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氏人现在是哪个民族(月氏族现在是什么族)

导语：新疆史前古代民族（2）：月氏人

原创 牛汝辰

月氏是“丝绸之路”上古老的印欧民族，也是这条贸易线上最早见诸汉文文献记载的游牧民族之一，又被写作“禺氏”“禺支”“牛氏”“月支”等形式。早在先秦时期，月氏就已经活动在今中国西北地区，并一度成为该地区一支最为强盛的游牧势力。由于地扼早期东西方交通的要冲，月氏几乎垄断了西域与中原之间的玉石贸易，汉文文献甚至称月氏输入的玉石为“禺氏之玉”。所以，在丝绸西传之前，这条东西方交通道路又被称作“玉石之路”。

关于月氏的族属问题，学术界曾先后提出过“突厥种说”“羌种说”和“欧罗巴种（印欧人种）说”三种主要的观点。近年来，随着有关考古发现的不断问世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更倾向于月氏人所操的是某种印欧语（伊朗语或吐火罗语），在体质上虽融入了一些蒙古人种的因素，但其主体仍是高加索人种（白种人），原为一支古老的印欧民族。《史记·大宛列传》注引《南州志》也明确指出，大月氏“人民赤白色，便习弓马”。

月氏人的原居地现在已无从探究，亨宁（W.B.Henning）曾提出了一种假说。他将月氏比附为西亚楔形文字中所见的Guti人，原来自波斯西部，占据并统治了巴比伦达百年之久；前3000年末期，Guti人遭到了驱逐，遂离开了他们在中东的故乡，经波斯、中亚，来到了今中国的西北地区。如果考虑到月氏人所操的可能是印欧语系东支中的Satem语或一种伊朗语的话，那么从该语言的地理分布来看，亨宁的假说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是，和大部分西方学者一样，亨宁也将月氏比定为东西方文献中所提到的吐火罗（Tocharoi）。然而，比较语言学的研究业已表明，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中的Centum语。如前所述，包括吐火罗语在内的Centum语的流行地区可能在中东欧一带，与Satem语的分布区域明显不同。所以，如果假定月氏人起源于今中近东地区，那么它与吐火罗人之间的关系就需要审慎考虑。

月氏人被西方学者比定为吐火罗是有其原因的。根据古代希腊文献的记载，大约在前141年，来自今阿姆河北岸的包括Asiani、Tocharoi、Gasiani和Sacarauli在内的四部游牧集团进占巴克特里亚，消灭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从而结束了希腊人在当地长达近两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引起西方世界的震动。据《史记·大宛列传》，前128年，汉使张骞到达这里，称这一地区为“大夏”。根据他的记述，此时大夏已为大月氏所征服。所以，西方学者便很自然地将汉文文献中所说的“大月氏”与西方文献中所记载的吐火罗（Tocharoi）等四部游牧集团联系起来，并将吐火罗等同于月氏。如果将东西方文献的有关记载细加比较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问题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根据希腊文献的记载，吐火罗等四部进占巴克特里亚、消灭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是在前141年左右。从汉文文献的记载来看，此时大月氏却活动在伊犁河、楚河流域，直到前130年他们才离开这里西徙阿姆河流域。所以，灭亡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吐火罗四部与大月氏无涉。这也表明，吐火罗与大月氏应分属于不同的民族群体，不能将两者简单地等同起来。

其次，如前所述，“大夏”一词是汉文文献中对“吐火罗”的不同译写形式。张骞称古代的巴克特里亚地区为大夏，表明这里在大月氏人到达前已经为吐火罗人所占据，与希腊文献的记载正合。这一地区亦因之被后世称为“覩货逻国故地”或“吐火罗斯坦”。前130年以后，这里虽然曾被月氏人征服，但其王廷开始设在阿姆河（妫水）以北，后岁移廷河南，但该地区仍称“大夏”。

大部分月氏人此后仍活动在阿姆河以北的地区（如唐代的“昭武九姓”），南移的可能只是大月氏的上层统治集团。吐火罗人在进占巴克特里亚后很快便在这里定居下来，接受了当地较为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所以，据《史记·大宛列传》，张骞称大夏“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大夏民多，可百余万”。而大月氏仍是一个逐水草的“行国”，“控弦者可一二十万”。这种情况直到《汉书·西域传》的记载中仍未改变。所以，在大月氏征服大夏以后，月氏与吐火罗是游牧的统治民族与定居的被统治民族的关系，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至于从名称的语音对音上将“大夏”比定为“巴克特里亚”，也是站不住脚的。有学者已对此加以辩证，兹不赘言。

