逐渐在向租税形态过渡，不过开始还有年龄的限制。唐初统治者接受隋末滥用民力而导致农民起义这一深刻教训，在统一全国之后，不得不作出以绢布代役的规定。
固然，力役之以租税形态出现，对统治者来说，是增加了一个选择剥削方式的机会，即政府有事则令农民出役，无事则令以绢布代役，哪一方式对政府有利，政府就选择哪一方式。
一句话，这样做，在政府保证收入方面来讲，不论有事无事，都不至于落空。而且农民力役频繁则政府的收入减少，力役少则政府的税额增加，因此政府对徭役的征发，自不得不慎重将事，从而农民的力役得以减缩至较小限度。力役本来是农民的沉重负担，他们往往由于力役过重，影响其进行再生产，而趋于贫穷化。所以以庸代役，好像是增加对农民的剥削，而事实上，反而使农民有较多回旋的余地以从事生产，这对于当时的农业生产来说，是起过积极的作用的。
田租、户调，从曹操把这一制度法定化时（东汉献帝建安九年，即公元204年）起，就是用来对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男耕女织）的农村中小自耕农进行剥削的，不一定要先由国家来授予份地，然后才能采用这一剥削方式。不过后来西晋实施占田制（公元280年），北魏实施均田制（公元485年），都把田租、户调制度和份地的给授制度紧密地结合起来。
可是，田租、户调这一税法，固然适宜于作为政府向发予国家份地的农民进行剥削的一种形式，也不排斥其作为在全国范围内对小自耕农进行剥削的一种手段。
唐王朝创建之初，由于政府掌握的土地已经不多，均田实际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尤其是在地主经济较为发展的地区，更是如此。
但是就唐王朝土地最高所有权的原则以及作为王朝的成文法律来说，还是把一夫授田百亩的均田制度作为王朝所期望达到的授田典范－标准的份地制度而提出来的。至于事实上在全国范围内，部分小农农村贫富的分化，已经非常激剧，一夫占田的亩数，多寡已不相等，这只能看作是一种变态的现象而已。
唐王朝上层统治集团对于这种情形，既不能否认其事实上的存在，又不能在成文法律如《唐律》方面公开承认其完全合法，故在唐初颁布份地制度和赋役法时，还是以一夫授田百亩的均田制作为一般的授田标准，藉以制定令式，而没有格外提出有关对小农农村方面都能适合的税法来。
只有岭南诸州规定“税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若夷僚之户，皆从半输”（《通典·食货典·赋税》），这只局限在边远和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这样，也就是说，全国的小农农村，虽不严格授予份地，或授田不足，而赋税力役还是以租庸调法为准。
这里要指出的是，一方面，租庸调法除了是对均田户进行剥削的形式之外，同时也适应土地已经远远不足以供授受的小农农村；另一方面，租庸调法是由田租、户调制度演变发展而来，它毕竟和份地授田制度发生过密切的关系，倘若份地制度一旦停止推行或遽然废止，那么租庸调法也必然会相应废止，而代之以一种新的税法了。后来租庸调法一变而为两税法，这就不是偶然的了。
唐王朝前期，除了租庸调以外，还向人民征收户税和地税。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曾“薄敛一岁税”，把收入的税钱交给高户去放利息，作为京官的俸料。后来就每年征收税钱，以充官吏俸钱。一年的税钱，总数“十五万二千七百三十缗”（《唐会要）卷九十三），这是户税起征的原始情况。
到了武则天长安元年（公元701年），正式颁“诏天下诸州，王公以下，宜准往例税户”（《通典·食货典·赋税》），开始把户税定型化起来，使它成为政府的一项正式税收。
地税本来是义仓税，作为荒年救灾之用的。自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起，按亩征粟，这种义仓粟米，在唐玄宗之前唐中宗神龙年间（公元705-706年），就经政府支拨、“费用向尽”，已经被视为政府的一项正式税收了。
户税和地税，都是根据户等来定税的，唐初均田户，贫富的悬殊已经非常严重，因此不得不作出定户等的办法来，挹此注彼，以保证租税的收入。唐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下“令天下户，量其资产，定为三等”；到了武德九年，又以“天下户立三等，未尽升降，宜为九等”（《通典·食货典·赋税》）。
《通典》于“江南郡县折纳布约五百七十余万端”句下，夹注说：“大约八等以下户计之，八等折租，每丁三端（五丈一端）一丈，九等则二端二丈，今通以三端为率。”从上引材料看来，户等高者纳布多，可见户等和租调的关系，也是至为密切的。国家的赋税，人民必须依限缴纳。
《唐律·户婚律》有明文规定：倘户主到期不向政府缴纳租庸调及地子户税之类，就须受笞四十。里正向里内征收赋税时，如征不足十分之一，亦笞四十；每缺少十分之一，就得加刑一等；全部征收不到，便要被判处徒刑二年。
由于租庸调与户税、义仓税，均须按户等计丁中来征收，因此户籍必须调查准确。唐高宗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定制二年一定户等；到了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的救文中，已提到改为三年（子卯午酉年）一定户等。“凡里有手实，岁终具民之年与地之阔狭，为乡帐。”（《新唐书·食货志》）
从唐高祖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开始，就已规定由县根据“乡帐”，三年（丑辰未戌年）一造户籍。也就是在定户等和“团貌”以后的第二年正月上旬起编造，到同年的三月三十日造讫。县的户籍，汇总到州里；州的户籍，汇总到户部。
《唐律·户婚律》规定，若一户之内，户口都不向政府登记，户主处徒刑三年；户内无课役，减刑二等，处徒刑二年；“脱口及增减年状（谓老小残疾之类），以免课役”的，脱一口，家长处徒刑一年，二口加一等，严重的处徒刑三年。里正与州县官吏，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有脱漏户口和“增减年状”的事情发生，都要受到惩罚，倘由于他们贪赃枉法，因而构成上列罪状，更要从重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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