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域文化有哪些(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十数个地域文化)
导语：春秋战国时代的地域文化特征：奠定了中国地域文化的基础
春秋战国时代（前770—前221），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定时期。诸子百家的争鸣，士阶层的活跃，让古老的华夏大地的思想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同时，春秋战国时代也是中国地域性文化的形成时期。由于过去的周文化、商文化和周边的各民族产生了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了鲜明的三晋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
一，宗法观念相对淡薄的秦晋文化秦晋地区，主要位于黄土高原和关中一带。关中原本是宗周文化的发源地，但是由于戎狄的入侵而遭到了破坏。在地理环境上，秦晋地区的条件较为恶劣，只有渭河平原、汾河平原等狭窄地区适合农业生产。在这些河谷周边就是沟壑纵横的高原山地。在民族分布上，河谷地区主要是秦人、晋人，而周边则是北狄、西戎等游牧民族。
两国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宗周文化。秦国地处宗周故地，这里原本是周文化的起源地，秦人虽然并非周人，但是长期居住周原，无疑会受到宗周文化的影响。晋国是周朝的姬姓封国，长期也是山西高原周文化的传播者。不过，两国的宗法观念却是相对淡薄的。秦人本是东夷人，迁居关中后又长期和戎狄杂居，并未形成周人那样严格的宗法体制。晋国是因为内部长期发生了公族的内斗，最终导致“晋无公族”。没有了宗法贵族的牵制，秦晋地区能够在后来的社会变革中更早，更彻底。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改革的都最早发生在秦晋。如废除封邑制度，推行郡县制度；废除公社土地制度，推行了土地私有制；颁布成文法等。到了战国时代，改革的目的进一步发展为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魏国有李悝变法、韩国有申不害变法、秦国有商鞅变法。改革的推行，进一步瓦解了宗法贵族势力，力图改革的法家思想也兴起。春秋战国法家代表李悝、申不害、商鞅、慎到、韩非子都是三晋人士。
两国所处的民族环境也是其变革更加激烈的原因。秦晋处于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过渡地区，北方生活着北狄、中山、娄烦等少数民族，秦国周边也是西戎和义渠等游牧民族。两国在历史上长期和这些游牧民族交战，因而民风彪悍，尚武好斗，少有浪漫主义情怀。为了适应和游牧民族的战争，晋人首先在军事上做出了改革。晋惠公“作爰田”、“作州兵”：打破了国野制度，扩大了国民的范围，也增加了军事的数量，同时也推动了公社土地制度瓦解。晋国中期还建立了步兵，战国的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建立骑兵。这些都是为了战争的需求进行的变革。
三，兼容并蓄的山东文化
黄淮一带，是古代东夷民族生活的地区，也是殷商势力最深厚的地区。商朝灭亡后，殷商的旧势力并未彻底消除，接着又爆发了“三监之乱”。周公东征后，为了进一步控制殷商故地，做出两大决定：一是在洛阳建立东都，作为宗周势力的东延，遥控东方；二是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在殷商故土上建立了燕、鲁、齐、卫等国，同时分封殷商王族于宋国。就这样，数量庞大的诸侯国就在东方大地上建立起来了，他们必定会将宗周文化带到东夷、殷商地区，使得两大文化产生交融，出现了鲜明的山东文化（崤山以东的文化）。
山东地区的文化特征是受到该地区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和民族分布所决定的。在自然条件上，山东位于黄海淮平原，地形平坦，河流众多，土地肥沃，因此十分适合农业发展。由于靠近海滨，交通便利，因此工商业繁荣。齐国有渔盐之利，是春秋战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宋国处于中原陆上交通的咽喉，出现了陶朱公、子贡等富商大贾。山东地区的经济繁荣，决定了该地区一大文化特征是重视经济利益，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道家和黄老学派都主张“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发展。
华北平原
