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覆灭的开始元朝的财政问题是什么(元朝财政危机)

导语：国家覆灭的开始，元朝的财政问题

元朝与其他王朝类似，元朝在中后期也长时间为财政问题所困扰，财政开支巨大，入不敷出。而同其他王朝相比，元朝的财政支出制度尤为混乱，缺乏章法，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盲目、随意性。财政开支的主要名目，也多少带有一些自身的特点。

恶性膨胀的财政开支

首先是皇室费用的支出相当巨大。忽必烈在位时，皇室的花费尚属俭朴，自成宗以下，皇室生活日益腐化，开支渐趋浩繁，政府中所设专门为皇室服务的家政机构院、寺、局之类也一再增加。

皇室费用之中，又以宴享和做佛事为大宗。蒙古人素重宴享，将其与征伐、狩猎并视为国家头等大事。大凡新帝即位，册立皇后、太子，以及逢元旦、皇帝生日、和重大狩猎活动，都要在宫廷大排筵宴，招待贵族、大臣和近侍。

预宴者所穿服装由皇帝颁赐，均为同一颜色，大都由绣金锦缎织成，饰以珠翠宝石，仪彩华丽。这种特制的服装称为“质孙服”，宴会也因而称为“质孙宴”。“质孙宴”豪华奢靡，而且次数频繁，耗费财物难以估算。

做佛事指举行喇嘛教的宗教活动，其仪式盛大，费用惊人，每年用钞常至数千万锭，甚至杀羊即达上万头。

忽必烈在位末年，每年的佛事名目有102项，而成宗大德七年已达500余项。以后诸朝的佛事次数、规模又继续扩展，“所需非一，岁费千万，较之大德，不知几倍”。与此相联系，元朝诸帝还大量兴建佛寺、铸造佛像、用黄金写佛经。

以至时人云“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二焉”。除去宴享、佛事支出外，宫廷其他日常开支，如后妃、近侍、宦官的奢侈生活、宫室的营缮、珍禽异兽的饲养等，所花费用都相当可观。

赏赐也是元廷财政的一项重要开支。对宗亲贵族不断进行赏赐是蒙古汗国以来的传统，而这类赏赐在元朝中后期达到了恶性发展的地步。

与前期相比，此时赏赐的主要形式由较为固定的”岁赐”转向更为随意的临时赏赐，受赐对象也更加广泛，除宗亲费族外还兼及近待、官僚和佛寺道观。

元朝中后期帝位争夺激烈，即位的皇帝为酮谢支持者、安抚反对者，都要大行赏赐，称为“朝会赐费其数额之巨，远远超出平时固定的岁赐。

武宗即位时在和林、上都两次聚会诸王附马，赐责亦重复进行，结果“以朝会应赐者为钞总三百五十万锭，已给者百七十万，未给犹百八十万，两都所储已虚”。

文宗即位后对费族功臣屡行赏赉，在至顺二年四月的一次赏赐中即用去金2400两，银15600两，金腰带91副，币帛1300余匹。除去上述与皇帝即位有关的赏赐外，贵族官條乞请无度，平时较小规模的赏赐随时有之，难以统计。

另外，皇帝还经常将国有土地用于赏赐，如文宗赐大承天护圣寺士地一次即达16万顷。大量的赐田减少了国家的官田收入，从另一个角度使财政窘困的局面更为加剧。

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财政支出项目，如军费、官俸、赈济等。元朝实行军户制，平时的军需物资主要由军户自己负担，但国家要支付军士的口粮，这笔费用占了每年税粮收人的很大一部分。

在战争时期，军费更要大幅度增加。元朝中后期基本不再发动对外战争，但内部用兵（如镇压人民反抗等）却时有出现，特别是泰定帝死后爆发的天历之变，演化为以两都为中心的内战，将国库储藏消耗殆尽。

元朝的官俸就一般水平而言与前朝相比数额并不算大，但问题在于机构冗滥，品级趋高，长官多员，属吏冗杂，故而官俸实际支出的数量仍颇为可观，且有不断增长的趋势。

赈济可算是真正“用之于民”的财政支出，而元朝赈济又具有自己的特点，即对边疆地区、特别是蒙古政权发源地一漠北的赈济比较重视。古代畜牧业经济十分脆弱，如遇较大天灾，往往受到毁灭性打击。

元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漠北草原实施了长期并且有效的控制，草原部民遇到天灾可以告救于朝廷。终元一代漠北自然灾害史不绝书，元廷投人了大量财力去进行赈济。这方面的支出当然是应予肯定的，但成本巨大，也的确成为元朝财政的一项负担。

从纵向上看，尽管在个别时期情况也曾有所缓解，但元朝的财政危机总体而言仍处于日益恶化之中。早在忽必烈去世前夕，国家财政已经出现赤字。

成宗大德四年宰臣上奏提到此前“公帑所费，动辄巨万，岁人之数，不支半岁”。此后元朝的财政勉强维持数十年不至崩遗，是以大幅度增加对百姓搜刮为前提的，对于这种恶劣的财政状况，统治集团的奢侈浪费应负主要责任。