最后，早在先秦时期，月氏与吐火罗（大夏）就活动在今中国的北部地区。《逸周书·王会截》所附《伊尹朝献篇》中列举了13个活动在中国“正北”的游牧民族，其中就将“月氏”与“大夏”（吐火罗）并列，表明先秦时期周人已经意识到他们分属不同的民族群体，并将两者区别开来。尽管他们后来陆续西迁，但张骞西使时似乎仍保留有这方面的认识，并在他的有关记述过程中反映出来。

所以，综合以上分析，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尽管月氏和吐火罗均属印欧人种，在历史上关系十分密切，但仍属于印欧人种不同的民族群体。

如果假定月氏人的故乡在今近东一带，那么东徙的路线很可能是先经过波斯进入中亚草原，后又沿天山南北进入河西走廊。从后来月氏西迁的路线来看，他们东徙时所走的路线很可能也是天山北麓一线。

从《逸周书》及《穆天子传》的有关记载来看，月氏至少在春秋时就已活动在今中国北方的一些地区。《史记·大宛列传》称：“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据研究，汉代所说的“祁连”实际上是今天的天山。所以，月氏在西迁塞地（伊犁河、楚河流域）之前的活动中心主要在“东起今祁连山以北，西抵今天山、阿尔泰山东麓”一带；而在先秦时期，其“势力曾一度东向伸展至河套内外”。唐代仍活动在今阿姆河以北的撒马尔罕地区的所谓昭武九姓胡人即为西迁大月氏的余裔，他们在追溯故地的时候均不约而同地将其指向河西走廊的昭武城，即今天甘肃临泽一带。结合《史记》《汉书》的有关记载可知，月氏西迁前活动的中心地区仍然在河西走廊。

匈奴兴起前，月氏已成为中国西北的一支最为强盛的游牧民族。匈奴单于冒顿在即位前曾被作为人质送往月氏。前209年冒顿弑父自立，随后东击东胡、西击月氏，匈奴从此强大起来。据《史记·匈奴列传》，前176年左右，冒顿在致汉文帝的一封信中声称：“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但是，冒顿此言显然有夸大之嫌。据《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直到老上单于（前174—前161）时，匈奴尚有“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的做法。此外月氏也并没有被“夷灭”或“尽斩杀降下之”，只是在匈奴的不断打击下，大部西迁今伊犁河、楚河流域所谓的“塞地”，史称“大月氏”。（大月氏西迁的时间一般认为在前174—前10年，亦即老上单于在位时期。）

大月氏的西迁导致了今中亚草原一系列的民族迁徙活动的发生。原驻牧于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塞种人被迫西迁，《汉书·西域传》称“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不仅如此，塞种人还进一步深入到了印度次大陆，从而使印度和阿拉霍西亚（Arachosia）从前1世纪开始便进入了所谓的“塞种帝国时代”。前述吐火罗四部游牧集团进占巴克特里亚、灭亡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举动，很可能也是这一背景下进行的。

大约在前130年左右（有关大月氏离开伊犁河、楚河流域的时间，请参阅余太山《塞种史研究》，第57—58页的考证），西迁的大月氏又被乌孙人击破，遂西迁至中亚的锡尔河、阿姆河流域地区，并征服了占据巴克特里亚的吐火罗（大夏）人。大月氏初建王廷于妫水北，后又南移至巴克特里亚。

据研究，此后在这里兴起的贵霜王朝同大月氏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贵霜在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早已为国际学术界所公认。[37]此外，大部分大月氏人仍然活动在河中地区的撒马尔罕，并与当地居民相融合；隋唐时期，他们又以昭武九姓的面目出现，活跃于当时的东西方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各种活动之中。所以，大月氏的西迁不仅导致了古代丝路中段政治格局和民族结构的改变，为这一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且他们自己也为促进东西方文明的进步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大月氏从河西走廊西迁的同时，“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史记·大宛列传》）。这些残留下来的月氏人主要活动在从河西走廊到昆仑山一线。《魏略·西戎传》云：“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不知其道里广狭。”他们与羌族杂居相处，逐渐为羌族所融合。所以《后汉书·西羌传》称其“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

西晋末年，部分小月氏人的后裔甚至深入到了关中及其邻近地区，而在敦煌、吐鲁番和罗布泊等地区亦可看到有关他们零星活动的材料。直到五代时期，还有一支被称作“仲云”的“小月氏之遗种”活动在沙洲（敦煌）以西地区。《新五代史·四夷》云：“沙洲西曰仲云，其牙帐居葫庐碛。仲云者，小月氏之遗种也，其人勇而好战，瓜沙之人皆惮之。”此后，小月氏之名便从历史上消失，散处各地的小月氏人后裔最终完全融入了其他族体之中。作为古代印欧人种的一支，他们的融入无疑丰富了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体发展而来的汉民族的内涵。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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