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祖宗之法(宋朝采取什么政策)

导语：宋朝定下了什么祖宗之法，防止党争，最后却种下了党争的种子？

党争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但在宋朝，表现的尤为明显，这那个时代除了积贫积弱、宋词之外的，最有特色的关键词。

整个宋代的党争，给这个帝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当然，这个影响是负面的。党争带来了帝国内政外交政策摇摆不定，带来了知识分子阶层的颓靡与堕落，宋朝在党争中耗尽了帝国的元气，以至于“宋人议论未定，而金人已渡河”。

但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绝不缺乏党争带来的深刻教训，晚唐牛李党争造成的国家悲剧仿佛近在眼前，宋朝的统治者应该心有余悸，理应该在制度上入手，限制甚至是消除党争现象的出现，以最大程度保证帝国与君权的运行秩序。但从北宋到南宋，除了宋太祖一朝没有出现党争之外，有宋一代，党争现象延续不断，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到了南宋演变成大规模的主战派与议和派的党争，导致整个世风日下，南宋灭亡。

是宋帝国的统治者傻吗？

军人出身的宋太宗，自立国之初，就身怀浓重的忧患意识。作为军阀的他，从孤儿寡母中夺得权力，当然不希望在自己的统治中，再出现军阀夺权的悲剧，所以他重用文人，实施文人治国的政策，除了不许擅杀文人的祖宗的家法之外，还风轻云淡的一招“杯酒释兵权”，让武将们拥着歌儿舞女，享受美丽的生活去了。

对于文人结党，宋太祖也高度警惕。他曾经严厉禁止进士们以同年、同乡相称，防止出现小山头的利益集团。但事与愿违，文人，当然不仅仅是文人，结党似乎是人类的基因和本能，有社会和利益，就有结党的冲动与可能。在宋太祖之后，宋太宗时代已经有党争的苗头出现。

结党的现象，最初是因为对外政策的理念不同而引起的。宋太宗一门心思要攻打辽国以报仇，甚至梦想收回幽云十六州，但帝国内部的政策并不统一，当时以功勋老臣赵普为首的大臣反对攻辽，而以御史中丞、枢密副使赵昌言为代表的一派支持攻辽。为了扩大本派的实力，赵昌言利用自己的权力，大力提拔引进自己的老乡和同科进士的同年，毫不避讳地结党。据历史记载，赵昌言与盐铁副使陈象舆、度支副使董俨等四人，天天在赵昌言的家里密会，当时人称之为“陈三更，董半夜”。这大概是宋朝最早的党争了。

在此之后，党争的范围逐渐扩大，从对外政策到帝国内部的改革问题，都被作为党争的议题，特别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构成了宋朝党争的主要内容。宋仁宗时代的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改革派，与保守势力为代表的夏竦，展开了激烈的对攻，欧阳修还专门写了《朋党论》，从理论上阐述君子党与小人党的区别。

宋神宗、宋哲宗时代，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与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展开了大规模的党争。新党得势，将旧党全部驱除出朝廷；旧党得势就尽废新法，将新党一网打尽，以至出现了“元祐更化”。宋哲宗上台，新党得势，又将旧党势力逐出朝廷。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连比较中立的蜀党领袖苏东坡一派，也被越贬越远。

北宋南渡之后，围绕着主战还是主和的问题，形成了高宗秦桧集团与整个主战派之争。

事实上，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并不提倡结党。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意思是说，君子不结党，小人才结党。防范大臣结党，也是历代帝王的重要任务。宋太祖对形成朋党大有戒心，但为什么宋朝的党争不仅没有消失，还愈演愈烈呢？

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也许能给我们提供答案，而这个细节，正是宋朝建立之后制定的祖宗之法，也反映了宋朝统治者的阴暗心理——这正是法家韩非子所提倡的君主驭下之术。

宋真宗时期，四川人王钦若出任宰相之后，真宗又把非歧视南方人、与王钦若派系不同、政见不和的寇准任命为宰相。有人对此表示不理解，宋真宗直接说破，“且要各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异论相搅”的内容与用意，说白了，就是皇帝要有意地挑动群众斗群众，让政见相左、各不相容乃至怀有宿怨的大臣共处一朝，使之天天吵架打架甚至以命相博，以便达到消除在帝国内部任何潜在威胁的目的。而“异论相搅”，正是与文人治国一样，是宋朝的祖宗之法。也就是说，党争固然不为统治者所乐见，但统治者采取的鼓励放任各派大臣互相攻击牵制的做法，是宋朝出现党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宋朝的统治者不希望出现党争的现象，但是他们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阴暗的心理，又为宋朝党争埋下了种子，直至党争的种子生根发芽野蛮生长，乃至形成无法收拾之势。