周公分封后，山东地区出现了周人、殷商、东夷三大民族的杂居，三大文化也出现了交融。不过在不同的地区，文化交融程度是不同的。郑卫两国处于商朝腹地，使得两国保留大量的殷商色彩，如“尚鬼尊神”，崇拜巫术，音乐舞蹈发达，淫逸之风盛行。在《诗经》中，涉及该地区的有《邶风》、《卫风》、《郑风》、《鄘风》四部分，这些诗篇大多数被冠以“郑卫之音”，被后世认为是淫乱亡国之风。
淮北一带，是古国后裔集中地区，如杞国是夏朝后裔，陈国为有虞氏后裔，宋国为殷商后裔，邹国为颛顼后裔。这里文化传承了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陈宋之地地处豫东要冲，地形平坦，河流众多，植被茂盛，农业发达。这一代的百姓安于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向往返璞归真的生活。这里是老庄道家学派的产生之地。
鲁国深处东夷地区，地为少之虚，民有般商六族。但是鲁国建国后并没有吸收多少东夷文化，而是将宗周文化全面移植过来。在春秋时期，宗周地区被戎狄破坏，鲁国就成为了周文化最原本的保留者。周文化的特点就是“明礼、崇德、重民、尊君”，鲁国在春秋战国并非是大国，但是却得到各国的尊敬，正因为其保留了宗周文化。儒家之所以产生在鲁国，也和鲁国的文化基础有关。但是鲁国的保留的周文化越是根深蒂固，传统的保守势力也就是越大，改革也就是越困难。
山东地区的齐国是周文化、殷商文化、东夷文化融合得典范。姜太公治国主张入乡随俗，根据东夷族的风俗习惯来治理，所谓“因其俗，简其礼”。这就使得东夷文化能够和周文化能够融合得更好。这也就是使得齐国文化有了善于包容、兼容并蓄的泱泱大国之风。春秋时期，随着齐国的不断兼并东夷小国，使得东夷文化基本融入齐国。
百家争鸣
到了陈国后裔入齐和田氏代齐，陈国的道家色彩文化又传入了齐国，并且逐渐成为了齐国的主流思想。战国时代，齐国吸收了邹鲁文化、三晋文化、陈宋文化，使得齐国成为了新的文化高地。齐威王创立稷下学宫，诸子百家在其中著书立说、互相辩论，最终融合而产生了黄老学派。
三，瑰魅绚丽的楚越文化
楚、吴、越三国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些地方地广人稀，土地还未得到全面的开发，许多地区还保留着刀耕火种的局面。在中原文化传入之前，楚越之地主要以苗蛮文化和百越文化为主。春秋时期，楚、吴、越三国开始大规模吸收中原华夏文化。楚国不断扩张，吞并了大量的姬姓诸侯，使得境内的华夏族群增加，华夏的文化不断传入楚国。吴越两国在吸收华夏文化的基础之上强大起来，走向了华夏化。战国时期，楚越之地的文化特征已经和中原各国趋同，但是依然保持鲜明的浪漫主义特征。
楚越之地在地理环境上是相同的，三国都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山水相连、河网纵横、森林密布，这就是后来所谓的“江南水乡”。生活在楚越的人们虽然不太富裕，但是也免受饥寒之魄。人们流连于如诗如画的山水风光，沉醉于歌舞飘渺的生活，不免会产生浪漫主义情怀。《诗经》几乎没有记载楚越之地的歌谣，不过其他的古文献记载了楚辞出现之前的《渔父歌》《越人歌》《徐人歌》《沧浪歌》《接舆歌》等却能够组成鲜明的“楚风”或者“越风”孔子南游遇到的楚狂接與、长沮、桀溺、荷蓧丈人都是这些楚越文化背景下的人物。
楚越生活的民族主要是百越和苗蛮，虽然分为两类，但是在文化崇拜方面大体上是相近的。苗蛮“信巫鬼，重淫祀”“其俗信鬼而好祀”，百越则崇拜鬼神，“断发文身”。两族都将蛇和鸟作为图腾。两国的文字书写方式也相近，被称为“鸟虫书”。楚辞的产生也就和其巫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的《九歌》记载了多种祭神的歌舞。王逸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城，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作九歌之曲。”
屈原
楚越文化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尚武。楚、吴、越三国的建国历史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蛮荒地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逐渐从一个撮尔小邦发展成为大国。三国都是以武立国，其上下弥漫着坚强不屈的尚武精神。其国君一般也会亲自带队作战，战败后自杀的将领也不少。另外，楚越地区有丰富的铜矿资源，是古代青铜冶炼十分发达的地区。以青铜冶炼为基础，楚越的冶炼技术独步天下。如此，楚越之人好冶剑、配剑、击剑、斗剑，逐渐形成了尚武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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