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盛世的影响(汉武盛世出现的四个原因)
导语:对汉武盛世的历史反思
中国历史有治世和盛世之分。比如文景之治,是治世。汉武之治,就是盛世。
盛世是治世的结果,也是治世的结束。月满则亏,盛极而衰,与其生活在盛世,不如生活在治世。
汉兴之时,山河破碎,百废待举,政府放宽刑罚,减少开支,清净无为,与民休息,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六、七十年过去,家家积蓄,国家富足。
汉武帝横空出世,以赫赫武功,创造了四夷宾服的盛世!
其一,打击匈奴,初步解除北方威胁,确立霸主地位;其二,打通西域,开创丝绸之路,促进东西交流;其三,南北开疆拓土,初步奠定中国疆土;其四,削除诸侯和地方豪强,强化中央集权;其五,促进民族融合,锻造民族性格,弘扬大汉声威;其六,开创诸多流传后世的政治经济制度;其七,将汉朝统治推向高了,并保持政局大体平稳;其八,独尊儒术,推动文化大一统。
上述功绩,只一项就足以名垂青史,武帝八项兼备,不能不说他的时代是盛世!
然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武帝持否定态度,甚至说他与秦始皇没有多少不同。这个评价大体是中肯的。
细数武帝的过失:其一,穷奢极欲,好大喜功,横征暴敛,百业凋零;其二,刑罚繁重,酷吏政治,百姓大臣动辄被杀,很多人被迫叛逃流亡;其三,对外战争太频繁,透支国力,损失惨重;其四,抛弃藏富于民政策,官营经济与民争利;其五,独裁武断,文景以来开明政治风气为之一空;其六,汉初以来醇厚朴实、宽仁清俭的民风,被骄奢淫逸、功利实用所取代;其七,改造儒学为专制服务,百家争鸣让位于一尊,思想活力受到钳制;其八,匈奴之患没有彻底解决,百年积蓄一空,国家虚弱,为后世留下大量创伤和隐患。
上述过失,只一项就足以称之桀纣之君,而武帝八项齐备,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真相往往让人无语!武帝盛世是一个有为的时代,但决不是让人民生活美好幸福的时代!
据《西汉人口地理》的研究,武帝时人口损失极其严重。武帝在位54年间,人口正常增长的年份只有7年,而百姓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如李广利一征大宛,仅仅因为非战斗减员,能活着回来的士兵只剩十之一、二。
汉武帝对匈奴一共进行了11次大战。除了卫青、霍去病、李敢率领的前六次战役大胜匈奴之外,两次无功而返,三次大败或全军覆没。这些战争,有的必须打,而有的可以避免。
战场大多发生在遥远的边疆,甚至远至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粮食和物资从内地长途转运,到目的地往往只剩下数十分之一,损耗巨大。如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征匈奴,出塞14万匹马,返回的不到3万匹;太初三年李广利出兵西域,出动人员数十万、牛10万头、马3万匹,次年回到玉门关的只有万余人和千余匹马。
由于连年征调,府库枯竭,汉武帝下诏,允许百姓出钱买爵,还可以交钱免罪。凡购买武功爵至“千夫”的人,可以优先被任命为官吏。从此,官制就败坏了。
为搜刮民间财富,武帝鼓励民众告发,让百姓彼此结仇,社会风气就败坏了。为保障政令执行,法令越来越严苛,违法的人越来越多,官吏借机舞文弄法,捞取好处,法治和吏治就败坏了。任用酷吏,以杀立威,激起各地起义,烽烟四起,国家治理就败坏了。
一系列连锁反应下,大汉国势如同雪崩一样急转直下。
征和四年,汉武帝下《轮台罪己诏》,重启汉初“黄老”思想,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让帝国止步于崩溃边缘。到了晚年,他改变以往的过失,将继承人托付给合适的大臣,才避免大祸!
武帝之后,接下来是所谓“昭宣中兴”,不过是医治国家创伤,诸多问题积重难返,勉力维持而矣。元帝以后,辉煌的汉帝国终于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大体算来,整个西汉历史是四代治世,一代盛世,二代医治,五代衰世,最后被王莽篡位,寿终正寝,形成一个标准的“n”型抛物线。
武帝一个时代的盛世,燃尽西汉所有的气运,物盛而衰,也是规律!
福祸相依,孰知其极!不要因国家兴盛而沾沾自喜,也许祸患就在伟大功业之中。
我们要自问一句:活在武帝时代的人会不会因“生逢盛世”而高兴,我们会不会因追求“盛世”而迷失?
脱离现实的成就,得不偿失;损害基业的功业,弊大于利。不可持续的事业,哪怕再诱人,再光芒万丈,也不要去做,就算开了头也要保持清醒,及时刹车。
有盛世不可有“盛心”,凡事不可做满,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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