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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域文化有哪些(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十数个地域文化)

导语:春秋战国时代的地域文化特征:奠定了中国地域文化的基础

春秋战国时代(前770—前221),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定时期。诸子百家的争鸣,士阶层的活跃,让古老的华夏大地的思想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同时,春秋战国时代也是中国地域性文化的形成时期。由于过去的周文化、商文化和周边的各民族产生了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了鲜明的三晋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

一,宗法观念相对淡薄的秦晋文化

秦晋地区,主要位于黄土高原和关中一带。关中原本是宗周文化的发源地,但是由于戎狄的入侵而遭到了破坏。在地理环境上,秦晋地区的条件较为恶劣,只有渭河平原、汾河平原等狭窄地区适合农业生产。在这些河谷周边就是沟壑纵横的高原山地。在民族分布上,河谷地区主要是秦人、晋人,而周边则是北狄、西戎等游牧民族。

两国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宗周文化。秦国地处宗周故地,这里原本是周文化的起源地,秦人虽然并非周人,但是长期居住周原,无疑会受到宗周文化的影响。晋国是周朝的姬姓封国,长期也是山西高原周文化的传播者。不过,两国的宗法观念却是相对淡薄的。秦人本是东夷人,迁居关中后又长期和戎狄杂居,并未形成周人那样严格的宗法体制。晋国是因为内部长期发生了公族的内斗,最终导致“晋无公族”。没有了宗法贵族的牵制,秦晋地区能够在后来的社会变革中更早,更彻底。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改革的都最早发生在秦晋。如废除封邑制度,推行郡县制度;废除公社土地制度,推行了土地私有制;颁布成文法等。到了战国时代,改革的目的进一步发展为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魏国有李悝变法、韩国有申不害变法、秦国有商鞅变法。改革的推行,进一步瓦解了宗法贵族势力,力图改革的法家思想也兴起。春秋战国法家代表李悝、申不害、商鞅、慎到、韩非子都是三晋人士。

两国所处的民族环境也是其变革更加激烈的原因。秦晋处于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过渡地区,北方生活着北狄、中山、娄烦等少数民族,秦国周边也是西戎和义渠等游牧民族。两国在历史上长期和这些游牧民族交战,因而民风彪悍,尚武好斗,少有浪漫主义情怀。为了适应和游牧民族的战争,晋人首先在军事上做出了改革。晋惠公“作爰田”、“作州兵”:打破了国野制度,扩大了国民的范围,也增加了军事的数量,同时也推动了公社土地制度瓦解。晋国中期还建立了步兵,战国的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建立骑兵。这些都是为了战争的需求进行的变革。

三,兼容并蓄的山东文化

黄淮一带,是古代东夷民族生活的地区,也是殷商势力最深厚的地区。商朝灭亡后,殷商的旧势力并未彻底消除,接着又爆发了“三监之乱”。周公东征后,为了进一步控制殷商故地,做出两大决定:一是在洛阳建立东都,作为宗周势力的东延,遥控东方;二是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在殷商故土上建立了燕、鲁、齐、卫等国,同时分封殷商王族于宋国。就这样,数量庞大的诸侯国就在东方大地上建立起来了,他们必定会将宗周文化带到东夷、殷商地区,使得两大文化产生交融,出现了鲜明的山东文化(崤山以东的文化)。

山东地区的文化特征是受到该地区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和民族分布所决定的。在自然条件上,山东位于黄海淮平原,地形平坦,河流众多,土地肥沃,因此十分适合农业发展。由于靠近海滨,交通便利,因此工商业繁荣。齐国有渔盐之利,是春秋战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宋国处于中原陆上交通的咽喉,出现了陶朱公、子贡等富商大贾。山东地区的经济繁荣,决定了该地区一大文化特征是重视经济利益,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道家和黄老学派都主张“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发展。

华北平原

周公分封后,山东地区出现了周人、殷商、东夷三大民族的杂居,三大文化也出现了交融。不过在不同的地区,文化交融程度是不同的。郑卫两国处于商朝腹地,使得两国保留大量的殷商色彩,如“尚鬼尊神”,崇拜巫术,音乐舞蹈发达,淫逸之风盛行。在《诗经》中,涉及该地区的有《邶风》、《卫风》、《郑风》、《鄘风》四部分,这些诗篇大多数被冠以“郑卫之音”,被后世认为是淫乱亡国之风。

