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教派(太平道的教义是什么)
导语：宗教外衣下的集合与反叛：从东汉的太平道到清末的太平天国
说来也是有意思，宗教本来是一种麻醉剂，历来为统治阶级所重视所利用，作为维护本阶级统治的工具。他们利用这一工具以达到愚民的目的，以达到精神意志方面的控制，正如恩格斯已经指出的：“一切能影响群众的精神手段中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手段依然是宗教。”
这一点，无论是在世界各国历史上还是在中国历史上，都验之不爽。其所以如此，最主要的一点还是由于宗教的麻醉功能、宗教的忍耐意识、宗教的梦幻色彩以及宗教的畏命畏权感，由此，以使被压迫阶级忍辱负重，“服服贴贴的走过地狱”。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某种情势下，“愚民们”也并非都是任人宰杀的羔羊，宗教可以愚民，可以教人忍耐，可以叫人企盼，也可以促使人民集合，揭竿而起，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也是宗教与政治的另一种关系和表现，即利用宗教反叛敌对阶级。
一、以宗教迷信为主的反叛恩格斯在谈到欧洲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时曾经揭示：“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感情，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当时反对封建制度的每一种斗争，都必然要披上宗教的外衣。”
所谓“披上宗教的外衣”，当然是在于避开统治阶级的视线宣传、动员、集合、组织群众，迎合群众的某些需要和愿望。
就宣传、动员、集合、组织群众方面来看，宗教实际上呈现出两种职能：一是传统社会禁止人民自由集结，要想达到结社的某种目的，传教收徒也就成为可资利用的方式。二是宗教宣扬神、帝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以及“惩恶向善”，使信教者产生信仰与恐惧相结合的复杂心理，从而达到维系徒众的作用。
就迎合群众的需要和愿望方面来看，宗教实际上正反映了被压迫阶级的贫困生活和遭遇的灾难，表达了他们对这种境遇的不满情绪，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况且，宗教还指点着黑暗中光明的晨曦。苦难与希望的张扬，极易获得下层社会的认同。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任何宗教的教义，在指点迷津的同时，都训导人民顺从和忍耐。顺从、忍耐、唯命是从等，显然与反抗、斗争、起义等格格不入，这是一种矛盾。
历史上利用宗教进行斗争的起义与反叛，一般来说都按他们自己所能理解的模式进行了改造和糅合，与经典化的宗教是有区别的，实际上是一种世俗化了的宗教，统治者一般将其称之为“左道”、“邪教”、“魔教”、“妖术”等。这一点应该引起重视。
下面我们结合中国历史的实况作一些论证。
东汉末年的张角一方面以太平道教主的身份传教布道，一方面又以巫医的身份治疗群众的疾病，凡患病拜教者，则“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从而把治病和信教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要想治病，则必须信教，否则难愈。
据说，“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正是在这种“信向”的基础上，张角才有可能按自己的意志吸引百姓，把信徒“分为二十四治”，设立“三十六方”，当时机成熟时，又提出具有浓重宗教色彩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把象征汉朝皇权的“苍天”判处死刑，把代表自己的“黄天”抬到顺承天意的位置。
由此，一旦揭竿而起，三十六方，数十万人，“莫不毕应”。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则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摩尼教（又称“明教”）。方腊奉摩尼为光明神，揭露现实的黑暗，揭露贪、淫魔王的猖獗，宣扬“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永乐世界、光明世界，“鼓扇愚民男女，夜聚晓散”。
但是，摩尼教的教义也是主张温顺忍耐，并且禁止杀生，这显然与动乱起义意旨相悖。方腊的教徒改变了摩尼教的某些教义，使之成为组织鼓动起义的一种手段，庄绰在《鸡肋编》中记载说，其教徒“谓人生为苦，若杀之，是救其苦也，谓之度人，度多者，则可以成佛。故结集既众，乘乱而起，甘嗜杀人，最为大患”。同时，方腊又将一些巫术糅进其中，吸引徒众，即所谓“以妖术诱之”、“假神奇以惑众”、“托左道以惑众”。
据说，方腊“能役鬼神”，“能役阴兵”，所以“愚民多归之”。方腊的妻子也常饰后妃之像，“以镜置胸怀间，就日中行，则光彩灿然，竞传以为祥瑞”。真可谓是诸教糅杂，神奇怪异。
