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人生观是什么(白居易的人生态度是什么)

导语：大诗人白居易的人生观（二）

白居易一生，亲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七朝，几乎目睹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型期里的全部败象。朝政之腐败，宦官之猖獗，党争之恶斗，藩镇之割据，外族之纷扰，战乱之频仍，宰难之常至，百姓之呻吟，对诗人而言，不可能不产生感同身受的认知触动灵魂的震撼。

因此，他早期的文学观点是属于干预生活的绝对现实主义者。中国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心结，在动荡岁月里的责任意识，在危乱年代里的经世热忱，是不可遏制的。所以，他从呈顾况批阅的《赋得原上草送友人》，到诗人45岁这年所作的《琵琶行》，年代大约为公元788年（贞元四年）到公元815年（元和十年），这二十多年间，是以讽喻诗为他的创作重点。其中，（秦中吟）十首、《新乐府》四十首，为其代表作。

这些诗歌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政治色彩，鲜明的时代气息，勇敢的批判精神，高昂的抗争意识，无不激起共鸣；所反映出来的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的残酷剥削，贪婪榨取，无尽搜刮，民不聊生的惨状，无不义愤填膺。他的这些诗篇，满城传唱，万众吟诵，然而也触犯了既得利益阶层。

正如他在《与元九书》中所说：“权号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握军要者切齿矣”，遂导致他第一次面临“长安大不易”的失败，尝到了生存环境没有调适好的苦头。

小的人居环境未能尽如人愿，是与对大的政治气候未能周全应对存在必然联系的。公元816年（元和十一年），他就在诗中写道：“行年四十五，两鬓半苍苍。清瘦诗成癖，粗豪酒放狂。老来尤委命，安处即为乡。或拟庐山下，来春结草堂。”此时，就已经萌发出《吾土》诗中“岂限长安与洛阳”的逃避想法。

你可以责备他的退缩，他的软弱，但你不得不认同他这种聪明人的选择。做过斗士的人，不一定要当永远的斗士到底。我们总是以完人、全人、尽善、尽美去期待谁、要求谁、指望谁、推动谁。说到底，其实是一种残酷，一种不堪负荷的道义承担。你得相信，鲁迅的《聪明人、奴才和傻子》一文，绝对是人世间的真实写照。

白居易简直像有洁癖似的，远离着一切是非，逃避着所有邪恶。这就是诗人令我们钦佩的地方。因为，他表现出一种高尚的约束，这可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中国文人能够达到的境界。

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曾经这样自我坦诚过：“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白居易被贬江州以后，在那里编纂了他的第一部诗集。从此，诗人实际上中断了他的政治性很强、现实性很浓的讽谕诗写作。这不完全因为这些作品曾经给他带来了不幸，而是中唐的腐败黑暗、政治迫害、朋党倾轧、兵燹灾变，使他的兼济之志受到了无穷的碰壁，无谓的麻烦，无尽的讨伐，无聊的暗算。于是，他在独善之义的闲适诗方面，另辟精神空间，创“元和体”，别出蹊径，独树一帜，不但改变了唐代诗风，也影响着千年以来的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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