理财努力的失败

元朝中后期，面对入不敷出、捉襟见肘的财政窘境，除加强剥削外，统治者也采取过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理财”。

这方面的努力或能暂解燃眉之急，但由于支出仍在不断膨胀，故并不能根本改善财政状况。相反，很多“理财”措施还对社会产生破坏作用，进一步深化了社会危机。

从成宗即位到武宗初年，元廷主要采取挪用钞本、增发钞币的办法来弥补财政赤字。成宗即位之初因滥行赏赐，国库告急，遂下令将诸路平准交钞库所贮钞本银936950两，仅留192450两，余悉运往大都。此后数年财政入不敷出之数，皆借支于钞本。

与此同时，元廷为济一时之需，盲目扩大货币投放量，钞币印造之数逐年递增。大量无本虚钞流通于市，导致钞币猛烈贬值，物价腾踊。挪用钞本和增发钞币，实际上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加剧了财政经济的紊乱。

武宗至大二年八月，诏立尚书省以整顿财政。元朝制度，宰相机构为中书省，但忽必烈曾两度于中书之外另立尚书省理财，以阿合马、桑哥主其事，尽揽中书大权。

武宗师其故伎，第三度设尚书省，以脱虎脱、三宝奴、乐实等人为省官，中书省复被架空。尚书省的理财措施，首先是发行新钞“至大银钞”，1两准至元钞5贯，同白银1两、赤金1钱。

原来至元钞每2贯同白银1两，现贬值为5贯同1两。更早的中统钞则随之贬至每25贯同白银1两，由于贬幅过大，干脆被元廷禁止行用。

随即又铸行铜钱为辅币，小者称“至大通宝”，1文准至大银钞1厘，大者称“大元通宝”，1文准至大通宝10文。

上述措施以倍数更大的新钞贬抑、取代旧钞，结果使得钞虚而物愈贵，百姓深受通货膨胀之害。铜钱则因币材等原因铸造数量较少，元廷乃许前代旧钱并用，徒使币制更加混乱。

在货币改革的同时，尚书省复奏定税课法，规定诸色课程以武宗即位的大德十一年数为正额，以增收数目评定税课官员等第，增收90%为最，70%以上为上酬，50%以上为中酬，30%以上为下酬，不及30%为殿。

此法的实质就是鼓励官员多方加强搜刮。

此外，尚书省还推行了诸如提高盐价、增加江南富户税收，拘收外任官职田改颁禄米等一系列“新政”，总的精神不外通过各种途径开辟财源。

尚书省的理财工作引起了社会各阶层比较普遍的反对，而且尚书省臣还与当时身为皇储的仁宗不睦。

仁宗即位后，也有改善财政状况的打算，于延花元年下诏经理江浙，江西、河南三省田籍，分遣大臣赴三省检括漏隐田产，以追征税赋，增加财源。

当时南方的很多土地被地主、官僚、寺观隐占，强者田多税少，弱者产去税存，赋役不均，而且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经理”之举本有积极意义。

但地方官奉行过当，期限紧迫，变成一项暴政，“绳以峻法，民多虚报以塞命，其后差税无所于征，民多逃窜流移者”。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逼死人命及拆毁民屋、发掘民基以虚张顷亩之事。

真正隐占土地的地主豪强则大都通过勾结官吏逃避了清查。百姓怨言腾沸，江西宁都州民蔡五九聚众起兵造反。仁宗被迫停止“经理”，又下诏暂免新落实的田赋，括田增税的目的并未全部实现。

“延祐经理”以后，元廷未再进行较大规模的“理财”之举，仅作过某些局部性措施，如泰定、文宗两朝曾为解决饥荒问题采取入粟补官的办法。到顺帝至正十年，财政危机已成积重难返之势，元廷不得不又在币制上打主意，企图再祭印发新钞的法宝。

此次更钞之议由左司都事武祺、吏部尚书偰哲笃提出，他们的方案是印造新的中统交钞，同时铸造至正铜钱，钱钞兼行，新钞1贯权铜钱1000文，准至元钞2贯，新旧钞、新钱及历代钱通用。新钞法的原则是以交钞为母、铜钱为子，意在放手印行新钞，以虚代实，借以掠夺民间财富。

这一建议得到丞相脱脱支持，在百官讨论时“众人皆唯唯，不敢出一语”，只有儒臣吕思诚表示反对，认为此举将使民间“藏其实而弃其虚”，从而导致纸币制度瓦解。

最后在脱脱主持下终于定议，吕思诚受到处分，新钞遂行。实则果如吕思诚所料，新钞大量发行造成了货币流通的极度混乱，钞币信用暴跌，百姓弃钞不用，视如废纸，大都10锭钞不能易斗粟，地方甚至以物货相贸易。

元廷最后一次理财努力的直接后果是财政崩遗，而此时的元朝也行将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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