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县令与三部县志的区别(三位县长什么样)

导语：三位县令与三部县志

文/雷建忠

在横山历史上，有三位县令（长）历尽艰辛，呕心沥血分别编纂了清乾隆、道光《怀远县志》和民国《横山县志》，这三部县志极大地丰富了横山的历史文化遗产，提高了横山的文化品位。三部旧志也成就了三位名宦。这三位县令是清代的苏其炤、何丙勋和民国初的刘济南。

苏其炤与清版《怀远县志》

苏其炤，生卒不详，字临九，号燮堂，广西郁林州人，清雍正壬子科（1732年）举人，癸丑科（1733）进士。乾隆三年（1738）三月任怀远县县丞。上任伊始，本县即遭旱灾。次年大地震，民舍塌毁过半；五年大旱，籽垧未收。作为百姓衣食父母，他筹民食，恤民艰，使官民度过荒年，得以养息。乾隆六年，天年好转，他在县城内修粮仓以备赈济，建学斋以弘扬儒学。十年（1745）苏县又创修文庙、怀阳书院。为了振衰起废，犹念“国不可无史，县不可无志”。而遂以其暇，留心民瘼，考遗迹，阅山川，详土物，采风俗，乐而不疲，并以其所行之事为导引，以山川民俗历史沿革为概要，以职官科举孝廉人物为主线，据《延绥镇志》之体例，于当年开修《怀远县志》。苏县毅坚向学，淡泊茹素，对编志情有独钟，为成就此志，他单身独骑，芒鞋木杖，一瓢一笠，遨游荒漠，行踪野岭，长啸于穷幽极险、危崖峭壁之间，不顾日月之晦明，寒暑之不适，林峦之逶迤，云物之光怪，历千辛万苦，终集成大著，在乾隆十二年（1747）编纂刊印了立县以来的第一部县志。此志三卷两册，分天文，岁时，赋役、物产、名胜等24篇计5万多字。至此，怀地“关梁形胜有足征”，兴废资治有所据。该部“有开简页线装木刻本”，为设县以来第一本志书，怀远有史无志之历史得以改写。乾隆十五（1750），苏令调离怀邑，百姓感恩戴德，涕泪送别，后擢升邴州、直隶知州，其事迹后入编《陕西名宦志》。

何炳勋与清版《怀远县志》

道光十八年（1838）浙江山阴人进士何炳勋（字保如）任怀远知县，亦以朝乾夕惕的精神，兴利革弊。何公在外地书摊上发现苏令在乾隆十二年刊印县内早已散佚的《怀远县志》，欣喜万分。当政之余，取之阅之，见字迹漶漫，不便观瞻，随即重新刊印，挽救史籍。他主张：“志者，是以志地、志人、志事、志言而昭示来兹者也。有邑而无志，则凡邑中之宜志者，久且湮没而不传怀邑也。”故从道光十八年（1838）始，他怀着对治县之深情与义不容辞之责任感，孜孜矻矻，排解官场诸多纠葛，身体力行，历千辛万苦，遍访民间，参之书谱，证以金石，了罗诸疑，考核增入，且以苏志为基础，尤能亲自执笔，历四载寒暑，终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纂就了8万余字的第二部《怀远县志》。这部怀志编帙较多，分为四卷共三十篇。是一部内容丰富，文笔干练之佳志，是讴歌横山山川美景壮丽的名志。当今在我国史志林中，也堪称佳作。是作为县令费时最多、用力最勤之一部县志。史迹斑斑，其志可嘉。