这是宋朝党争的一个主观因素。宋朝形成党争，并非一个单独的因素在起作用，中国文化中的种种特质，也决定了任何一个帝国，都会容易形成党争，不过宋朝的某些政策，恰好提供了土壤而已。

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封建宗法制社会，因此地域和血缘的观念极为强烈。血缘关系与地域关系，非常容易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古老的文化中，同宗、同乡、同事、同学等，极容易形成利益团体。而大家有着共同的心理结构，抱团取暖也是人之常情。因此，在宋朝的党争中，既有地域之间的抱团取暖，也有科举考试同年之间的惺惺相惜，至于是否政见不同，是否是国是之争，崇高的目的在利益面前，早已经不重要了。也就是说，党争从最先的国策之争，已经发展到事关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利益之争了。

南宋的奸相秦桧便是明证。他大肆提拔任用自己的儿女子孙、同乡，形成了强大的派系，几乎把控了南宋朝廷的所有权力。原本怀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知识分子们，在忽左忽右的政治风向中，无所适从，道义早已经被放在一边，只有利益才被放在正中的位置。南宋时期，是秦桧一派，那么就变本加厉巴结秦桧；不是秦桧一派，就想方设法攀上秦桧一派，所以有人说，南宋的士风已经糜烂，原本在理学浸润下的知识分子，终于集体进入了荒唐堕落的深渊，没有几个人能幸免。

地域文化的冲突，在宋朝党争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在宋朝早期，来自北方的官员在朝廷内占据多数，北官看不起来自南官。寇准就是一个例子，他还曾经公开发表地域歧视的言论，公开拒绝任用来自南方的官员，被人告到皇帝那里。这当然是赤裸裸的地域黑，不值得学习。但在宋朝之前，中国的地域黑其实一直出现，就像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看不起宋国一样。

本来宋朝有南方人不能做宰相的传统，但是在南方经济文化获得突飞猛进发展之后，南方人做宰相的越来越多了。被寇准看不起的四川人王钦若，如主张变法的江西人王安石，一生悠游富贵的宰相词人晏殊等，斗做过帝国的宰相。但南方人整体的政治待遇仍然不高，在南方人眼里，北方人政治上的待遇比自己优厚，而在北人眼中，则是南人在政治上势力日广，威胁在增大。因此，相对位于底层的南方人求变，而相对属于中产阶级的北方人求稳，所以，在变法派中，南方人士居多，北方人士为少；保守派中，北方人士居多，南方人士为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新旧党之争，事实上就是南方与北方的观念之争。

形成党争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宋朝科举考试规模的扩大。在宋太祖一代，每一届科举考试录取人数不过几十人，而到了宋太宗一代，科举考试的规模越来越大，每一届录取的进士多达上千人。而这些同一年考取的进士，因为是同学关系，自然容易形成亲密的关系，进而形成同党。宋太祖虽然禁止举子与知贡举者以“座主”、“门生”相称，但并没有禁止同榜进士以“同年”相称，而且还恢复了唐代“曲江宴饮，雁塔留名”的传统，让新科进士得以订同年之谊。新科进士们除了登科后举行集会外，还编印通讯录，在进入权力系统之后，互相以诗文相会，把酒言欢，没事搞个同学会，提拔一对是一对，这种同年进士诗酒文会的风俗，从北宋初延续到南宋末，一直到到现在，历久弥新。

党争，既有皇帝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主观原因，也有南北方文化的冲突、科举考试规模扩大等客观原因，这与帝国的统治者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但在制度设计上的漏洞，让党争一直是帝国一道惨烈的风景。

宋朝的党争带来的严重后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皇权的扩大与相权的扩大。当皇帝比较聪明有手腕的时候，他可以游刃有余地控制两派的党争，比如宋太宗就相当轻松地打击了赵普、赵昌言的党争，但是当帝国皇帝能力呈现出递减的态势，就会出现宰相的权力做大的现象，在南宋一代，大奸相秦桧的权倾朝野，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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