淮北一带,是古国后裔集中地区,如杞国是夏朝后裔,陈国为有虞氏后裔,宋国为殷商后裔,邹国为颛顼后裔。这里文化传承了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陈宋之地地处豫东要冲,地形平坦,河流众多,植被茂盛,农业发达。这一代的百姓安于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向往返璞归真的生活。这里是老庄道家学派的产生之地。

鲁国深处东夷地区,地为少之虚,民有般商六族。但是鲁国建国后并没有吸收多少东夷文化,而是将宗周文化全面移植过来。在春秋时期,宗周地区被戎狄破坏,鲁国就成为了周文化最原本的保留者。周文化的特点就是“明礼、崇德、重民、尊君”,鲁国在春秋战国并非是大国,但是却得到各国的尊敬,正因为其保留了宗周文化。儒家之所以产生在鲁国,也和鲁国的文化基础有关。但是鲁国的保留的周文化越是根深蒂固,传统的保守势力也就是越大,改革也就是越困难。

山东地区的齐国是周文化、殷商文化、东夷文化融合得典范。姜太公治国主张入乡随俗,根据东夷族的风俗习惯来治理,所谓“因其俗,简其礼”。这就使得东夷文化能够和周文化能够融合得更好。这也就是使得齐国文化有了善于包容、兼容并蓄的泱泱大国之风。春秋时期,随着齐国的不断兼并东夷小国,使得东夷文化基本融入齐国。

百家争鸣

到了陈国后裔入齐和田氏代齐,陈国的道家色彩文化又传入了齐国,并且逐渐成为了齐国的主流思想。战国时代,齐国吸收了邹鲁文化、三晋文化、陈宋文化,使得齐国成为了新的文化高地。齐威王创立稷下学宫,诸子百家在其中著书立说、互相辩论,最终融合而产生了黄老学派。

三,瑰魅绚丽的楚越文化

楚、吴、越三国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些地方地广人稀,土地还未得到全面的开发,许多地区还保留着刀耕火种的局面。在中原文化传入之前,楚越之地主要以苗蛮文化和百越文化为主。春秋时期,楚、吴、越三国开始大规模吸收中原华夏文化。楚国不断扩张,吞并了大量的姬姓诸侯,使得境内的华夏族群增加,华夏的文化不断传入楚国。吴越两国在吸收华夏文化的基础之上强大起来,走向了华夏化。战国时期,楚越之地的文化特征已经和中原各国趋同,但是依然保持鲜明的浪漫主义特征。

楚越之地在地理环境上是相同的,三国都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山水相连、河网纵横、森林密布,这就是后来所谓的“江南水乡”。生活在楚越的人们虽然不太富裕,但是也免受饥寒之魄。人们流连于如诗如画的山水风光,沉醉于歌舞飘渺的生活,不免会产生浪漫主义情怀。《诗经》几乎没有记载楚越之地的歌谣,不过其他的古文献记载了楚辞出现之前的《渔父歌》《越人歌》《徐人歌》《沧浪歌》《接舆歌》等却能够组成鲜明的“楚风”或者“越风”孔子南游遇到的楚狂接與、长沮、桀溺、荷蓧丈人都是这些楚越文化背景下的人物。

楚越生活的民族主要是百越和苗蛮,虽然分为两类,但是在文化崇拜方面大体上是相近的。苗蛮“信巫鬼,重淫祀”“其俗信鬼而好祀”,百越则崇拜鬼神,“断发文身”。两族都将蛇和鸟作为图腾。两国的文字书写方式也相近,被称为“鸟虫书”。楚辞的产生也就和其巫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的《九歌》记载了多种祭神的歌舞。王逸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城,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作九歌之曲。”

屈原

楚越文化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尚武。楚、吴、越三国的建国历史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蛮荒地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逐渐从一个撮尔小邦发展成为大国。三国都是以武立国,其上下弥漫着坚强不屈的尚武精神。其国君一般也会亲自带队作战,战败后自杀的将领也不少。另外,楚越地区有丰富的铜矿资源,是古代青铜冶炼十分发达的地区。以青铜冶炼为基础,楚越的冶炼技术独步天下。如此,楚越之人好冶剑、配剑、击剑、斗剑,逐渐形成了尚武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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