元明清时期的白莲会或白莲教更是以宗教迷信为纽带而集合起来的秘密团体。这一时期以白莲教为旗帜的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连绵不绝，尤以清代嘉庆初年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为波澜壮阔。
白莲教本是佛教的支派，但当其被利用为起义的手段和形式后，教义也发生了变化，所以也被统治者和佛教正统派视为异端邪教。从起义者提出的诸如“弥勒佛当有天下”， “天上换玉皇，地府换阎王”，“换乾坤，换世界”等口号来看，也糅合了许多其他教义神怪色彩。
进入近代以后，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其所利用的宗教形式拜上帝会，同样是一种宗教迷信的杂烩。可以说它是以原始基督教为外壳，糅合原始基督教义、当时农民的叹息与呼声，以及中国古代的鬼神迷信、大同思想而成。
比如《百正歌》中的“能正可享天下福，不正终归地狱境”。《原道醒世训》中的“跳出邪魔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原道觉世训》中的“阎罗妖乃是老蛇妖鬼”，“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等，皆是这种糅合的反映。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当洪秀全起初以拜上帝会组织群众时，还循着基督教义强调不予杀生，比如在《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作品中，洪秀全就一再申明“人自相残甚侧哀”，“兽畜相残还不义，乡邻互杀断非仁”。但随着斗争的需要，在《太平天日》及其他金田起义以后的文书著作中，却多次强调“斩邪留正”、“官兵不留”、“替天诛妖”、“杀妖杀有罪”、“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等。
无疑，利用宗教形式进行集合反叛而对所利用的宗教进行改造糅合，是适应着斗争的需要，迎合着群众传统的或现实的心理需求。秘密宗教的重要作用，是宗教作为发动农民、组织农民的工具，不断组织群众与邪恶势力斗争，反抗专制统治，“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有实实在在的现实利益”。
二、宗教外衣下的堕落与腐化同时必须注意到，披着宗教外衣的农民起义具有明显的愚昧、落后、封建、迷信特点，其民主性、革命性的成分与封建性、巫术宗教性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鱼龙混杂、良莠并存的复杂特征，构成了它们在历史上的消极性、局限性和破坏性。也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所以往往成为最终被分化、被收买、自相残杀、彻底失败的内在原因。
宗教迷信往往使敌我难分，在斗争中混淆敌我，模糊阶级界线。东汉末年的宦官专权是造成黄巾起义的原因之一，张角不但不予以打击，反而作为依靠的对象，竞与豪夺“京畿诸郡膏腴美田” 的权势显要中常侍张让等人勾结，错误地估计形势，使起义遭到挫折，这不能不说是失败的一个教训。
太平道的另一个首领张鲁，在汉中起义成功之后，接受了东汉王朝的招安，张鲁及其集团在担任东汉的官职后，越来越贵族化，逐渐成为封建割据政权，当曹操进攻汉中时，又向曹操投降，被封为列侯。
宗教迷信往往使教主在利用宗教蒙骗群众的同时，自己也被麻醉，陷于泥潭不能自拔，一味听从天命的安排，导致革命的挫折与失败。这一点在洪秀全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洪秀全作为太平天国起义军的最高首领，却常常跪伏在“天父”代言人杨秀清的脚下唯唯听命。甚至在国业将亡、天京垂危之时，也“不问政事”，“一味靠天”。如此作茧自缚，自欺欺人，显然是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宗教迷信又往往妨碍团结、涣散军心，助长宗派主义。清代的白莲教起义本来声势浩大，徒众遍布数省，但各地的白莲教组织各系统，支派繁多，据不完全统计，起义军大小有几十股，首领上千名，基本上是各自为战，不相统属，各部之间既缺少应有的配合，又缺乏也不可能有统一的领导，导致起义军力量分散，最终被清军各个击破。
太平天国革命中的杨秀清、韦昌辉内讧，天京变乱，石达开出走等，都有宗教方面的原因，也是太平天国力量内耗，走向失败的转折。
另外，宗教迷信的蒙昧落后与下层社会的蒙昧盲动相结合，不但极易为统治阶级以及阶级异己分子所利用，使起义走向异途，也极易对社会带来扰乱。
虽然统治者诬称“教匪”为杀人魔王不可信，但在“杀尽不平方太平”等类似口号的张扬下，所谓“结集既众，乘乱而起，甘嗜杀人”，“遣其党四处侵扰”等事例还是有的，滥杀无辜，烧杀抢掠也在所难免。就是在义军内部，也有像太平天国中“乱杀文武大小男女”的情况。这一点是毋庸讳言的。
参考资料《宋会要辑稿·刑法》卷2，《禁约》
《九朝编年备要》卷29，《徽宗纪》
《朱子语类》卷133，《盗贼》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三国志》卷8，《张鲁传》注引《典略》
《后汉书》卷71，《皇甫嵩传》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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