道光二十五年（1845），何县曾独骑毛驴，携带罗盘，身负大绳，在县西北百平方公里的沙漠中反复寻找，终发现了湮没近千年的的大夏故都统万。对统万城作了细致的勘查笔录，并绘图撰“复榆林徐太守松查统万城故址禀”，何令可谓功不可没，其对统万城作了翔实的考证，开了大夏统万西夏夏州研究之先河。此间，何县且与诗臣榆林人杨江遍阅怀远自然景观，抒吊古之胸臆，激扬文字，相互酬答，留下“行经无定河石桥作”“赴怀远马上口占”“题佛迹寺（接引寺）”:“怀远署冬夜独坐”“登怀远西城”“过古战场三首”“《大墩梁山歌·并序》”等不朽诗作，后成为怀地壮歌山河之佳品，为县人世世传颂。其中何令“舆图未载意云何，我为兹山感慨多。塞上昂然镇千古，名不名兮总不磨”既言其志，也抒壮怀，更为千古名句，映衬河山。

刘济南与民国《横山县志》

民国十年（1921），河南巩县人刘济南（字治垡)调任横山县长，莅职后,刘县热衷于文教，竭力筹资倡办新学，扩建学校，改良私塾。在任当年就增设高小一所，到次年底共创办初小47所。民国十二年（1923）又筹银元一千一百倡督修建文庙。四载经营，教育刷新，人文鼎盛前所未有之时，刘县就县内风化简朴，邑乘失散，百年失修之现状，竭诚倡兴教务,力主再修横山县志,故于民国十二年（1923）,专门成立了县志局。于民国十三年召县人铨州判邑、拔贡曹公子正协力纂修横山县志。此间，二公细考邑百年建置、沿革，官师、物产诸志，开辟教育、实业、交通、财政诸篇，详其既往，注重来兹，历寒暑四年，通宵彻曙，编修不辍，方使志稿草成梗概。惜天年不佑，曹公子正积劳成疾，魂归大梦，刘公亦因政务纠葛旋即卸任。子正子北京大学肄业生、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归来后署理神木县县长曹思聪秉承先意,自民国十四年（1925）始，广博史籍，游记艺文，考钟铭碑碣，研民俗风情，加以增修。思聪笔力浑厚，写技得体，条分缕析，句词和谐，且善于联系实际，扼要显色，切中时弊，终于民国十七年(1928)四月完成编纂，并经同仁校勘，特请陕西三原之大书法家于右任先生题写封面。一部十三万余字四卷十五篇六十多章之《横山县志》终完成编纂。

民国十四年之后，县内民运迭起，政局混乱，刘县卸任三年中，相继由米脂人马国表，临潼人王干候，吴堡人王宏勋三县长相继主政，三县无法应付时局，均无例外地遭上峰撤换，编志之事事实无暇顾及。民国十七年山西荣河人张斗山主政，全陕大旱，赤地千里，次年志稿出手之时，张县因无刊刻之巨资束手无策，志稿复蒙尘封之命运。此时，得到卸任有年却心同斯土，情同斯任之刘县之鼎力资助。在千里饿殍自食难支之时，刘县遂将全部家储及筹措之五百银洋，悉数贡于刊印，民国十八年(1929)仲夏，命运多乖然又顽强向生之《横山县志》在榆林东顺斋石印出版。此志笔法简洁优美，句词和谐得体，内容丰富全面，特色重点突出。尤在独创西夏传方面开全国志载夏传之先河，实为志苑之佳品,中华民国名志。

三部县志，均属鸿篇巨制，非细腻坚毅之人不能为之，苏、何、刘三位县令，成就了三部县志。三部县志也成就了这三位名宦。三位县令虽然境遇不同，政绩有别，但就排除万难成就县志这一千秋功业而言确如出一辙，志同道合，堪称前驱，可圈可点。虽因历史局限，三志仍有考据欠当和过分弘扬封建官制之嫌，然瑕不掩瑜，三志无疑是横山县的古代史书，是极具权威性的官修地情书，其存史资治教化作用，无与伦比。三位县令无疑应列入高尚名宦之列，值得县人万世褒奖。有言道：殚精竭虑三县令，青史不忘修志人。

（雷建忠，原横山史志办主任，现任方志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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