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青花瓷为什么那么贵(为什么元代青花瓷稀少)

导语：刘新园：元代的青花瓷器为什么突然而又成批地出现在景德镇?

这个问题似乎很容易回答，因为常识告诉我们:青花瓷器最适宜装饰质地优异的白瓷，而不适宜画在龙泉窑的厚釉下，更不可能画在吉州窑的黑釉之下。我们知道，青花瓷器原为销往伊斯兰教区的外销瓷，而伊斯兰国家波斯早在13世纪就流行用钴蓝彩画白釉陶器了。我元代北方虽有生产白瓷的窄场，但在与波斯陶质相近的(质地粗劣)北方白瓷上流行彩绘青花，而作为输出品就没有意义了。

这样一来，好像青花瓷器出现在景德镇就是理所当然，势所必趋的事情了。而仔细一想却没有这么简单。这是因为青花瓷器出现之前的景德镇，还是一个生产纯白瓷或青白瓷的窑场。考古资料与文献史料都没有迹象表明它曾经烧过彩绘瓷器，严格地说，这个窑场的工匠在制造青花瓷器时是缺乏美术基础的。然而，青花瓷器必竟在这里成批地诞生了，而且一露头角就显得那么完美，以至使明、清两代的同类产品也不能望其项背。这就不能不使人想到绘制青花瓷器的这批人的问题了。

我曾带着这个问题留心过文献与遗物。虽然没有获得直接证据，但还是发现了一些可疑的迹象。比如:

1、宋代的景德镇仰烧瓷器，都是把垫饼顶住碗底，使其足壁悬空烧成。这类烧法与五代越窑相同。至元代，突然使用大于制品圈足的垫饼，把瓷器的圈足直接放在垫饼上装烧，器物的足壁大为增厚。元代的这种装烧方法与元代瓷器的挖足形式，都与景德镇宋代的传统不同而与北方窑—尤其是磁州窑系的工艺十分相似。

2 , 1980年，白混等同志在景德镇市内清理一处元代的作坊遗迹时，曾于遗迹的淘洗坑边发现过一个高足杯的残器。残片的釉面上用含铅的红、绿、黄三色潇洒地彩绘着一枝折枝菊。我们知道，釉上红绿彩见于宋金磁州窑，印证明初人曹昭《格古要论·古饶器》:“近世有……五色花”的记述，可知磁州釉上彩已于此时传入景德镇。

3、如果把元大都出土的磁州窑龙纹扁壶和伊朗的景德镇元青花龙纹扁壶相比，不仅造型相同，龙的姿态也十分相近;如果把磁州窑画有鱼藻的盆与元青花鱼藻盘相比，则构图与用笔都有共通之处;若把(英)玛格莉特·麦德琳(Margaret Medley)女士介绍的色特尔($eattle)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碰州窑花口瓶(《元代的瓷器与拓器》插图第97)下部的带状花纹—折枝菊与元青花瓷器上的折枝菊相比，就简直像出自一个画家的手笔，不仅构图一样，就连运笔的速度也都神似。它们所不同的仅仅是同一画家所使用的颜色和材料的不同而已。

4 , 1973年，我们在湖田窑南岸清理一个元代的灰坑时，曾在坑中发现过数片元青花与一片磁州窑的黑彩器。以后在元代窑业堆积区又有类似的发现。我们曾根据以上四点，以为元代景德镇的制瓷技艺是与磁州关系密切的。

最近查阅文献，看到了如下的两条记载：

1、《元史·忙兀台传》:至元二十六年(1289 )，朝廷以中原民转徙江南，令有司遣还，忙兀台言其不可，遂止。

2、明·弘治《徽州府志·地理二》记至元二十七年(1290)休宁县户口谓:户:三万六千六百四十八。口:十九万一千六十四。内有税产户:二万三千六十九。无税产户:一万三千五百七十九。北人户……匠户……往往进退不常。

从上两条文献看，中原人民确实曾大量迁往江南，邓采不大量决不会引起朝廷注意。然而元廷在忙兀台的建议下，必竟听其自由迁居了。沐宁县有“进退不常”的所谓北人户与匠户，景德镇一带当不例外，因休宁县离景德镇仅百来公里。

我们知道，画釉下青花与画釉下黑彩只有彩料的不同，在技法上是没有什么差异的。正如一个用国产黑墨水画画的人(与釉下黑彩比)也可以用进口的兰墨水(把它与波斯进口的青料比)画画一样，然而磁州窑系的画花工干的事情，缺乏绘画训练的景德镇陶工(其时景德镇瓷以印花为主)就不一定能胜任。我们知道磁州窑生产釉下黑彩的历史，从北宋—金、元从末停歇，那么它就必然积累了丰富的彩绘经验，拥有众多优秀画手。文献曾记元王朝搜括技艺之人(《元史·世祖纪八》)，经常向元廷进宝的回回商人往往要求皇帝回赐}，如他们要求得到具有兰色花纹的中国瓷器的话，元廷就会很迅速地把磁州匠人调往浮梁瓷局。如果磁州匠人不在匠籍，元廷又不阻止自由迁居，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来到商品生产极其发达的景德镇了。

不论是官匠还是民匠，把以上文献与遗物联系起来，我推测磁州窑系的工匠是到过景德镇的。否则的话，湖田窑怎么会有磁州黑彩残片，元青花的笔意为什么会酷似磁州黑彩，如果不是训练有素的磁州窑系的工匠操笔彩绘，成批的初露头角的元青花为什么会显得那样的完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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